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雲飛按：除了讀過一些丁抒先生散篇文章外，丁抒先生寫反右的專著《陽謀》我讀過，反應五八年至六二年餓死三千多萬大人禍的專著《人禍》尚未來得及讀。總體感受是嚴謹、節制，充滿學者的實證學風，令我非常受教益。自然由於國內檔案尚未開放，其研究的漏洞和尚待證實之處亦有，但總體看，在目前資料相對稀缺的情形下，他的研究應是比較全面而深入的了。反右主要在知識份子和城市當中，工人和農民中相對較少，以至於許多研究右派的人，對此有所忽略。事實上任何較大規模的運動，工農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反右亦如此。但由於資料的蒐集相對較難，所以這方面很少有專文研究，我認為丁抒這篇文章正可以為不少讀者解惑。2010年 2月7日8：56分於成都
丁抒：五七年在工農中的反右運動
反右一開始，人民日報就刊登社論《工人說話了》，一時間，在黨的指揮下，各地動輒舉行數千、上萬人的集會，「憤怒聲討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所有的輿論工具都將「工人階級」搬出來，異口同聲地說「我們不答應！」農民也被抬出來，說「（右派份子）想取消黨的領導就是要拆散農民的集體幸福生活」。一時間，好像工人農民都堅定支持共產黨，唯有一小撮右派與共產黨為敵。他們四面楚歌，成了億萬「工農兵」口誅筆伐和當眾鬥爭的對象。
由於共產黨控制了一切新聞媒介，人們從報刊、廣播電台上得到的，只能是這個印象。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在毛澤東「反擊」右派前夕，廣大工人對報刊發表的知識份子批評中共的言論、文章多持贊同態度。有的工人甚至已經以行動──罷工、罷課和請願示威等來呼應知識份子對中共的批評。在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僅五月下旬便有三十餘家工廠的工人到中共市委請願。而這時在農村，成千成萬的農民正在激烈地抵抗毛式社會主義的合作社。只是靠了「輿論一律」，共產黨成功地封鎖消息，外界無從得知罷了。
在將數十萬知識份子打成右派後，毛澤東立即在工農中搞了一場也是引蛇出洞式的反右運動。但由於工農中的右派未被冠以「右派」帽子，而稱為「反社會主義分子」，這工農中的反右運動長期被忽視，未受史家注意。今特為文簡述之。
為工人階級當喉舌就是右派
自從共產黨掌了權，工人組織工會的權利便被剝奪了。中共執政的第二年，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書記鄧子恢發表了一篇文章，認為即使在國營工廠中，工會仍有「代表工人的利益」、「保護工人群眾日常切身利益」的任務，不能成為「廠方的附屬品」。當時的全國總工會主席李立三支持鄧，劉少奇也贊成鄧的觀點。但工會政治上的獨立性，即工會另有一套自外於黨的獨立的政治綱領，在毛澤東看來極為危險，絕不能允許。工會的首要任務是保證工人群眾在政治上同共產黨保持一致，因為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
不久李立三就被解除職務，並受到批判。其「錯誤」之一就是推崇鄧子恢的文章。而劉少奇也在一九五四年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就贊成鄧文作了檢討。
自外於黨的獨立工會組織尚未成立，就被毛澤東扼殺了。從那時起，所有工廠的工會都無一例外地成了工廠黨委的附屬品。工會幹部僅忙於報喜獻旗敲鑼打鼓、佈置會場張燈結綵、挂挂標語、逢年過節發戲票。
