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線人佔人口百分之三說明什麼
2.監控對象不是高犯罪人群
3.告密對線人、受害者、社會和統治者的影響
今天和大家一起討論一下一條來自內蒙古新聞網的消息，就是內蒙古的一個縣，這個縣裡面有超過10000名公安局的線人。這條消息最早是2009年8月份新華網發表的一篇採訪的報導。當時這個報導並沒有引起很大的注意，後來被聯合早報在今年2月份的時候將主要的內容摘要，又被內蒙古新聞網轉載以後才引起很大的反響。
這裡面就是內蒙古開魯縣的縣長助理，公安局黨委書記兼局長，叫劉興臣。他在接受新華網訪問的時候介紹，為了能夠快速準確的察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在公安局全局的民警和協警人員，無論什麼警種、什麼崗位，每個人都要在社區、在行業單位裡面、在各個場所，要發展 20名信息員，就是線人。這就在這個縣裡每33名居民當中就有1個人是告密者。
在這個基礎上刑偵、經偵、國保、網監、治安，這就是公安局裡的所謂第一線的實戰部門。每個警察至少再去佈置、建立5名耳目，這是在每個人發展20名線人的基礎上再加的。然後刑偵、經偵、國保部門每個警察至少再布建4名刑事特情。所以這樣加起來，到採訪這條消息時，這個縣已經佈置的線人有12093名。
從這一條消息我們能讀一些什麼信息來呢？原來這個報導非常長，但是後來被聯合早報轉載以後，現在被大家引用的是一個非常短的版本，主要是提供這些數據。我從這裡面讀出的第一條消息就是：這個內蒙古開魯縣的社會非常不和諧，所以需要如此龐大的線人——告密者，來為這個縣的維穩做出貢獻；第二條消息是：這個縣財政收入非常高，很富有，可以養得起這麼多的線人，因為一般做這種事情不會有人自覺的去做，而由公安局佈置去做的話就必須提供對方獎賞，所以它是需要錢的。要養這麼多的線人，可想而知這個縣有多少錢了。
這一條消息可以被另外一條消息所證明，就是這個縣的公安可能有些問題。也同樣是在今年2月份，南方都市報披露過有人照了（公布照片）一個凱迪拉克豪華的SUV，有人去查，查了以後，最終有一名警察提供了消息，說這輛車實際上是開魯縣公安局註冊的。價值130萬人民幣。在一個公安局註冊的一個凱迪拉克豪華的SUV，當然後來公安局又把這條消息正式否認了。據說開魯縣公安局的牌照是這個車主從外省買來的。
不管這車主是誰，為什麼會用公安局的牌照？可能有兩個因素，第一個公安局內部有人為他提供方便，為他去註冊；第二個是為什麼要偽造公安局？說明公安局有超出一般部門多得多的特權，即使是在黨政部們裡公安局也有特殊的特權，要不然他不用去冒充公安局的車。而且這部車既然是在本縣範圍之內冒充公安局的這麼一輛凱迪拉克的豪華車，如果在本縣到處開的話不會不被人看見，也不會不被人告到公安局去，也不會沒有人去質疑公安局。
所以能夠長期用這輛車，而一直到網路上、外地的報紙報導以後，才說明這是一輛冒充公安局的車。那麼這公安局佈置了這麼多的線民，為什麼沒有發現損害公安局名譽的這麼重大的事件？要說線民沒有報告令人難以相信，33人當中就有1個是線人，看到這輛車的人肯定不只 33個人，即使是只有33個人也有可能有1個人去報告了。那就說明在沒有被公布之前，事實上公安局是知道的，而且公安局沒有去查封。不管是公安局放縱他，還是公安局真的陷在裡面了，說明這個公安局都是有問題的。
這個縣的公安局編製大概有500人左右，它和這個縣的人口比例，在中國全國來說是一個標準值。就是說它在各方面都不特殊，這個縣自己的工業、農業整個方面情況和別人也沒有很大的區別，是一個比較標準的縣。這個縣這樣做的話，我們應該推想全國可能情況也差不多。新華網的採訪是把廣泛佈置線人作為當地公安系統的政績來宣傳的，可見這種行為是官方鼓勵的，或者早已成為常規了。這個常規就不僅僅是內蒙古這個縣的常規，而是全國的常規，只不過這個被公開報導而已。這是從這篇報導當中可以讀出來的訊息。
