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魯國陬邑縣（今山東曲阜）人，生於公元前551年，死於公元前479年。
孔子所處的朝代，在中國歷代紀元中，稱為東周，自周平王始，至周赧王止，年代為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56年。此前稱為西周，自周武王始，至周幽王止，年代為公元前約11世紀到公元前771年。西週末期，周幽王朝腐敗，各諸侯國紛紛勃起。
所以周天子自平王東遷之後，周王僅僅享有虛名，已無力控制各諸侯國。也正是這個原因，東周又常被史家劃分為春秋及戰國兩個時代。現在一般把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劃為春秋時代，以諸子百家爭鳴為社會特徵。戰國時代則是從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為止，以各諸侯國互相兼併的戰爭為社會特徵。
孔子是殷商的苗裔，他自己在《禮記•檀弓上》中就說：「而丘也，殷人也。」周武王滅了殷商，封殷商的微子啟於宋。孔子的先祖孔父嘉是宋國宗室，因為距離宋國始祖已經超過五代，便改為孔氏。據《左傳》桓公元年和二年記載，孔父嘉無辜被華父督殺害。孔父嘉的後代防叔畏懼華氏的逼迫而奔至魯國（《史記•孔子世家 •索隱》）。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就是孔子的父親孔紇，當過魯國武士，做過地方官（陬邑宰）。因此孔子便成為魯國人。
孔子的老家宋國，是殷商後裔的封地。而孔子從小生活的魯國，又是周公的兒子伯禽的封地。周公是周朝各項規章制度——周禮的主要制定者。春秋末期，各諸侯國的禮樂（即政治制度和文化）都蹦壞不堪，惟獨魯國專門養著一批「儒」，傳授西周的禮儀，研究典章文獻。因此，魯國有「禮樂之邦」的稱號，各國公卿貴族常到魯國來「觀禮」。晉國的韓宣子受聘赴魯，看到魯國典籍豐富，社會風俗古舊，曾驚嘆道：「周禮盡在魯矣！」（《左傳》昭公二年）。所以孔子在少年時代受周禮的熏陶很深。《史記•孔子世家》中有言：「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俎、豆是祭祀時盛祭品用的器皿）
孔子三歲時，死去了父親，家境進一步衰落，所以孔子青少年時代做過一些自認「卑賤」的事情：當過吹鼓手，做過管牛羊的「乘田吏」和記帳的「委吏」。他在《論語•子罕》中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孔子從三十歲左右開始聚徒興學，宣揚「周禮」，歷時十幾年。在這期間，孔子大力從事教育活動，孔家學店出現了「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史記•孔子世家》）的局面。這一階段是孔子私學的鼎盛時期。
孔子在五十歲的時候，被魯定公任命為中都宰（地方的行政長官），第三年升為司空（工程建築部長），第四年又當了大司寇（司法部長），並曾代行魯相職務。這前後幾年，是孔子政治上的得意時期。
孔子攝行魯相僅僅三個月，魯國政局異變，孔子被專權的季氏等人趕下臺。從此，孔子帶著弟子到衛、陳、宋、蔡、楚等國周遊，向各國公卿大夫宣講西周的政治制度和文化。
孔子在列國輾轉十餘年，試圖實踐他的學說。但由於周朝名存實亡，各諸侯國忙於發展和鞏固自己的勢力範圍，孔子的努力終究沒有結果，其境遇正像司馬遷所說的：「斥於齊，逐於宋、衛，困於陳、蔡之間。」（《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到了晚年，不得不失望地說：「風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論語•子罕》）。在六十八歲那年，孔子回到魯國，一方面著書立說，一方面繼續在幕後干預魯國的政治局勢。到七十二歲時，孔子悄然離開人世。
《論語》是中國一部傳世的儒家經典，也是一部中國傳統文化典籍。用語錄體裁，記載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語行事。《漢書•藝文志》說：「《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對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夫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論語》約成書於戰國前期。至西漢初年，《論語》有三個本子流傳，一是《古論語》，漢景帝時由魯恭王劉余在孔子舊居牆壁中發現，用古文寫成，共二十一篇，把《堯曰》篇中子張問另分為一篇。二是《齊論語》，用今文寫成，共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兩篇。三是《魯論語》，也用今文寫成，共二十篇。
