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社會中，身份是有顏色的，不同的色彩對應的是不同的身份。反過來，不同的身份，也有不同的色彩。身份色彩體現的綱常倫理、尊卑等級，不可僭越，這就是儒家們所熱心制定和維護的禮法。
皇帝壟斷了黃色。不過黃色成為皇帝的專用色，是從隋唐之際開始的。從此一直到溥儀滾出紫禁城為止，一千多年的時間，大自然造化的黃色，成為皇帝的禁臠。皇帝為什麼壟斷黃色呢？因為黃色是太陽的色彩，而皇帝就是人間的太陽。明朝禁止臣民用黃，所有的黃，包括柳黃、明黃、薑黃諸色都禁止民間使用。清朝甚至禁止與黃色接近的香色、秋香色、米色等。乾隆時期皇帝的一則措辭嚴厲的詔令說，民間如有違反，加罪論處。只有皇帝特別恩賜的才可用，如黃馬褂之類。末代皇帝溥儀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在他作為遜帝，權威僅僅在紫禁城中有效的日子裡，還因為發現他弟弟溥傑的衣袖中有一種什麼黃色而嚴加斥問，嚇黃了年幼溥傑的小臉蛋。
高級官員壟斷了紫色、紅色。杜甫詩中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只有達官顯貴才可以用朱紅色的大門，不但老百姓不能用，低級官員也不能用。唐朝規定，三品以上的官員和親王的官袍是紫色，五品以上是朱色。這就是把飛黃騰達的人形容為「大紅大紫」的原因。明朝取消了幾百年來最為高貴的紫色，以紅色代替，規定一至四品緋色，緋色就是紅色，從此，鮮艷的大紅色是黃色之後的最高貴的色彩。
大紅大紫的鮮亮色彩被中高級官員壟斷了，給下級官員剩下的就是一般的色彩了。唐朝規定五品六品的低級官員只能穿綠色，八品九品是青色；明朝規定五至七品青色，八、九品綠色，基本打了個顛倒。但無論青色還是綠色，都是並不鮮亮的色彩。白居易《琵琶行》寫道，「坐上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白居易當時被貶謫，當了江州司馬，是一個品級低下的小官，只能穿黑糊糊的青衫，不但沒有面子，而且情緒也很糟糕，以致一個歌女的一曲琵琶，就勾起他滿腹淚水。
只有高官才有資格用紫色、紅色的服飾，所以，官迷們對於紫紅深懷渴望期盼之情。白居易寫詩說，「吾觀九品至一品，其間氣味都相似。紫綬朱紱青布衫，顏色不同而已矣。」從這種說法也可以看出，他的心理並不平衡，不過自我安慰而已。對於低級官員的艷羨，富有人情味的皇帝大概也考慮到這種心理，因此在嚴格不同身份等級官員服飾色彩的規範的同時，又格外開恩，制定了「借緋」、「賜緋」、「借紫」、「賜紫」制度。
所謂「賜」和「借」，無非是說，雖然按照你的官品，你還沒有資格用這個色彩，但是在一定條件下，可以開恩賜給你這個資格，或者開恩權且借你這個資格，使用這種色彩。以白居易為例，唐制，沒有達到穿紅袍資格的都督、刺史等官員，可以「借緋」。白居易當上忠州刺史就享受了「借緋」的待遇，他羞澀地說：「假著緋袍君莫笑。」到了50歲那年，他終於真正熬夠了服緋的資格，如願以償地穿上了大紅袍，他得意地說：「五品足為婚嫁主，緋袍著了好歸田。」一副衣錦還鄉，功成名就，志得意滿的樣子。
不過緋色上面還有更高貴的紫色，當官一場，沒有穿上紫袍，總是遺憾。大和元年，白居易拜秘書監，散官為中大夫，官品是從第四品下，不具備穿紫袍的品位，但皇帝開恩「賜紫」，白居易自豪地說：「勿謂身未貴，金章照紫袍。」作為人臣，能夠穿上紫袍，是尊貴之極了。紫袍之上，就只有黃袍最尊貴，可那是皇帝專用的，人臣，除非謀反，想都別想。事實上，皇帝開恩，不管「賜」什麼「借」什麼，都不會出現「賜黃」「借黃」這樣的制度，皇帝專用的黃色是絕不出借的，絕不許他人染指的。
官員壟斷了色彩，留給老百姓的基本上就只有最黯淡、最難堪、最普通的色彩了。在歷史上，老百姓的衣服總以本色為主，因為印染技術低而成本高，老百姓奢侈不起。所謂本色，就是說做衣服的紡織品原料的本來色彩是什麼，它就是什麼顏色。古代老百姓只能穿麻布衣服，麻布的本色就是灰白色的，所以老百姓也叫「白衣」。老百姓除了穿麻布，還穿用牛毛織成的褐，由老百姓而當官，就叫做「解褐」。實質上褐不但是牛毛織成的衣服，而且也是做這種衣服的原料牛毛的自然顏色。「衣褐」也就是老百姓的身份標誌。
灰白和褐色不過是老百姓生活困難，穿不起光彩鮮艷好衣服的不得已選擇，但國家也規定這些顏色是老百姓法定的不可改易的顏色。宋太宗就明確規定各色胥吏、平民、商賈、工匠、占卜以及不隸屬於官府的民間藝人，其衣裝顏色，一律只能使用白與黑。因此，「皂隸」成為胥吏之類賤民的別稱，「青衣」也成為婢女的代稱。這樣的規定基本上延續到帝制末年。
像低級官員艷羨高級官員的大紅大紫一樣，富有的老百姓也艷羨官員的服飾器用的亮麗色彩，千方百計要追逐模仿的。這種模仿破壞了儒家和皇權精心設置的綱常倫理和身份等級，是僭越逾制，要被嚴加追究。但法網還是禁不住人們對色彩斑斕生活的嚮往，色彩逾制也是歷史上常見的事。不過千萬不要認為國家對於身份色彩的制度只是一紙具文，到溥儀下臺為止，中國老百姓誰也不敢服用皇家專用的黃色，就是明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