一九五七年鳴放時期，共產黨控制工會、將工會變成黨的傳聲筒的情況是一大話題。遼寧撫順市工會聯合會職工俱樂部副主任劉流說：「黨包辦工會的時代應該結束了。工會應當是民辦！」全國總工會辦公廳檔案處長高元說：「工會的作用只能從工人對工會的要求來考慮，不能從黨和國家方面來考慮。」「（現在的）工會不能代表工人，工人不相信工會。」他主張「工人可以自己組織工會，不一定參加全國總工會。」
這些人統統被打成了右派份子。
「東風壓倒西風」，工會被認為屬「西風」，「工會離開黨搞獨立王國」。作為反右的一大成果，連一九五一年成立的「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也被撤銷了。所以劉賓雁說的很對：「不要以為反右派鬥爭僅僅打擊了知識份子，它一舉扑滅了中國新興的工人運動。」
反右時農民正在地抵抗毛式社會主義
反右前一年，毛澤東將幾億農民趕進「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標誌著農村正式進入「社會主義」。中國農村一進入「社會主義」就出現了惡劣的後果，一九五六年棉花比一九五五年減產一百四十七萬擔，豬減少了三百五十萬頭。大牲畜減少了一百多萬頭。到一九五六年底，國家的糧食儲備「已下降到六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福建一九五六年豬只比五五年減少了百分之二十，磚瓦減少百分之二十七，雞、鴨、蛋也大量減少，而茶葉生產竟不及三十年代的一半。黑龍江省委當年七月向中央報告，全省農村的副業生產下降了一半。其他各省大致也是如此。
自從一九五六年農村納入毛式社會主義的軌道，農民就沒有好日子過了。正如老共產黨員、作家趙樹理一九五六年八月給上級長治地委寫的信所說：「試想高級化了，進入社會主義了，反而使多數人缺糧、缺草、缺錢、缺煤，爛了糧、荒了地，如何能使農民熱愛社會主義呢？」
被強制拖進毛式社會主義的農民落入了深重的災難。農民到處抗爭，鬧退社、要單干。浙江仙居縣的農民甚至將縣政府和公安局的門窗都砸了。一九五六年單廣東省就有十三萬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鬧退社。
連毛澤東的老家湖南湘潭縣韶山村也不例外。一九五七年是韶山進入社會主義後第一次分配，社員人均收入僅二十五元多，比前幾年各年都低。部分社員也鬧退社，中農毛相欽把已入社的犁耙、風車背回了家，有的社員不准社裡的耕牛到他已入社的田裡耕作。
當然，中共有「無產階級專政」，凡對中共農業政策表示了一點不滿的，都歸諸於「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進攻」。「在上級的統一佈署下，韶山高級社開展了‘反資’鬥爭……強大的政治攻勢很快把退社風潮平息下來。」
全國因「反對合作社」而被逮捕的農民的案件很多。譬如河南臨汝縣十五個鬧退社的農民被逮捕判刑。浙江仙居縣捕了九人、拘留四十二人。雲南通海縣下漁鄉（今興蒙鄉）八百多人在給上級反映該鄉缺糧情況的信上簽名，結果被定為「反革命騷亂」，十四人被捕入獄。河南臨汝縣近六千人鬧退社，被認為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黨和人民政府」，十五人被逮捕判刑。「浙江仙居縣捕了九人、拘留四十二人。河南永城縣馬橋鄉專門召集鬧社、退社戶開會，採取捆綁、吊打、管制、扣押、罰跪等辦法，強迫回社。」雲南江城縣對要求退社單干的農民開展「反擊」，大肆批鬥「反對合作社」的「地、富、反、壞」分子，又將一些農民補劃成「漏網反動富農」。本來三分之二的農民堅決要求退社，中共一個「反擊」，就把他們全體鎮住，一個都不再要求退社了。
反右運動的高潮中，毛澤東一手在城裡大肆揪鬥知識份子，一手在農村鎮壓農民。可是所有的新聞媒介都在黨控制中，農民的呼聲被徹底扼殺。報刊電臺只有農民 「駁斥右派份子的謬論」的文章，不見一篇有關農民的抗爭的報導。
為農民請願者都是右派
當城裡的右派揪得差不多時，縣以下城鎮、農村的反右運動也就開始了。
