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之後，香港的經濟、文化之所以迅速發展，大大超過了大陸的發展速度，主要是因為香港有良好的法制體系；士、農、工、商各階層的權利和利益都有法制的保障；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結社自由和財產受法律保護。這些是香港迅速繁榮的基本條件，也是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條件。
眾所周知，殖民地香港不是一個民主的政府，但它受到英國民主政府的直接管轄。保障香港的法制環境是英國民主政府的基本職責。香港一旦脫離英國的殖民統治，建設一個民主的政府就成為保障法制環境所必需的條件。這是包括商人在內的全體香港人的權利和利益的保障，但卻違背一黨專政的共產黨的意志和利益。
為了不至於引起太大的動盪，為了保障大陸政權的利益，中共向英國和香港人民做出了妥協。但這個妥協只是緩兵之計。所有的妥協條件，都沒有法律保障。因為中共政權是一個連自己制定的憲法也不遵守的政權：任何諾言和條約都只能靠實力來保障，不可能靠法律來保障。
因此香港十幾年來的情況，就是社會運動後退一步，法制保障就後退一步。商人階層向中央靠攏一步，社會現實就向大陸接近一步。整體趨勢是漸漸和平轉變為大陸式的官僚資本主義加一黨專政的模式。一種成熟的現代專制主義模式。
屆時，不但工薪階層的收入會相對降低，「中產階級」 將不復存在，私人資本也將逐漸被官僚資本所取代。「港人治港」也將變質為「新香港人」治港，和大陸的共產黨官僚階層融合為一體。民主黨派也將演變為全國政協的第九、第十個花瓶黨，由共產黨派遣的地下黨員來領導。而且黨章裡寫上服從共產黨的領導，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參政黨。這就是共產黨心目中可以進行普選的社會條件。和大陸幾十年來的情況一樣，這種所謂的普選制，只是給一黨專政貼上了一層合法的外衣。
中共企圖達到這個目標的策略，首先是分化社會各階層，給大資產階級超額的利潤，誘使他們完全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並利用他們控制的媒體和社團，壓制以至消滅各民主黨派。這包括收買和脅迫民主派領袖，迫使民主黨派軟化變質。其次是在商業上和政治上圍剿不聽命於中央的私人資本家和團體,逐漸縮小統治集團，減少統治集團內部的阻力；逐漸由中央滲透進來的人員取代思想不純潔的香港人，使得「港人治港」變為共產黨治港。
這兩個策略不是先後進行，而是同時交替地進行。到今天為止的第一階段，商業利益是中共關注的第一重點。策略也以收買資本家，壓制反對派為主。從今往後將進入第二個階段。圍剿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民主派力量；純潔統治集團隊伍，將逐漸成為政策的重點。收買和脅迫之外，將會有新的手段出臺。
今後香港的命運，主要靠新生的，以年輕人為主的民主派組織來對抗共產黨的改造政策。貧富差距加大和法制倒退，將推動工薪階層更積極地加入到反對派陣營裡來。內地官僚資產階級的競爭，和純潔統治集團的需要，將迫使一部分中產階級和資本家疏離親共的隊伍。其中一部分也會加入到民主派的陣營裡來。
今後民主派與親共勢力爭奪的第一陣地，將是媒體和言論自由。保護和創造自由的媒體，將是香港民主派生存的第一要務,同時也將是中共絞殺的第一目標。沒有了輿論一律的媒體環境，中共的愚民政策將很難奏效。而民主派卻可以藉此在民眾裡贏得生存的空間，併發展壯大抵抗共產黨的壓力。
雙方爭奪的第二陣地，將是立法會和政府裡的職位。香港和大陸不同，使用非法手段消滅反對派並不容易。利用香港現存的法制環境，爭奪立法和行政的參與權，是雙方爭奪的實質性焦點。香港的民主派將主要依靠派別的號召力，而不是憑藉個人的聲望來動員選民。中共沒有這兩方面的優勢，將主要依靠收買和媒體轟炸來贏得優勢。賄選和暗箱操作將會越來越嚴重。如果能爭取國際社會的監督，顯然對民主派有利。
這種爭奪將會長期存在,否則，不但香港的中下層人民難以生存,私人資本也將難以生存。在全中國建立民主政權之前，香港單獨建成最終民主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香港的不完全的法制環境，將始終是中國大陸人民的樣板和激勵因素，其推動力將逐漸超過國際社會的推動力。所以大陸的民主派始終把香港的民主運動當作自己的任務；始終不遺餘力地關注和參與香港人民爭取民主的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