從這裡我們還可以提出一些問題來，一個縣的公安局，或者全國各地的公安局也好，這麼廣泛的使用線人來提供消息，是否經過任何部門的授權。第二個是，如果有授權的話是哪個單位授權的？哪個機構授權的？這個機構本身有沒有授權於公安部門這樣大規模的侵犯民眾的隱私（的權力）？儘管侵犯隱私在中國是家常便飯，但仍然是非法的行為。哪個部門有權授權？這是我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養了這麼多的線人，一定要用很多經費。這麼龐大的經費從什麼地方來？這個縣的財政預算，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是有一定的，要支出這麼多的線人，花這麼多錢，是否需要納稅人的同意？因為事實上這是用納稅人的錢來監視納稅人。因為公安局不生產，不產生任何產值，政府部門也不生產，也不產生任何產值，所以一定是用老百姓的錢來監視老百姓。經過誰同意了？這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就是，主要監視的對象是什麼人？因為從這個報導當中來說，它是在社區、在行業單位、在複雜場所，也就是說它所監視的是普通老百姓。而根據最近中國半官方調查結果，中國最高的犯罪群體不是普通民眾，而是公務員。國內公務員的犯罪率至少是普通民眾的兩倍以上；司法犯罪更是達到普通民眾的6倍以上，這麼高的犯罪群體事實上是公務員，特別是司法系統的。那麼花了這麼多的錢不去監視最高的犯罪群體，而是去監視最低的犯罪群體，就是去監視普通的民眾。這種思維和這種做法是誰決定的？這是我們要提出的問題。
第二件事情，我們要談的是要線人幹什麼？線人就是要告密的。告密在任何一個文化當中都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特別是在某些文化中，像中國的文化，不管是告密者或者依賴告密的當局都是不光彩的。在中國大家都知道，明朝的東廠利用特務統治，實際上那並不是一個對明朝那一段時期的稱讚，而是對那一段時期特務統治的批評，沒有人認為那時候那種統治是正常的。
在一個理想社會當中，人們道德很高尚，無論是君王和臣民都不需要互相監視，或互相提防，根本不需要線人來告密，這是個理想社會。我們姑且不論現在是否存在這麼一個理想社會，就說一個現在比較正常的社會，比較正常的社會是依賴法治，利用法律來統治的。當然在道德方面是宗教信仰。我們現在講是在法律上面，所以每個國家、每個地區都可能來使用線人來打聽消息的，但是絕大部分只是為了一些特定的案例。比如在美國，用線人用的最多的實際上是街上來尋找販毒的個人，或者販毒集團，另外對有組織犯罪集團的犯罪組織的監控等等，這種情況是有的，但都是為了特定的案例，是屬於破案的一部分。
而在獨裁社會，特別是在社會主義社會，就像今天的中國，它全面的監控已經變成常態化和制度化了，這和一般的破案就遠遠不一樣了，它是屬於統治者維護統治的一部分，這在正常的社會是不存在的。
關於線人舉報最為人所知的，最出名的，大概就是德國電影《竊聽風暴》了。《竊聽風暴》描述的是在1984年之後，就是原來東德東柏林的國家安全局的一個秘密警察，他負責監聽一個劇作家和他的女朋友，慢慢就被他們的生活吸引了，最後又同情他們，最後暗中對他門提供幫助。
