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澤老先生晚年說：「我們這些老人的存在(指傾向政治改革的老人們)，給年輕人以希望，但實際上並不存在這種希望。」老先生直接說，「沒有希望。你們眼中的希望，是因為看到我們這些老頭子還活著，所以你們有幻想。但連我們自己都不抱幻想。」這相當於最後之政治遺囑。臨終前，有人讓朱厚澤在對時局交代一些話，朱厚澤轉身過去:對改革已經無話可說了。
僅僅標誌老先生是開明改革派，未免是門縫裡面瞧人，小瞧了。其身上所代表的張力，遠遠超出改革意識形態，他是一個從民國穿越到1949年之後歷史的穿越者。當然可以說，改革時代所承載的不僅僅是改革，而且是民國至今的立憲使命。可是如今看來，也正如老先生所絕望的那樣，沒有希望。
老先生晚年的絕望，表明他已經穿越到後改革時代，我認為就是回歸民國。也就是有一種根本性尺度：1949年是一次本不應該有的錯誤，應該在搖籃中掐死的錯誤。改革具有逆向回歸於民國的性質。改革三十年與民國至今的現代化歷史，具有同構性。都是從政治總體性下降到道德審美，然後到工業社會的。不同的是改革三十年起點的政治總體性，是道德性的，而民國的是法律性的。老先生堅持政治問題的法律解決，與回歸民國相通。
從帶著民主自由的理想參加中共革命到晚年，老先生一路穿越，總是試圖免於自己沉淪於骯髒的1949之後的歷史，力圖掙脫歷史的必然性。
老先生的「三寬部長」美譽最為出名。時任貴州省委書記的老先生1985年7月受到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賞識，被提升為中央宣傳部長，並晉身中央委員。老先生在掌管中宣部期間，提出著名的「三寬論」，力主「寬鬆、寬厚、寬容」的社會環境，減少對知識份子的控制，呼籲不要以行政干預文藝創作，營建了中共建政以後少的有一段思想開放的時期。
然而這已經是遙遠的「史前史」了。有內地網民形容，老先生的逝世，是一個時代的消逝，80年代亦成遙遠的絕響。
88年轉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兼第一書記。老先生在總工會任內提出中國工會應借鑒波蘭團結工會的經驗，走獨立自主之路，這是與東歐轉型經驗的接軌。在89年六四民運期間大力支持學運，反對鎮壓，也因此下臺退休。是否支持六四是這一代人非常重要的試金石。
繼胡耀邦趙紫陽之後，老先生是一個體制內開明的象徵人物。而且朱厚澤睿智、純淨、簡要，清晰，就像他的遺照給人的印象。胡耀邦有一個談話，其中一條是：「我辭職對於自己沒有什麼，主要是對不起朱厚澤。因為朱厚澤是可以當總書記的一個人。我自己不是一個合格的總書記。」 雖然候補過總書記，當我見到老先生的時候，我覺得他已經內心移民了，與中共做了精神上的斷絕。不管是為人，還是文章，都沒有看到他內心有與最高領導人失之交臂的遺憾與怨氣。
老先生進入了公民社會，並且在此安居。他長期堅持民間調研，經常四出考察，參加各種研討會，提出改革建議，近年來發表許多論述民主和反思的文章。2003年修改憲法，他參加了青島修憲會議，提出權「為民所授」，遭到其後背的嫉恨。
今年病重住院後，更提出對「中國模式」的根本性質疑，敦促研究「中國道路」的低人權、低工資、低地價及剝削農民和農民工，高污染、高排碳、高能耗的經濟模式能否可持續發展。2009年10月31日的一次較為大型的朋友聚會上，在講話中特別談到北京大學一個姓潘維的海歸教授，所提出的所謂中國模式自欺欺人的危害性。
2003年我在他家見過一面。當時我在新京報評論部工作。我經過王德邦的聯繫，與王德邦一起到了他家，並且送了一份新京報創刊號給他。老先生說，外電評價說新京報是新黨報，瞭望東方週刊是新黨刊。他簡約說了在危險時代堅持真理的往事。攝影很好，拍的峨眉山佛光相片很好。
他還在中國農民企業家聯誼會2006年年會暨成立20週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說，
「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一個年輕人叫陳永苗，他提了個問題，現在改革的公式已經破滅了，能不能重新恢復？需不需要重新恢復？這篇文章比秦暉那篇長，這篇文章提的問題，就是我們大家都希望有一個和平的改革，和平的轉變。這是我們大家共同的願望。但是能不能做到，可不可能做到，他提了當前社會的若干問題。這篇文章很值得我們注意，因為我們當前希望的這個和諧社會，我們希望的和平改革和轉變，能不能實現，這個傢伙不是沒有問題的，最近這些年這個問題鬧的很多，各地不安定的問題鬧得很多，這些問題給我們提出一個究竟能不能實現和平轉變？怎麼才能實現和平轉變，不走上那個造反對抗的道路上去。」
我從來見過民國一代否定五四，二者之間有著自明的親緣關係，有這扎根性。而建政之後出生的，對五四的認識，基於中共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受挫折的體驗，就有了一部分人否定五四的保守潮流。簡單而言，五四是他們受挫折經驗表達的道具，喪失了親緣關係與扎根性。
民國一代還健在，實在是一種幸運。他們是民國記憶的承載者，儘管被邊緣化，但是可以存在於公民社會當中。但是再過一二十年，這一些老先生一一故去，民國傳統在大陸就危險了。更大的危險在於建政之後出生的靠近官方的知識份子。
從民國穿越而來，締造或者參與締造1949政制的憲政主義者，就有一種與毛澤東平起平坐，甚至高出的位勢，他們不會被自己的產品，所震懾住，靈魂上屈服，不會覺得1949年政制，有多麼崇高而不可打破，沒有內心的顫慄。這與1949年之後出生的知識份子相比，有著不可比擬的心理優勢，1949年之後出生的知識份子很大部分被1949政制所決定，所圈養，所拘役，靈魂深處敬畏1949政制，絲毫不會真正嘲笑胡風的「時間開始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這裡面，沒有一個字還可以看得見。「中華」已經到了臺灣，「人民」成了被統治的對象，「共和」像和恐龍一樣，國已經成為黨的影子。能看得見，只有本來在下面的一個中共。在古龍的小說中，武林侏儒逍遙侯出自變態心理而建了玩偶山莊。逍遙侯完全仿照自己的莊園，造了一座精緻的玩偶房屋，先故意讓人觀看一遍，然後把人迷倒，送到莊園上去。來人醒後便會不由自主產生種種錯覺，以為自己也被魔法縮小，變成了玩偶人，生活在玩偶房屋中，因此而喪失生活的信心而自甘沉淪。逍遙侯藉此來戲弄、折磨天下武林高手。1949年之後大概就是如此。
我們覺得與1949年政制格格不入，覺得與民國才有內在的聯繫。我的《五四運動中的祖父孫三代人——獻給五四運動九十週年》中提到，五四青年學生，與爺爺之間更加親密，與師父之間有著對抗和鴻溝。對於孫輩而言，祖輩是傳統活生生的媒介。孫輩能洞見祖輩交給他們的東西。後五四的人或五四之子是沒有祖父的。我們這一些人是站在斷裂之後的，沒有了祖父作為活生生的中介。我們與民國先賢共命運，他們是我們的祖父，我們是他們的孫子。我們和他們，是歷史中夥伴關係，他們在墳墓中和我們共同呼吸。
我們與五四青年學生的重合，說明這是急迫變軌的時代，尤其是對改革意識形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