西漢末年，安昌侯張禹先學習《魯論語》，後來又講習《齊論語》，把兩個本子合而為一。刪去《齊論語》中的《問王》、《知道》兩篇，號《張侯論》，這是《論語》第一次整理、修訂。由於張禹是漢成帝的師傅，地位尊貴，這一本子為當時儒生所尊奉。
東漢末年，大學者鄭玄以《張侯論》為依據，參考《齊論語》、《古論語》為之作注，這是《論語》第二次整理、修訂，是現在通行各本的祖本。
漢人把《論語》看作傳記，漢文帝時設傳記博士，傳授《論語》，成為專門學科，同《孝經》一樣是士人必讀的啟蒙之書。東漢時則列為「七經」之一，魏晉以後各朝也均把《論語》列入學官，設博士傳授。南宋朱熹把《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集為《四書》，作《四書章句集注》。朱熹死後，朝廷將他的《四書章句集注》立於學官，與五經並列。從元仁宗起，直至明清，將它欽定為科舉考試的必讀教科書，士人為了求取功名，日夕諷誦，熟記於心，影響十分深遠。
從古至今，研究、註釋《論語》的人很多，據統計達三千多種，主要有魏何晏《論語集解》，梁皇侃《論語義疏》，宋邢昺《論語集釋經解》，朱熹《論語集注》，清劉寶楠《論語正義》，近現代則有楊樹達《論語疏證》，錢穆《論語新解》，楊伯峻《論語譯注》等。
中國傳統文化是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孔子、《論語》，二千五百多年來，浸潤濡染，影響了中國人的道德素質、人生觀念、心理結構、風俗習慣，但這卻並非中國傳統文化之始。
必須先說明：這裡將要論述的文化，是專指人們信奉和遵守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以及由此決定的政治觀、婚姻觀、道德觀等原則。無論這些原則的內容如何，它的形成是人類由朦昧、野蠻時代進入文明時代的根本標誌。同時，文明時代又是一個文化不斷向終極完美逐漸接近的過程。
人類的朦昧時代，是人類文化的沉睡期。其生產方式以依賴自然為主，婚姻形式以兩性群婚為主，世系劃分按母系制。兩性關係逐漸排除父母與子女及姊妹與兄弟之間的性交關係。原始敬天的宗教萌芽。
人類的野蠻時代，是人類文化的復甦期。其生產方式以利用自然為主，婚姻形式以一夫多妻為主，世系劃分按父系制。家庭實體開始形成。宗教信仰圖騰出現。
人類的文明時代，是人類文化的形成及發展期。其生產方式以改造自然及其不斷深入為主，婚姻形式以一夫一妻為主，並存的一夫多妻則是富人和權貴人物的特權，世系劃分繼續沿用父系制。家庭實體開始鞏固。宗教的敬天祭祀活動進一步發展，公共權力組織和行為規範開始形成。同時，藝術的出現，愛情的滋生，思想的萌芽，是文明開始向前發展的新起點。
世界上每一個民族的形成，在文化上大體都經過這樣的發展過程，只是各自在每個階段所持續的時間長短有所不同。
中華民族的文明史，是從公元前約2600年初，黃帝在中原地區確立權威性的部落開始算起的。不過這一階段只是這一地區的人由血緣氏族社會走向部落民族社會的開始。黃帝被稱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僅僅意味著民族及文化的萌芽。之後，經顓頊、帝嚳、堯、舜，到公元前約2200年末至2100年初為止，這四百年時間的情形大致相同，尚處於野蠻時代向文明時代過渡的階段，權力機關由各氏族受自然尊敬的首長組成，所以在中國歷代紀元中被統稱為五帝時代。在文化階段上，可以稱其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初生期。
夏朝，公元前約2200年末至2100年初起，到公元前約1700年初止，歷時約四百年。它之所以被稱為中國第一個朝代，是因為它具有真正意義上的國家特徵，第一次有了國號即國名的稱謂。國家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一種力量，它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為了協調各種社會關係的衝突及利益，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國家和舊的氏族部落組織不同的地方是：按地區劃分國民，公共權力及公共武裝力量的設立，國民捐稅。由於夏朝是中國初次建國，政治體制尚在逐步完善階段，雖本質上屬專制體制，但由於它剛脫胎于氏族部落自然推舉社會，權力的世襲制還未形成。另外，人們原始的敬天意識依然很強，人們對國家政權的崇拜意識還未達到頂峰。在文化階段上，可以稱其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生長期。
