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議員毅然請辭，訴諸於公投，揭開香港歷史新一頁。但是，中共絕不願看到香港變為臺灣式的民主燈塔。港人前路依然坎坷。
先社長哈公先生曾在他的一篇怪論中形容香港和臺灣是掛在中國體外的兩顆睪丸，對於中國的生命至關重要。哈公在本刊創刊半年後便因病辭世，那是一九八七年六月。香港和臺灣這二十多年對中國大陸的重要性，哈公未能看到，但是，無論中港臺互動的演變如何，我們仍然欽佩哈公的論斷精彩、無與倫比。
香港：和中共較量的舞臺
香港和臺灣對中國大陸取得今日自豪的「走資」成就，曾經作出西方資本不可替代的貢獻。但隨著中國經濟的壯大，港臺現存的利用價值萎縮，在中國致力於大一統的宏圖中，港臺竟變成中國的一項「負資產」，那是中南海頭疼不已的心病，中國的民族問題、統一問題，舉世無雙。間歇發作的是西藏、新疆，新聞很大，不過頭疼一陣而已，因為那是「少數民族」問題。然而，臺港卻是「自家人」的問題。臺灣當然是頭號麻煩，是半世紀以上的恩怨情仇，解不開、理還亂。那裡有一個二千多萬人的政權，完整的國家機器。完全可以不買北京的帳。連正藍馬英九也令他們失望。
因此，真正的戲臺在香港。一九九七，憑鄧小平君臨天下之威，趕走了英國佬，實現了「主權回歸」。很多人忽略或不懂這四個字，整天價「回歸、回歸」，沒有留意中英協議乃是建立在這四字之上。換言之，只是「主權回歸」，「治權」沒有回歸，故而才有「港人治港」、「一國兩制」、基本法。也沒有人去咬文嚼字：中國憲法第一條明文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然而，憲法之下的「子法」香港基本法，卻明文規定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
這種憲政上、法制上的根本矛盾和香港主權轉移完全是中英協議的結果，受履行國際條約的制約，正是觀察今日香港「政改」問題、中港關係乃至「反中亂港」，必要的前提。香港民主派和保皇派的長期對抗也源自於此。
香港最近的政治焦點是「五區公投，全民起義。」由公民黨、社民連五名議員宣布辭職，逼使立法會舉行補選，以變相的公民投票，彰顯市民對於二○一二年雙普選的支持。事態已經在香港掀起漫天風雨。龐大的中共在港勢力，正發動政界、媒體、學界進行大圍剿。辱罵總辭議員是「政治流氓」「無法無天」「挑戰基本法」，目的就是要搞「獨港」、搞「顏色革命」……聲勢只有當年魯平之流反彭定康政改方案的憤怒可以相比。中共文匯報的網友則直呼：「堅決抵制任何普選，香港特首只能由中央來任命！」「這場政治和智慧的角力，可能比臺灣問題還難搞！」。
政改一拖再拖中共失信於港人
這是一些頗見真章的聲音。「五區公投」當然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石頭。走上街頭的新一代可能不是太瞭解事態的來龍去脈。
香港民主派在八十年代就表示支持香港回歸中國。理由何在？他們叫做「民主回歸」即借「回歸」東風結束殖民地歷史，實現港人當家作主的民主理想。因此，司徒華、李柱銘都進入規劃回歸的基本法草委會共襄盛舉。但是，民主派的理想一再遭到挫敗。
首先，排除了九七回歸實現民選特首的可能，解釋是百廢俱興，條件不成熟，要有個過渡的安排，延後十年吧。民主派好商量，接受○七○八年普選特首與立法會的安排，此議列入基本法附件中。不料二○○四年人大釋法，否決○七○八雙普選，理由仍是條件不成熟，要循序漸進。民主派理所當然不服氣。香港如此發達、現代化程度居全球一流的都市，何來不成熟之理？便出現了爭取二○一二年即第三屆大選時實現雙普選運動，但二○○七年又遭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否決，換來的是一句空頭許諾「二○一七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隨後可以普選立法會」，這就是今天五區公投的來源。
為甚麼？因為北京沒有信用，中共撒謊成癖，人治難改。九七到一七，一拖二十年，不過只是「可以」二字！沒有時間表，沒有路線圖，「可以」隨時變為「不可以」。中共花招翻新，二○一七搞一個假普選，讓你「食死貓」，玩你於股掌之上。社民連看透奸計，五區總辭於焉出臺。一個月前，特區政府提出「二○一二年政改方案」作三個月的市民諮詢，其中對二○一二年的特首與立法會的產生提出改進辦法，主要是選特首的選舉委員會由八百人增加到一千二百人，立法會議席由六十席增加到七十席。但特首的提名門檻仍維持八分之一，即由原一百人增加到一百五十人。這在左派控制多數的選委會中，對提名民主派的候選人極為不利。更重要的是，這份政改方案，對二○一七到二○二○雙普選隻字不提。
五君子請辭：香港歷史光榮一頁
因此，由未參與五區總辭的民主黨等十一團體組成的「終極普選聯盟」的目標是爭取二○一七的「真普選」，這是民主派為香港全民普選作出的一項妥協程序，他們和五區公投只是梯隊不同，顯示民主派不放棄民主的任何機會，並非左派攻擊的逢中必反。
