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壯大之謎》(24)：周恩來幾次說紅軍長征是戰敗撤退
當時是最高三人決策者之一、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後來幾次說紅軍是打敗仗以後的撤退，他在1960年說道：「但是紅軍路線執行結果是退出江西，被迫長征。現在看來，當時不退出江西是不行。」注6在長征中擔任紅軍參謀長的劉伯承說道：「最後，又拒絕了毛主席將紅軍主力轉移至外線，調動和殲滅敵人，用以保衛和擴大紅軍根據地的正確主張，實行逃跑主義。1934年10月，猝然決定離開中央根據地，事前固然未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作深入的思想動員，又未作從陣地戰轉至運動戰，從依靠根據地為脫離根據地，長途行軍作戰所必須的準備工作，即倉促轉移。」注7這兩次回顧的是在毛澤東盛極一時的晚期，當然擺脫不了歌頌毛之類，但是仍然透露出長征不是預定的「偉大的遠征」的信息。
現在根據「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來證明以上說法的可靠。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共中XB長、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張聞天，早在長征出發前的一個月，即9月26日就在中共中央主辦的「紅色中華」上，發表文章「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引經據典地論證為了保存革(和)命力量而退卻的必要性：「為了保衛蘇區，粉碎五次圍剿，我們有時在敵人優勢兵力的壓迫下，不能不暫時的放棄某些蘇區的城市，縮短戰線，集結力量，求得戰術上的優勢，以爭取決定性的勝利。」有的回憶錄中記載，中共的非核心領導是從這文章知道紅軍將要放棄蘇區作戰略轉移的；10月8日，中共中央給分局發出訓令，指出紅軍將要突圍轉移，中央蘇區應該廣泛發展游擊戰爭：「正確的反對敵人的戰鬥與徹底粉碎敵人五次圍剿，必須使紅軍主力突破敵人的封鎖，深入敵人的後面去進攻敵人，這種戰鬥的方式似乎是退卻的，但是卻正相反，這才是進攻敵人，克服敵人的堡壘主義，以取得勝利的重要方式。」這兩段重要文件表明，所謂戰略轉移，是在軍事失利和被包圍的情況下，不得不突圍的軍事戰略行為，與「北上抗日」無關，也與中共當時最高三個核心成員之一的周恩來的說法一致。
八路軍359旅開進南泥灣屯墾，把這片不毛之地變成了陝北的「江南」。他們在荒山野嶺安營紮寨，搭草棚，挖窯洞，篝火禦寒，野菜充飢，創造出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南泥灣精神。
正因為如此，突圍以後到達哪裡呢？首先是為了紅軍的生存和發展，而從來不存在「抗日」的任務。突圍以後的首要目的是湖南西部，企圖與在那裡的賀龍、蕭克統率的二、六軍團會合併建立新的蘇區，這裡距離華北抗日前線比江西蘇區更遙遠。「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記載中央政治局在1934年12月18日曾經進行「黎平會議」，調整了戰略部署，即改變到湘西與賀龍所部會合的決定，而是繼續向西到貴州人口稀少地區建立根據地：「鑒於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但是政治局認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雲南地區對我們是不利的。」注8
這個決議顯示，在任何目的地中，都沒有出發到抗日前線的意思，只是為了求生存。實際上，在紅軍離開了江西蘇區以後，雖然利用了軍閥陳濟堂的私心，順利地通過了湖南、廣東交界附近的四道封鎖線，但是在湖南與廣西交界一帶，受到了湘、桂軍隊的夾擊，損失極為慘重，「中國紅軍長征記」一書綜述道：「湘江戰役使我軍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紅一軍團減員不少。一師三團長征出發時是兩千七八百人，過湘江後只有一千四五百人了。紅三軍團有一個團被敵人切斷，未能渡過湘江。紅五軍團的三十四師和紅八軍團被敵人切斷和打散的部隊大部壯烈犧牲。紅九軍團損失很大。而很多師團營連幹部的犧牲，更是我軍的重大損失。渡過湘江之後，我軍已由長征出發時的八萬六千多人，經過沿途的多種減員，特別是湘江戰役的重大犧牲，只剩下三萬多人了。」注9姑且不論此時戰爭的是非曲直，無論在湘西或貴州等其它地方建立根據地，都不是為了抗日。
於是，紅軍向西進入貴州，那裡的地方軍不堪一擊。
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究竟做了什麼？
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究竟做了什麼？中共軍隊是怎樣在抗戰中壯大的呢？」這是旅美學者謝幼田在其所著一書中要探討的問題。中國抗日戰爭57週年前夕，這本書已經由明鏡出版社出版上市。
作者說：在我眼前展現的竟然是令人難以想像的歷史事實，任何一個中國人知道這些都會憤怒地拍案而起。(作者介紹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社會科學研究環境也相對寬鬆了。這使得研究近代歷史的大陸同仁，在抗日戰爭領域，在1980年代，寫出了一批在毛澤東時代可能會有坐牢之禍的書籍，如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十幾本《中華民國史研究叢書》、《國民黨理論家戴季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國民政府陪都重慶史》，甚至連解放軍出版社也出版了一些反映中國軍隊英勇抗戰的書籍。
於是第一次在大陸中國人的眼前呈現出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在抗戰中不是賣國，而是積極抵抗，呈現出中華民國軍隊浴血抗戰的可歌可泣的歷史──呈現出中華民族不屈的靈魂。但是對於抗戰史的研究來說，「國民政府在抗日」只是問題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中國共產黨在做什麼？以上著作往往仍然提到：「抗日戰爭是國、共兩黨共同領導的」，比較毛澤東時代的鐵論：「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已經向前跨進了相當大的一步。可是中國共產黨究竟怎樣領導呢？而且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戰中的史跡，反反覆覆只提到有平型關大戰和百團大戰，其它的大戰好像都是國民政府領導的軍隊打的，那共產黨軍隊在做什麼？
中國抗日戰爭57週年紀念之際，由旅美學者謝幼田所著的由明鏡出版，該書披露的史實令人難以想像。
本著這疑問，作者一度研讀國民黨統治中國大陸時期和後來在臺灣出版的有關書籍，但是其中的自我歌頌和宣傳成份會不會比較多呢？於是作者改讀主要由北京近年出版的大量有關抗戰的史書，主要是中共中央文獻，以及元帥、將軍們的回憶錄。例如，最重要的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關於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重要領袖的《年譜》，以及部分開國元帥和將軍們的回憶錄，等等。這些真實的史料，再現了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和軍隊在抗戰中的作為，這些作為，與大陸官方長期所宣傳的抗日戰爭史大有出入。
研讀、研究的結果，作者憤怒地說：「中華民族被出賣了！就連公開賣國的汪精衛集團也遠遠難以與之相比！」他寫下這本二十六萬字的著作，力圖揭開被掩蓋了數十年的中國抗日戰爭真相。
謝幼田1980經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試，進入四川社會科學院，先後擔任編輯、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1987年應邀到美國斯坦福大學做研究，現任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V.Fellow)。在國內外有多篇論文和四部專著出版。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