商朝，公元前約1700年起，到公元前約1100年止，歷時約六百年。這一階段是中國國家機器逐漸完善、權力崇拜日趨高漲、父世襲制專制最終鞏固的時期。官吏既然掌握著公共權力和徵稅權，他們就作為社會機關而架於社會之上。從前人們對于氏族制度的機關的那種自由的、自願的尊敬，即使他們能夠獲得，也不能使他們滿足了；他們作為日益同社會脫離的權力的代表，一定要用特別的法律來取得尊敬。但此時最有勢力的王公也可能要羨慕最平凡的氏族首長所享有的，不是用強迫手段獲得的，無可爭辯的尊敬。後者是站在社會之中，而前者卻不得不企圖成為一種社會之外和社會之上的東西。所以此時被強加的敬拜君王的思想意識開始超過原始敬天的宗教意識，君王被提升到天子的崇高位置。在文化階段上，可以稱其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成熟期。
周朝滅商統一中國後，周公制禮作樂，希望通過禮樂文化，令不同的民族融洽相處。另外，周公還強調兩種精神：「親親」和「尊尊」。「親親」就是親愛我們所親愛的人，這是重視孝道、家庭和婚姻關係。「尊尊」就是尊敬那些值得我們尊敬的人，同時也衍生了一種特別的階級觀念。這一切集中體現在周公制定的《周禮》中，它是記載職官與典章制度的書，西漢末年列為經而屬於禮，故有《周禮》之名，分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
西周以後，周天子的勢力不能統一各族，中國政體便分崩離析。地方勢力彼此吞併攻伐，形成春秋戰國的混亂形勢，社會、政治的統一與和諧盡失。在這種情況下，各種修身治國的理想，哲學思想便隨而產生。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最早出現的，它的思想結構可以用「忠」、「孝」、「仁」、「義」來概括。其中「孝」為根本，維繫了家族的基本倫理；「忠」是「孝」的向上擴展，君主是整個國家的大家長；「義」是家族倫理的橫向擴展；「仁」則是君主官吏或家族長輩對下承擔的責任和義務。這四種行為又終歸為「禮」，而這「禮」是源於《周禮》的。孔子在整部《論語》中，也不斷強調這一點。因此，認為孔子創立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說法是不確切的。孔子所做的工作是在宣揚「復禮」的基礎上，系統地整理和概括了《周禮》所代表的社會人生觀。
所以，中國傳統文化應該是始於周朝的周公時代，以《周禮》為標誌。孔子及《論語》只是它們的翻新。
從本質上說，中國傳統文化和世界其他民族的早期文化是一樣的，是人類自然發展的必然結果，它標誌人類從無善惡概念的蠻夷社會進入到有善惡界定的秩序社會。所謂無善惡概念的蠻夷狀態是指人類僅為個體自我生存考慮的行為狀態，人類的任何行為都沒有約束；所謂有善惡界定的秩序社會是指人類為維持群體自我生存的行為狀態，人類的行為有了約束，被約束的行為界定為惡的行為，被提倡的行為界定為善的行為。此為第一次文明。第一次文明的特徵是：為維護統治者利益和社會穩定而制定的相對善惡標準規範，超越人性本身存在的絕對善惡界定。當相對的善惡標準與絕對的善惡界定一致時，社會和諧；當相對的善惡標準遠離絕對的善惡界定時，社會紊亂。這是人類從蠻夷不斷走向高度文明需要經過的初級階段。
對中國社會的這一初級階段，即中國傳統文化的形成，孔子的貢獻當然是不能否認的，但需要指出的是，並非是孔子以及他的學說使中國社會發生這種變化的。在孔子之前的西周，中國傳統文化及相應的政治制度已經完善。西週末年的社會動盪，僅僅是由於周朝政體的離析及地方勢力的互相爭鬥，而導致暫時的禮樂蹦壞，沒有秩序、沒有文化。孔子面對這種混亂的局勢，開始思考探求治世之道。但是，孔子一開始就沒有從根本上探求西週末年社會混亂的文化原因，相反是在把西周作為自己理想社會的前提下，提出對各種問題的認識。這些認識並沒有新的突破，所以只有兩個字「復禮」——恢復周禮！在《論語》中他毫不隱瞞這一點。屬於孔子的勞動只是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高度概括，這也是《論語》超過《周禮》而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經典的原因。
在此，不能不提及中國傳統文化中關於人性的一個觀點，即孔子在《論語》中已經隱含，後被孟子明確表達，寫入中國古代兒童啟蒙教材《三字經》首句的「人之初，性本善」，即性善說。性善說沒有足夠肯定人性惡的一面，導致人人都認為自己是善的，惡卻是受外界影響而得的，因而形成人人互相指責的偽君子人際關係。更重要的是，性善說不承認自己的惡性成分，極力排斥來自外界的約束，所以在政治上終究不會出現權力制衡的體制，金字塔形的專制政治必然是這種文化的產物，寄託全能全善之人來掌管這種政治又必然成為這種政治良好運作的唯一辦法。孔子的「孝、忠、仁、義」思想及對明君的呼喚可以說是建立和維護這種政治體制的理論武器。
