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大陸這二三十年的電視連續劇中，帝王戲佔了一定的比重。既然有皇帝，也就少不了太監，於是，電視螢屏上一片「公公」「公公」聲。那些被閹割過的男人，與其叫公公，不如叫婆婆。
「公公」早已走上了網路，可「公公知識份子」作為一個「新詞」在國內網路上引發議論，這還是近一階段的事。
公共知識份子與公公知識份子，儘管同屬知識份子範疇，然而卻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一條路。公共知識份子關注自己的學科或專業，更關注公共問題和天下蒼生；而公公知識份子則趨附於「皇上」及其統治階層，唯當權者馬首是瞻。兩者的品質，天差地遠。
公共知識份子有特立獨行之人格，斷不會向權勢屈服。「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他們的信條。八面玲瓏的人是成不了公共知識份子的。公共知識份子有道德良知，有批判意識，並且敢於擔當。他們因揭示真相、喚醒民眾而常遭打壓，有些還身陷囹圄，以至流血犧牲。但他們無怨無悔，萬死不辭。這些「真的猛士」，才是中國的脊樑。
公公知識份子呢，缺「鈣」缺得連腰桿都伸不直。其中不少人已被執政者收買，做了極權統治的代言人；還有一些為了弄個一官半職，或者為了躋身於利益集團，一味地向專制政權搖尾乞憐，甚而主動投懷送抱。他們處心積慮地獻媚取寵，為極權政治開脫、辯護、洗刷，甚至唱讚美詩。於是，一大批公公知識份子便在 「華夏盛世」的大舞臺粉墨登場：
面對礦難頻仍居然反問「誰叫你不幸生在中國」的科學家；
炮製《英雄》之類歌頌獨裁暴政影片的導演；
「含淚勸告請願災民」的專家；
教人體會生活在這個制度下「做鬼也幸福」的省作協副主席；
判斷「老上訪戶99﹪有精神病」的法學教授；
從「恥辱者」到「愛國者」的學人；
……
上列公公知識份子都是較為典型，有一定知名度的（其中的多數人早就涉足仕途），至於名不見「經」傳的各種公公知識份子，更是不知凡幾。公公知識份子也是「多姿多采」的，然其「文化太監」之本性相同，犬儒主義之本性相同。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雖然戴上了烏紗帽，但依然是「公公」的角色，也只能是「公公」的角色。如今幾乎所有公公知識份子的「男根」尚在，人格卻已陽痿，其靈魂於潛移默化之中被閹割了。而人家司馬遷因觸怒漢武帝受了宮刑，卻能自強不息，發憤著書，寫出了令男子漢大丈夫們汗顏的《史記》，寫出了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由此可見，判別一個人是不是公公知識份子，跟他褲襠裡的老二是否健在毫無關係。
其實，不論古今中外，只要是有皇權的地方，就會有公公知識份子。在中國，公公知識份子一類的角色也是「古已有之」，只不過「於今為烈」罷了。當然，古代並沒有「公公知識份子」這個名稱，但性質上並無二致。眾所周知，中共維持其統治靠的是「槍桿子與筆桿子」。事實上，公公知識份子已成為專制政權「維穩」的廣義上的筆桿子。沒法否認，傳統文化中某些「明哲保身」的成分，無疑是形成公公知識份子的不可或缺的要素。不過，大半個世紀來，自郭沫若以降，公公知識份子在中國大陸「人才輩出」，則要歸功於「黨的領導」「黨的培養」了。你看，從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一直到你踏上社會，走上工作崗位，其間哪一個環節不是在強行向你灌輸？你被迫唱了多少紅歌，開了多少會，參加了多少政治活動，聽了多少報告，表了多少態，作了多少思想匯報，你數得過來嗎？甚至到你退休後，都不見得會放過你。這種洗腦教育的野蠻、殘忍、持久、徹底，就是要將你從精神上、思想上「淨身」，讓你做他們的「公公」。在1949年之後的「腥中國」，做人全無尊嚴可言，做一個正常人有多麼不易，做一個公共知識份子有多麼不易。這些年，大大小小的公公越來越多，大大小小的公公知識份子越來越多，尤其是「六•四」的槍聲，更是加快了「公」有化的進程。
一個人走到公公知識份子這一地步，也是有其心路歷程的。其中，社會影響——偉光正的教化固然起了相當大的作用，然而其自身難道就沒有責任嗎？我們曾長期浸染於這種使人憋氣的環境，絕大部分中國人至今仍然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之中，稱得上知識份子的國人，真要自省、自律、自愛啊！如果我們放棄起碼的節操，放棄對理想和信念的堅守，放棄不悔路上艱難的行進，除了五十步笑百步，我們還能比那些公公知識份子高尚多少呢？對於如許已經淪為獨裁政權幫凶，竟然還在自鳴得意的公公知識份子，世人只能從鼻子裡發出一聲：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