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香港社民連、公民黨五名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梁國雄、陳偉業、梁家傑、陳淑莊中午到立法會秘書處正式遞交辭職信，然後藉助五區補選，實現變相的全民公投。這是香港歷史性的一刻！因為在中共主權之下，將「公民投票」變成建制內的政治行動這是第一次。五君子突破中共統治六十年的禁忌，必將在中國漫長的民主發展史上留下光榮的一頁。
公民投票是當代民主政治、體現「主權在民」的最高境界，即直接民權的實踐。代議政制，人民通過選舉產生的議會行使權力，是間接民權，這是民主的一般形式，因為不可能任何決策都由全民投票來表決。但國家或社會的重大公共政策交由人民一人一票直接決定，已是二十世紀來的潮流，尤其是一些人口比較少的國家，如瑞士進行過三百多次公投，歐洲各國都有多次公投記錄。美國各州憲法修訂必經公投決定。公投的民主原則，從共產國際到聯合國都是認同的。公投往往是實現人民自決、民族自決的必要手段。在臺灣，《中華民國憲法》早有一章「選舉、罷免、創製、復決」。復決就是公決、公民投票。二○○四年又制定《公民投票法》，分全國公投與地方公投。迄今，臺灣舉行過六次全國公投。（現時流行的民意調查，也是公投、直接民主原則的運用。）
但是，在中國大陸，六十年來沒有公投概念的存在，不僅憲法、黨章沒有痕跡，連《辭海》都查不到「復決」二字！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不僅嚴禁三權分立、多黨制，甚至規定荒謬的「不爭論」，黨內民主都予封殺──獨裁到如此地步，香港新老左派、親共派、保皇黨，唯命是從，便是毫不奇怪的事，當年圍剿彭定康、劉慧卿一句話：（尊重臺灣人民的選擇）和今天瘋罵五區公投是「港獨翻天」「暴力顛覆」「煽動革命」……以「起義」號召公投，純屬文宣設計，毫無暴力含義，卻被大肆抹黑、危言聳聽，極盡恐嚇之能事，渲染反共風險，挑撥中央與特區關係，用心之壞，神經之錯亂，只有歇斯底里可以形容。表現最惡著者，是那麼兩三枝筆桿子，或是投身而暴發者，或是前民主派的出逃者，恨不得中共趕快出兵，把「起義份子」就地正法而後快。
這是香港民主運動和中共在港附庸集團的一場大對決。是泛民派走向成熟、親共派無可救藥的新較量。
議會功能組別弊端多早廢早好
公民黨副主席梁家傑律師說，公投運動的核心思想是借公投結果，取消功能組別。這是近年來一個爭論的重要議題。是香港政制改革的重大目標。
香港議會的功能組別，原是港英政治地體制的產物。七十年代前的議員全部委任。一九八四年港府發布《代議政制綠皮書》，首定立法局五十七名議員中二十四名經選舉產生（其餘三十三人包括十一名官守議員，二十二名總督委任議員）。這二十四名議員中，十二名由功能組別選出，這是功能組別最早的出現。到一九九一年，議員增到六十名，其中功能組別議員增到二十一人。一九九五年港英時期最後一屆立法局議員六十席，全部選舉產生，其中分區直選二十席、選委會選十席，功能組別由彭定康政改方案提出增加九席，成為三十席。
港英當局的原意是逐漸開放各專業人士的參政，擴大立法局的代表性。彭定康計畫三十功能組的選民可達二百三十萬人，選民將比以前擴大五倍。彭定康的政改遭到魯平痛斥為「千古罪人」後被否定。但「功能組別」卻保留延續至今，這個制度有何弊病呢？
一、不合公平原則。立法會六十議席中，分區直選三十席選民為三百三十七萬人，功能組別三十席選民（含個人與團體）只有二十二萬六千人。功能組別三十席中的選民票十九萬人，一人一票，只選十席，而團體票、公司票佔二十席。如有五千五百八十二個企業的十個功能組，佔了十二席。有三功能組合格選民均不到一百五十人，卻各佔一席。
二、各界分配不合理。教育界有八萬八千多選民，一席；漁農界只有一百六十選民，也是一席。團體公司的一票往往都是老闆出任。
三、代表易失公義資格。如最近的高鐵爭議，個別功能組議員涉及工程投資與地產的利益關係，使之不聞民間的反應，參與強行通過高鐵撥款。行業功能組議員多為大財團代表，他們便不惜聯手支持損害小業主與消費者利益的提案。
四、多數議員支持的議案，可以被功能組否決。如有關最低工資、保障勞工權益方面情況多次發生，有案可查。因為議案通過門檻高，往往不是簡單多數。
可見，功能組別制度，不僅不合理地佔有議會一半之多的議席，又是小圈子選舉產生，和分區直選另一半的選舉產生形成強烈對比，失去民主制度的公平普遍意義，勢必繼續在議會中發揮負面影響，淪為議會官僚化的累贅，能夠早日割掉這塊贅肉，使議會更真實地代表全港人的利益，實為當務之急。
按北京口頭承諾，功能組別也將在十年後議席全部直選而消失，但是，今天港共一派仍在大力硬挺功能組別，文匯報鼓吹功能組別要「永遠保留」，透露不祥的圖謀。因此，五區公投將其擺上臺，批之廢之，和爭取特首普選一樣，是一場硬仗。其難度有如我們多次呼籲取消政協、加強人大的代議功能無效一樣。
從五區公投這場惡鬥看來，香港雙普選的前路，還是充滿坎坷，保皇黨和他們北方的主子已經看到「香港可能比臺灣還難搞」。
可以見到的趨勢是，已經建立民主社會的臺灣，面對中共的統戰，其得失只會是「多少的問題」，而香港未來的民主則潛伏著「有無」的危機。一黨專制下的權貴利益集團，不會甘願看到香港變成臺灣式的另一座民主燈塔，那是絕無疑義的。
（二○一○年一月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