然而，全能全善的人是不存在的，人性中善惡共存。這一點只要真實面對自己思考是不難得知的。當一個人的權力達到不被約束的地位時，其惡性就會膨脹表現出來。這便是這種單純仰仗善性治理國家的政治實體發生週期性震盪的人性原因。
西週末年的周朝政體離析和地方勢力的互相爭鬥，以及在此之前的朝代更迭，都不能逃脫這樣的文化緣由。孔子的思想沒有深入到此，沒有站在哲學和歷史的高度，對自然規律進行探討，對社會現象進行反思，對人生意義進行認識，對生存方式進行領悟，這一點是和他家庭的文化背景及他本人試圖改變衰落處境而重返貴族的志向有關。
或許不能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待和苛求孔子？這便使我們想到生活年代與孔子大略同時而稍早的老子，他面對同樣的社會現實，卻比孔子更深邃地樹立了一個嶄新的思想體系。
老子，就是《史記》中所說的老聃，春秋末年楚國苦縣人，曾經做過周王室管理圖書典冊的史官。其學「無為自化，清淨自正」，在當時有很高的聲望。後因不滿於社會動盪變革的現實而悄然引退，不知所終。他是先秦時期主要思想之一——道家的創始人。《道德經》一書是其理論學說的主要載體。
老子的全部思想學說可以用「道」與「德」兩個字來概括。「道」先於物質存在而又凌駕於物質之上。既是產生孕育天地萬物的總根源，又是制約規定宇宙間一切事物運動發展的總規律。它是永恆的，無限的，不可言說的，感官所不能感知的，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道」的這一根本屬性決定了人類社會活動不過是「道」的衍化和外延。「德」是「道」的基本特徵和外在表現。上乘之德順其自然，並不故意表現它的「德」；下乘之德有所作為，並故意表現它的「德」。上乘之仁有所作為，但並不有意識表現它的「仁」，上乘之義有所作為，並且有意識地表現它的「義」。上乘之禮有所作為，但當它得不到響應時，就捲起袖子伸出胳膊來強迫人們服從。所以喪失了「道」後才產生「德」，喪失了「德」後才產生「仁」，喪失了「仁」後才產生「義」，喪失了「義」後才產生「禮」。所謂的「禮」，乃是忠信的不足，禍亂的開端。所謂的先見之明，也不過是「道」的虛華，愚昧的開始。因此，大丈夫立身敦厚而不居於澆薄，追求內容的樸實而原離形式的虛華。所以要摒棄澆薄虛華的「禮」而採取敦厚樸實的「道」和「德」。（參閱《道德經》一章及三十八章）
老子從自己的社會政治觀念出發，提出理想的政治模式，他說：最上乘的統治方式，是人們依稀意識到它若現若隱的存在。次一等的統治方式，是人們讚美它。再次一等的統治方式，是人們畏懼它。最差一等的統治方式，是人們輕蔑它。有不值得信任的情況存在，才有不信任的事情發生。最好的統治者是那樣地悠閑自如，他從來不輕易地發號施令。因此，事業有成，大功告成，而老百姓都說：「我們原來就是這樣的。」（參見《道德經》十七章）
將孔子與老子對比來看，孔子只是樹立了一些社會規定和條文，最終成為禮教，而老子則是從萬物根源出發，自然得出社會應有的狀態，所以孔子被稱為思想家，而老子被稱為哲學家。對此，迄今中國人的看法是，孔子的儒家思想講究「入世」，老子的道家思想講究「出世」，從而認為孔子在滿懷信心地倡導人們參與社會生活，是積極的，老子在無可奈何地引領人們退隱社會生活，是消極的。這種看法太表面了！只要我們注意到如今人們期盼「人權、民主、平等、自由、博愛」時，我們自會明白孔子要入的以及老子要出的是什麼樣的世，孔子沒有想到及老子想入的又是什麼樣的世。
同一時代所產生的這兩種思想，其後來的結果卻是：孔子的儒家思想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而老子的道家思想只是大多中國人彷徨失落時才有的自慰情緒。由此也形成了中國人首先是取儒入世，不成則還道出世的人生態度（或者遁入後期傳入中國的佛家之門）。這是自然的，在那樣一個人類剛擺脫蠻夷步入第一次文明的遙遠時代，要人們進一步接受迄今才真正悟出價值的老子思想，似乎太早了。
不過，孔子儒家思想的起初命運也不是很好。其境遇如司馬遷所言：「斥於齊，逐於宋、衛，困於陳、蔡之間。」（《史記•孔子世家》）。這種情形並不是通常所說的：孔子生活的年代，中國正處在奴隸制度土崩瓦解、封建制度蓬勃興起的歷史轉折關頭。孔子一生東奔西跑，是為了復興已被滅亡了的奴隸制國家，所以遭到當時所謂新興封建主的摒棄。其實是：孔子主要是在強調業已成熟的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他想以此去回應這混亂的政治局勢。但西週末年，各諸侯國忙於爭雄稱霸，孔子對他們的政治軍事鬥爭沒有直接的幫助，所以孔子不被當時統治者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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