由於這個故事，以及後來東德的檔案被開放，人們對東德的秘密警察和線人有了很多認識，柏林牆是在1961年建立的，到1989年倒塌。在這28年裡德國的秘密警察用了相當大的人力物力來監視人民，特別是防範人民逃亡。東德當時一共僱用了正式秘密警察是9萬名，給警察提供線索隱藏在民眾裡的這些密探是17萬5 千名，而當時東德的人口是1700萬。這個數字已經遠遠超過了當時希特勒用於控制德國的秘密警察，納粹時期全國的秘密警察只有3萬名左右。這樣一計算，東德的秘密警察在人口當中的比例，是每1000個人當中5名左右；而它的線民人數就比較高了是每100個人當中有1個是線民。
這種監視包括妻子監視丈夫，學生監視老師，兒女監視父母，情人之間互相監視，這種情況都是有的。演秘密警察的演員，自己在東西德統一以後去查看自己檔案材料的時候，發現在長達6年的時間，他自己的妻子每天都在向秘密警察報告他的言行舉止。東德是全世界公認使用線人最多的國家，可能有更多但沒有揭露出來。而相比較內蒙古開魯縣公布出來的，每33名當中就有1名線人，按人口比例是東德線人的3倍，也就百分之三的線人，可想而知這種情況現在在中國有多嚴重。
《竊聽風暴》這部電影，當時用了很多東德的機關大樓進行拍攝，但是監獄博物館的館長卻拒絕了他的拍攝請求，其原因是這個館長說這本劇本不符合史實，說在整個東德歷史當中，那種良心發現的秘密警察一個都沒有。這部片子當年得到了7項德國電影獎，也得到了奧斯卡的最佳外語片獎。這是講的線人和秘密警察統治在其他國家發生的事情。也就是社會主義國家。
另一條消息，就是去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米勒，她看到了秘密警察當中她的檔案，檔案裡提到在她開始寫第一部小說的時候，有一個代號叫沃埃庫的人向安全部告發了，就說她寫了一部充滿毀滅性批評的小說，是一個充滿批評危險的人。從此安全部就對米勒採取偷聽監視、刁難或者是死亡威脅。
這個告密的人究竟是誰呢？同樣被這個密探告密過另外一個羅馬尼亞作家，也研究過自己的檔案，相信這個人就是他們以前的朋友。這個朋友後來作為受到共產黨迫害的記者移居德國，住在德國東部，現在還在德國為一家大企業工作。這個人拒絕任何採訪。對這件事情，諾貝爾獎得主米勒女士準備採取法律上的行動。
事實上對於被出賣的人而言，就像米勒女士，她發現自己最信任的人，或者自己朋友圈子裡面根本就想不到的人，是這樣的人出賣了自己，有的時候所受到的傷害要比她自己直接受到警察或當局的迫害還要更嚴重。所以她自己就說，這件事情竟然是這樣，當人們發現原來不可能的事情居然發生了，真是永遠的又一次的傷害。
作為中國人來說，我們對於這一類的被竊聽、被監控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我相信有相當多的中國人有親身體驗。在文革當中，打小報告的總是自己家庭、親戚和最接近的朋友，因為只有這些人才瞭解你，才有可能去打你的小報告，這是文革。我們今天講的在中共維穩的情況下，這種打小報告的情況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文革當中打小報告和線人沒有以這種正規的、有政策的登記名冊這種情況所做的，而往往是由於在階級鬥爭的這種思路下，或者是被迫的，或者是被欺騙的情況下做的事情。而今天是在完全明白的情況下，由政府出面，正式僱用了線人來揭發別人，來打小報告的。
我們以前曾做過一個節目，提到在西安理工大學，這所大學有2萬6千名學生，包括大學生、研究生和待培的學生，這所大學公開聲明它所使用的安全信息員，這就是線民，就是打小報告的特務，業餘的特務，他是學生身份，兼職監視別人和匯報這樣的任務，有2600多人。也就是說在西安理工大學每10個學生當中，就有一個是當局的線人，是監視其他的學生、向當局打報告的人。
