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為在北大七百一十六名右派中，只有六名被處死者，不料二○○九年又發現第七名。而前北大人中的知情者，竟隱瞞五十年，不予透露。
四十年前，一九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澤東批示「照辦」，發出的三號文件指示︰「按照中央規定殺人由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批准，報中央備案」，「殺、判時要召開群眾大會，公開宣判，立即執行」。全國立即逮捕了一大批人。被判重刑或死刑。
根據毛指示而不是法律判人死刑
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教師任大熊，一九五七年被劃成「右派份子」，一九七○年三月廿八日被判處死刑槍殺。判決書上寫著︰「為了全面落實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示‘照辦’的‘一三一’指示，堅決鎮壓反革命破壞活動，加強戰備，保衛祖國，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根據黨的政策和廣大革命群眾要求，報請山西省革命委員會核准」，下面判處了包括他在內的十三人死刑。
這個死刑判決書，判處死刑的依據，不是法律條文，而是毛澤東的一個批示，所謂「‘一三一’指示」。中國已經有法律幾千年了。被判決死刑的人也可以上訴，不會被立即殺死。而這份判決書，讓中國的司法文明倒退了幾千年。
二○○七年，我發表了題為〈從受難者看「反右」和文革的關聯︰以北京大學為例〉的文章。反右派運動中北京大學有七百一十六人被定為右派份子，其中六人後來被判處死刑。其中黃宗奇（哲學系學生）因與看押他的學生發生身體衝突在「反右」期間被處死。其他五人都被殺害於文革中。他們是︰
中文系學生林昭，一九六八年被處死；
數學力學系教師任大熊，一九七○被處死；
西語系學生顧文選，一九七○年被處死；
歷史系學生瀋元，一九七○年被處死；
化學系學生張錫錕，一九七六年被處死。
六名右派份子被判處死刑，佔全部右派七百一十六人的約百分之一。這非常高的比例。在二○○七年，我以為北大被判處死的右派份子就這六人。因為北京大學畢業生都是「精英」，而且有校友會、校慶紀念，被判處了死刑的學生不可能不知道的。
零九年發現北大右派一個新死者
可是我錯了。二○○九年，我發現了第七個死刑。他的名字是吳思慧。我調查和研究文革歷史多年。這種「新發現」是最使我痛心的事情。因為這樣「遺漏」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地發生。比如，二○○六年我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曾在芝加哥大學的五名文革受難者〉。在那以後，我已經又發現了五名從芝加哥大學畢業的文革受難者。十個人，加上其中一位的妻子，另一位的妻子和女兒，一共十三人，在文革中被害死。我不知道以後是否還會再發現。
吳思慧，男，四川榮縣人，生於一九三二年或者一九三三年（判決書上說他時年三十七歲），一九四八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他的父親吳祖楠隨國民黨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去了臺灣。他在一九五一年和班上三個同學一起參加解放軍。（四個人中，一人被槍決，兩人後來被逼「自殺」）。一九五三年他復員後到北大物理系（清華物理系已經在一九五二年被取消）繼續讀書，畢業後又在北大讀研究生。一九五八年二月他被劃成「右派份子」（從時間看，他是被「補課」劃進去的）。一九五九年，他被派去洛陽工學院。同年十二月他被指控「抗拒改造」而被勞動教養兩年。勞教期滿後，在洛陽修鞋為生。一九六五年被指控「盜竊」判刑十年。一九七○年 「一打三反」運動中他被「揭發」和同牢的人說了咒罵毛澤東和江青的話，被河南省革命委員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一九八一年，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複查案件，撤銷一九七○年的死刑判決。報告說原判認定的「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污蔑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和「越獄投敵叛國」兩項的事實，「均構不成反革命罪」。同時撤銷了一九六五年的判決。這樣的案子，如果有家屬在，會給家屬一點錢。比如，一九七○年二月廿七日在北京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王佩英女士，身後留下七個孩子，文革後給了子女三千元。（王佩英的故事發表在《開放》二○○九年第四期上。）吳思慧生前沒有結婚，沒有妻子兒女。在此之前，北京大學給吳思慧寫好了「右派份子改正書」，也找不到地方送。
北大知情者至今隱瞞文革死訊
我問吳思慧的同學，你們為什麼不把他的故事寫出來呢？今天，你們可以紀念死者，說出真相。你們中有的是聰明才俊之士，你們為什麼要把吳思慧的故事隱藏在幾個同學之間呢？為什麼要讓吳思慧成為一個連死後都不得公布名字的人呢？我聽到一些解釋，但是越聽越糊塗。一個說法是，不瞭解情況啊，吳思慧的女朋友（也是同學）應該比較知道一九五七年的事，但是她已經另外結婚，丈夫還是個所長。還有一個說法是，他的一名同班同學擔任過較高的職位，認為吳思慧的事情要緩辦，降溫，避免不良影響……吳思慧已經被殺害四十年內了，還要「緩辦」到什麼時候去？曾任較高職位的人就不能同情一下如此不幸的一個同學嗎？
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中，我對北大瀋克琦教授更加懷有敬意。他出生於一九二一年，抗戰期間畢業於西南聯大，文革前任北大物理系的副教授、副系主任。文革中他被 「鬥爭」，被長期關在「牛棚」中。文革後他曾經擔任北大副校長，退休後他編寫了《西南聯大校史》和《北大物理系九十年》。在後者二○○八年修訂本中，他印出了北大物理系一百三十九個「右派份子」的名單。其中教員八人，研究生二人，本科生一百二十九人。其中有吳思慧。但是他不知道吳思慧離開北大後的遭遇。
據我所知，這樣把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名單全面系統地寫出來，是很少見的。這是我對瀋老師充滿尊敬的首要理由。他年近九十，但是思路清明，做事有條有理。和他談話，我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種原於西南聯大精神、由理性和道德煥發出來的文雅力量。由毛澤東「一三一指示」開始的一打三反運動，是文革中規模第三大的一場迫害和殺戮。（前兩個迫害高峰是一九六六年的紅衛兵暴力和六八年的清理階級隊伍。）在北京大學七名被判處死刑的「右派份子」中，有四名是在一九七○年被殺害的。
假使不是毛澤東得了不治之症在一九七六年死亡，文革迫害還不會停止，文革受難者的名單也還要無限期增長。
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收到一位中學老師的信。他們那裡的歷史考捲上，有關於秦始皇的題目，還有「焚書坑儒」。給學生的標準答案是，這在那個時代是必要的，那些儒生反動，阻礙社會進步。這是在文革時代強調過的理論，現在卻還有人在灌輸給天真的孩子們。當我們書寫文革歷史以指責迫害的正面作用還不能發揮出來，那些歷史?述可能有的負面作用卻已經在課堂裡氾濫了。
要詳細地描述和分析這場四十年前的「一打三反運動」，需要很長的篇幅，所以不適合發表在新聞刊物上。這裡寫出的只是吳思慧的故事。另外，他的同學希望我能幫助找到他去了臺灣的家人，告訴他們吳思慧的遭遇。我在黃埔軍校同學錄中查到了他父親的名字吳祖楠，是黃埔四期五連的學生。但是沒能找到進一步的信息。希望讀者中有人知曉相告。
——《往事微痕》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