五七年七月間，城市裡的右派已經被鬥得嗚呼哀哉，毛澤東指示在農村開始搞「鳴放」和反右運動。他乾脆不要偽裝，直截了當地指示全黨，再次使用引蛇出洞的法寶：「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先讓農民進行鳴放，即提意見，發議論，然後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其不善者而批判之。」
凡對農村「多數人缺糧、缺草、缺錢、缺煤」的真實情況有所瞭解，同情農民疾苦的基層幹部，為農民的處境呼籲請願者，無一例外都成了右派。
譬如一九五七年春，在江蘇省委召開的幹部會議上，儀征縣大儀鄉黨委書記張志渠像趙樹理那樣反映了農村的真實情況：「目前有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對現實不滿，他們不滿的實質是要求改善生活。有的貧農勞動一年，連口糧都拿不回來，說沒有（過去給地主、富農）當雇工好。」儀征縣委合作部長徐寬道說：「我對農民生活做過若干調查……農民生活……只是在日用品方面有改善，糧食方面沒有改善。合作化以後，大部分農民生活比合作化以前低，甚至不如解放以前。過去……豬子每戶四、五頭，車水時一天要吃六、七頓，現在連糧食都吃不飽，豆腐也吃不到……」
因為替農民說了話，這兩位黨的幹部都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
甘肅省成縣縣委書記郝萬傑、副書記馬炎駒認為上級派下的糧食徵購任務太重，質問上級「要農民還是要糧食？」他們要求多留一些糧食給農民，結果二人也成了右派、「黨的叛徒」。河北省武邑縣，以縣委第一書記蘇波為首的三位書記於一九五八年五、六月間向上級報告說，由於留給農民的糧食太少，「逼得群眾賣兒賣女，拆房扒屋，上吊自殺，變賣家產，離鄉背井，要飯討生」。他們決定開倉放糧，放了一百九十多萬斤糧食給農民。三位書記因而一起「墮落成了右派反黨分子」。五七年底，甘肅民樂縣「查產」，到農民家中挖糧食，引致部分農民餓死，三堡鄉黨委書記保世雄於五八年二月化名給毛澤東寫信，反映農村缺糧的情況。結果被打成 「反黨分子」，開除了公職。
全國兩千餘縣，右派抓了約三十萬，為全國右派總數的一半左右。這些都是夠稱為知識份子和幹部的人。工農中的右派並不包括在內。
工人農民中的反右運動
由於右派又叫「資產階級右派」，給工人、農民扣以「資產階級右派」的帽子實在有些不倫不類。所以毛澤東指示「對工人、農民、手工業者，一般不要扣右派帽子」。對從工人農民中揪出來的人，只稱「反社會主義分子」，以示與知識份子和幹部的區別。這自然又源於毛澤東的指示：「孤立和分化資產階級右派和一切反對社會主義的分子」。
「資產階級右派」專給知識份子以及夠得上稱為「幹部」的人佩戴，帽子裡都有一個「右」字：「極右派」、「右派份子」、「中右分子」、「右派言論分子」、 「疑似右派」。「反對社會主義的分子」則派發給工人和農民，不含「右」字。譬如小學教師可以定為右派，而小學裡的勤雜工就不會成為右派，只叫「反社會主義分子」。
農民和農村基層幹部的鳴放多就事論是，並不涉及共產黨的政權，但一概被認為是反黨。譬如四川榮昌縣，一九五六年縣委書記強行推廣種植雙季稻，致使六萬畝稻田顆粒無收，鳴放中許多農民及基層幹部抨擊縣委瞎指揮。縣委便說他們「放毒」，將五千八百多人打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其中四十七人逮捕判刑。
右派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社會主義分子」比「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只少一個「反黨」，據中共黨史專家廖蓋隆說，反社會主義分子也按敵人處理，而且總數超過了右派的數目。
