北京慶祝建國60週年大遊行的一個鏡頭
在北京慶祝建國60週年之際，本臺邀請一批文化、知識界人士就中國近60年的發展歷史撰寫文章。旅居美國的《北京之春》主編胡平也欣然應允。胡平在學生時代曾經投身西單民主牆運動，89年以來在海外民運界一直頗具影響。日前編輯部收到他的來稿，現刊登如下。
中共建政60年的歷史，就是對正義反覆蹂躪踐踏的歷史。
如今，中共當局最驕傲的一點莫過於其經濟改革的輝煌成就。據說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在於中國實行了一條不同於俄國東歐休克療法的漸進路線。西方學者馬克.倫納德(Mark Leonard)在他那本«中國怎麼想？»(What Does China Think？2007)一書裡，引用主流經濟學家張維迎的一個關於斑馬村的寓言來解釋中國的漸進改革。
這個寓言講的是:一個村莊原來主要依靠馬來幹活。過了一段時間後，村裡的老人認識到鄰村依靠斑馬幹活，效果更好。所以雖然多年來對馬大唱讚歌，他們還是決定擁抱斑馬。唯一的障礙是說服那些已經接受了幾十年崇尚馬的洗腦教育的村民。老者制定了精巧的計畫。每天晚上，在村民睡著的時候，他們就在白馬身上塗黑色條紋。村民醒來後，老者就向他們保證說這些動物不是真正的斑馬，仍然是從前的馬，不過上面畫上了沒有危害的條紋。經過了很長時間的間隔後，村裡的領袖開始用真斑馬來取代塗上條紋的馬了，這些龐大的動物改變了村裡的財產所有權，提高了生產力，創造了財富。只是在所有的馬都被斑馬替換掉多年後，在村民已經享受了多年的繁榮後，老者才召集村民開會宣布他們的村子已經成為斑馬村，斑馬好，馬壞。
張維迎這個寓言最早是1993年講出來的。去年，紀念改革開放30週年，張維迎發表文章和講話又再次提到這個寓言。不錯，中國的經濟改革是一場偷天換日，暗渡陳倉，也就是說，是在所謂"中國特色"的掩飾下，逐漸地用資本主義(斑馬)取代原來的社會主義(馬)。但是和寓言講的相反，改革的障礙並非來自村民。村裡的長者們之所以要採取這種偷天換日，暗渡陳倉的辦法，主要是為了掩蓋自己的罪錯，維護長者們自己繼續對村民實行專制統治。
因為盡人皆知，這個村莊(中國)早先並不是依靠馬(社會主義)幹活的，而是依靠斑馬(資本主義)幹活的。只因為出了個馬黨(共產黨)，硬說斑馬壞、馬好，用武力奪取了村裡的大權，把斑馬統統殺死，一律用從北方引進的馬來代替，同時也把班馬的主人統統消滅。可是在多年的實踐之後，村長們不得不發現馬並不好使，馬幹活遠遠比不上斑馬，因此不得不進行改革，重新引進斑馬來代替馬。但問題是，既然村長們本來就是靠著用馬取代班馬起家的，如今又反過來再用斑馬取代馬，那不是等於承認他們原來做錯了嗎？既然現在改用斑馬了，那他們這一夥馬黨還有什麼理由賴在台上繼續獨攬大權呢？為了掩蓋自己的罪錯以及保住自己的權力，於是，村長們對外宣稱，他們現在用的並不是斑馬，而是"有條紋的馬"("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這就是中國的改革。想當年，中共奪取政權，高舉"消滅私有制"的旗幟，用最殘酷血腥的手段消滅了中國整整幾代經濟精英，摧毀了原有的市場經濟(儘管那時的市場經濟也很不健全，不過至少比今天中國的市場經濟要像樣得多)，把全體人民強行納入共產體制，並且對任何所謂"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都予以無情的專政。一直搞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中共高層統治者才大夢初醒，不得不改弦更張，放棄社會主義，重建資本主義。
照理說，從正義的原則出發，共產黨就應該引咎辭職以謝天下，他們或許可以免於法律追究，但必須要向千千萬萬受害者賠禮道歉，並給予物質賠償。最起碼的，它也應該放棄一黨專政，開放自由民主。退一萬步講，就算他們之中的一些人認為中國的基礎太差，民主不能一蹴而就，共產黨雖然欠債纍纍，理當下臺，但在眼下的中國一時間還沒有可以替代的力量;既然他們清楚地懂得自由民主的原則上是正確的，是合情合理的，因此，他們也應該明確地作出推行民主的莊嚴承諾，給出實行民主的時間表，立即終止政治迫害，在民眾的參與和監督下實行公正的經濟改革。
問題就在這裡，共產黨本來是靠消滅私有制起家的，如今它又回過頭來搞私有化，那無異於釜底抽薪，自己取消了自己統治的合法性。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引出要求結束共產黨專政的民主化洪流。面對這股民主化洪流，稍有人性的共產黨都不敢鎮壓，而不敢鎮壓的原因是不好意思鎮壓，是沒臉鎮壓。因為他們自知理虧心虛，他們知道他們對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過，他們對自己的人民有強烈的負罪感。這就是為什麼蘇聯東歐各國的共產黨領導人，儘管重兵在握，但都能放下屠刀，接受民主，與人民達成和解。唯有中共，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坦克車開上街頭，殘酷鎮壓和平請願的民眾。我要強調的是，六四屠殺不但是十分殘暴的，而且是極其無恥的。六四屠殺是對人類正義的肆意踐踏與公然蹂躪。
然而，事情還沒有到此結束。我們知道，早在六四之前，中共就大搞官商官倒，借改革之機大發橫財;在六四之後，諒老百姓不敢說個"不"字，更是加快了化公為私的竊國步伐。一方面，中共把自己幾十年錯誤決策的惡果轉稼到民眾身上，另一方面，它又把民眾幾十年創造的財富大規模地轉移到自己名下。這無疑是對正義的又一次公然蹂躪與踐踏。中共先是以革命的名義搶劫，再是以改革的名義分贓。歷史上，有的是專制者(例如印尼的蘇哈托)巧取豪奪人民財產，但他們不曾搞過消滅私產的共產制度;也有過專制者(例如俄國和東歐的共產黨)實行過消滅私產的共產革命，但他們至少還不曾反過來又把公產據為己有。唯有中共卻把這兩種相反的壞事--先是滅私充公，後是化公為私--全做了。這是雙重的掠奪，雙重的反正義。在這樣反覆的兩次蹂躪踐踏之後，正義在中國已經蕩然無存。
不容否認的是，一個立足於如此傷天害理、不公不義的政權，它的存在就是對良知與正義的嘲諷;它的崛起必然是對自由與和平的威脅，如果我們還不能及時地警覺起來，行動起來。我們必須意識到，今後一二十年，對於中國是極為關鍵的，對於世界也極為關鍵。如果在未來一二十年，我們還不能使中國走上自由民主之路，那麼，不但是中國自己，還有整個世界，都必將遭遇巨大的災難。
作者簡介：
胡平，1947年生於北京，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85年進入社科院，1987年赴美國哈佛大學攻讀博士。1988-1991年任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席，先後在《中國之春》雜誌和《北京之春》雜誌主持筆政，現居紐約，任《北京之春》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