剛才說的，監獄博物館館長說東德的秘密警察在東德時期，良心發現的秘密警察一個也沒有。我們姑且不說有還是沒有，但是我相信在中國的秘密警察，或線人當中是有良心發現的人的。培養線人，培養人專職去告密，這是對人性的摧殘，因為天生的壞人畢竟是極少數，說這個人生下來從小發誓我要做壞人，這種人是不多的。他要給自己找一個理由，這個理由哪裡去找呢，就是共產黨的黨文化，這黨文化摧殘人性，而助長催生人的魔性，做壞事的魔性。我相信絕大份的人都有魔性和人性的一面，在絕大部分人中，在這個時期他人性和魔性所佔的比例，人性戰勝魔性他就願意做個好人。但是中共的文化系統和整個社會環境卻是助長人的魔性，或者催生人的魔性。
這種人生活當中是兩面人的生活，一方面他和周圍的人交朋友，另一方面他在背地裏又要去告發這些朋友，這種人的生活不會好受的，只要有一點人性存在，他就不會好受。他每天要面對自己已經，或者自己正在，或者自己即將要傷害的人。所以他自己也會受到傷害，而且這種傷害有的時候是非常大的。
我記得東德有一位作家在檔案解禁以後，他去查了以後發現當年出賣自己的就是自己在作家協會裡的一個同事，而且是一個關係相當好的同事。所以他去找他去，準備給他懲罰，結果發現那位同事因為受不了良心的譴責，已經患了精神病，在精神病院裡度餘生了。所以這個作家說：他已經被懲罰了，我已經不需要再去懲罰他了。因為事實上他所受的懲罰，比任何法律的懲罰都要更嚴厲。這是對線人本人的影響。
培養線人，大批的政府鼓勵出賣別人的行為，這種做法對社會有會造成影響。對社會造成什麼影響呢？就是一個人出賣良心，或者出賣別人，變成了一種社會認同的行為。這種行為在任何社會都不被認同的。在東德，養了這麼多的線人來為政府打小報告，即使在當時東德共產黨統治時期柏林牆倒塌之前，他們也是不公布他們的身份，他們也是在黑暗中生活的。但是在中共的統治下，這種在黑暗中生活的人反而變成了一種社會的認同，它鼓勵人們這麼做，而且公開這麼做。他招收的叫作安全信息員，或者是信息員，它是公然招收的，甚至五毛黨，在網路上當線人的，或者替中共吹捧的，這些五毛黨也是公開招收的，叫網路信息員。
我記得在中國大陸還有這麼件事情，有兩個女中學生看到一個發傳單的法輪功學員就去告密，帶警察來抓人，抓了人以後還要把這兩個女中學生公開的獎勵，還登了報紙。像這種出賣別人的人在任何社會都要被人看不起，都要被疏遠的，在中共的統治下居然可以變成一種社會鼓勵行為，所以這種社會的社會風氣就好不起來。因為社會的基本道德，就是你不去出賣那些好人，不去出賣那些不危害社會的人，這是一條最基本的原則。這個社會的基本道德就會被這樣摧毀的，這是一個對自己、對社會不負責任的行為。當這種行為得到統治者的鼓勵的時候，那麼這個社會的整個社會風氣就會變壞。這就是為什麼在今天我們看到中國大陸，坑矇拐騙成為一種社會風氣，這就是執政者的政策、鼓勵所造成的。在歷史上、在世界其他所有的地方，當這種線民來出賣別人，來幫助當局的統治，都是一種可恥的行為。
它對統治者有沒有影響呢？其實對統治者也是有影響的。不是什麼人只要當上警察了，只要當上線民了，就變成中共的死黨了，就從心裏擁護中共的統治了，不會是這樣子的！如果是這樣子，把全國人民都發展成百分之百的線民，共產黨的江山不就是鐵打了的嗎？不可能！做不到！人就是人，人都會思維。為什麼當五毛黨的要經常換人，就是因為一部分人，他受不了自己良心的譴責。另外一部分人，他在網路上當網路警察也是一樣，他如果也機會看到一些真相的話，他就會轉變，因為人的本質裡有好的，有人性的部分，他就會轉變了。所以不是說全國人民都當了線民，或者都被線民監控著，統治者的江山就穩了。恰恰相反，需要大量的使用線人來告密，正好說明瞭中共對自己的統治沒有信心的表現，而且也證明了它的統治是沒有效果的。只有在這個情況下才需要大量的使用線人的告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