廖蓋隆沒有說「反社會主義分子」的總數是多少，但既然多於中共官方公布的右派數五十五萬，可知應在六十萬以上。這六十萬人就是工人、農民中的「右派」，只不過中共從策略出發，不用「右派」這個名稱罷了。
此外還有名目繁多的各類分子，譬如四川郫縣唐昌鎮另有創造，在居民中揪出了三十一個「爛言分子」。還有大量的沒名目的分子。正如廖蓋隆所說：「一些在農村裡頭劃的反社會主義分子呀，什麼等等，或者沒有名稱的，那就更多了，恐怕總有幾百萬人。那些沒有統計的不算。」
反右使大躍進通行無阻
在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澤東的「階級鬥爭」還只限於文化、教育、藝術、新聞等意識形態領域。從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對胡適思想的批判，到對粱漱溟的批判等，工人農民未受打擊。將「階級鬥爭」在全民、包括工人農民中鋪開，是自反右運動開始的。把幾十萬工人、農民打成「反社會主義分子」，將成百萬農民打成有名目、沒有名目的各類「分子」，正是一九五七年底到五八年春那半年間的事。中國農民從未見過這種規模的政治鎮壓。反右鬥爭不僅使知識份子噤若寒蟬，也使工人農民心驚膽顫。所以五八年春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時，工農和知識份子一樣不敢說話。
大躍進開始沒多久，各地就舉行「社會主義大辯論」。「人民公社好不好？要不要大躍進？該不該放下農活去煉鋼？」那同反右鬥爭一模一樣，誰有不同意見就「辯論」誰。名曰辯論，實則鬥爭。受不了「大辯論」的，索性自殺。如黑龍江省，到十月底之前，「在農村社會主義大辯論中，全省共發生十起自殺死亡事件。」
反對大躍進」與「反革命」幾乎是同義詞。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全國大肆抓人，僅江蘇省就逮捕了五、六萬人。此外，還有縣辦、社辦的非正規的「勞教」場所，收容了數萬人。僅以鎮江市和揚中縣兩處「收容勞教場」統計，「四百八十五人中，應該勞教的僅四十四人，佔百分之九。勞教人員中，被打、挨餓致死、以及有病加上折磨而死的就有三十二人。」
與此同時，打人、捆人風刮遍全國農村。中共中央高級黨校黨委書記楊獻珍對此深惡痛絕，他憤憤地抨擊那些打人的幹部：「有的幹部把老百姓剝得干乾淨淨，和西藏的奴隸差不多，就差剝皮。對群眾不是打就是罵，比日本人還厲害。為什麼有的幹部敢於這樣？因為他有個名正言順的藉口，就是搞‘共產主義’。」
在這種暴戾、恐怖的情勢下，各種荒唐絕頂的行為在全國通行無阻，無人敢阻攔，連毛澤東的老家湘潭韶山也不例外。公社要修水庫，「韶山大隊的社員在晚稻還沒有收割完的情況下全部被調到水庫工地。剩下老弱病殘只能守家，看著到手的稻穀熟透了爛在地裡發芽，紅薯也爛在地裡。」一九六○年底，毛澤東表弟的兒子賀鳳生手持毛五○年寫給他父親的親筆信到北京，直接向毛告狀說：「小鐵鍋砸了煉鋼鐵，小灶拆了積土肥，筷子碗碟全部歸公。」「紅薯爛在田裡，犁掉。稻穀不想收，放火燒掉。倉裡沒得幾粒谷，還硬說畝產達到幾千斤。為了迎接上級的檢查，把好幾塊裡的稻穀移栽到一塊田裡，硬說是畝產幾千斤，就是大躍進帶來了大豐收，鬼都笑落牙齒……」
一九五八年的荒唐通行無阻，最終釀成了史無前例的大飢荒。
七年七月，毛澤東在部署深挖右派的青島會議上曾提到因一句「農民在餓死的邊緣」而成為「大右派」的羅翼群。他說：「我們要講右派怎樣進攻，我們怎樣捉住了一批右派，如廣東羅翼群」。羅翼群是廣東民革成員，被打成右派後，被當局精心安排下鄉「視察」。實則一路組織鬥爭會，讓農民現身說法，說他們的生活是如何幸福，「農民在餓死的邊緣」是如何荒謬。報刊也連篇累牘地咒罵「大右派」羅翼群。
然而，過了兩年，全國農民就從「餓死的邊緣」落進了「餓死的深淵」，三千萬人餓死。這時，「大右派」羅翼群再也沒人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