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政協辦的《同舟共進》2010年第一期刊載《輕浮急躁擅自獨斷——蔣介石的自我反省》一文，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楊天石，似乎在暗示「我黨」領袖也該自我反省了，不由我想起了毛澤東。蔣介石愛反省自己，毛澤東愛批評別人。依照中華傳統而言，蔣介石在君子行列，所以雖然做了基督徒卻還總要復興儒家仁義孝禮文化。依照中華傳統而言，毛澤東在小人行列，所以雖然身為中國人卻高喊保衛蘇聯賣力地要成為國際主義者。
蔣介石自省每日進行，每週、半月、逐月記載。《上月反省錄》寫於1949年3月底，反省自己和國民黨執政失敗13條，楊天石研究中以《反省十三條》代稱，以此為主幹，參考其它時間的日記，分八個方面向我們作了介紹：一、外交上，聯美拒蘇失衡。二、軍事上，戰將未戰思逃。三、黨務上，紀綱鬆弛而斗；四、經濟上，拋售黃金誤國。五、對共政策，誤與共匪談民主。六、輕浮躁急，剛愎自用獨斷。七、幹部自私，制度性腐化。八、民生主義，未著力宣傳和實施。
蔣介石1949年反省13·8，出自蔣介石個人的經驗層面，都是誠實的體現。這都是我贊成的。以「信義」親美（英）遠俄（蘇），沒有善用美蘇矛盾以制衡，以致美國馬歇爾「冥頑不靈」致使革命剿匪大業功虧一簣；戰將未戰亂想，謀劃逃亡，政訓完全失敗；黨紀鬆弛，派斗不斷，黨事委人，李、白害國；誤用宋子文，以拋售黃金挽救通貨膨脹，害國敗黨；在共匪未滅之前搞民主憲政，是硬行民主，自毀黨國基業；個人主觀浮躁，用人摻雜私情，疑李濟深、白宗禧、李宗仁等人 「背黨叛國」，卻依然重用，等於自殺；幹部制度不立，致使幹部腐化自私，抗戰接收之際為「五子登科」之利折騰，惹得民怨沸騰；未能大力宣傳「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等民生主義經濟政策，以致被共產黨漢奸用來煽動亂國。
蔣介石1949年反省13·8，出自蔣介石個人的情境思維，雖誠實卻含糊。這是中國人反省中共同的問題，所謂外交「信義」、「美馬冥頑不靈」、政訓失敗、黨事委人、害國害民與害國敗黨、偽言偽行與無廉無恥等，還有共匪、黨國、幹部、漢奸等漢語，無論用來說美國、英國、蘇聯、中共等國與黨，還是說馬歇爾、李宗仁、白宗禧、宋子文等個人，都是意向性用詞，夾帶著情緒感觸，不夠明晰。比如批評馬歇爾「冥頑不靈」，使革命剿匪任務失敗，就不如直說他以停戰令救了林彪部隊清晰讓人明白事情的究竟。再如以「共匪」和「漢奸」稱呼中共，雖然凸現了紅軍的草寇經歷和蘇聯的母國背景，卻掩蓋了它以「鬥爭和革命」為信仰、將 「共有制」（共產黨領導的所有制）當伊甸園宣揚的邪教性質。再具體說，蔣介石講「黨事政訓」就不如毛澤東講「黨的建設」明朗，讓人知道咋做。
中國國民黨出身複雜，歷程曲折，不像共產黨那樣可以一眼洞穿，前身是中國同盟會，由廣東興中會、湖南華興會、江浙光復會，湖北日知會等地方革命黨合成，是一個有著幫會特色的全國性的革命黨。中華民國建立之後，同盟會以宋教仁為首進入國會選舉，謀求國民憲政，改組成為國民黨。宋教仁被刺殺之後，同盟會革命志士以孫中山為首，在日本成立討袁的中華革命黨，講紀律服從，摁手印入黨，護國運動之後停止黨務活動，五四運動後的1919年10月改組為中國國民黨，1924年參照蘇聯的政治訓練方式再改組為共產黨全體加入的統戰性質的革命黨，參照蘇聯紅軍的組建形式，組建由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政）軍。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先後清黨掃除共產黨之後，中國國民黨成為中上層人士加入的訓政黨，旨在剿滅「共匪」之後，實行總統實制、五院分立的民主憲政。中國國民黨1948年依照1947年憲法正式選舉執政，並依法反共戡亂直到臺灣。
中國國民黨，跟中國共產黨不同，儘管在1923∼1927年之間，受過蘇聯共產黨的影響，卻始終基於三民主義之上推行國民革命，旨在將王法家國轉變成為憲法民國。國民黨的成員，儘管接受過美國、日本、法國、英國、俄國等多國現代文化的影響，但打夥求權、相互提攜的中華小人訴求很濃，結黨只為獲取政權，不管宗教信仰，不改造人的思想意志和文化傳統，其成員信儒教、佛教、基督教、共產黨（教）……五花八門的什麼都有。如此國民黨，黨務政訓無論怎樣嚴明，紀律都不可能反人性、反民族、反傳統、反習俗。所以抗戰勝利之後一實行憲政，即刻就黨內分裂，紀律掃地，組織鬆懈。一句話，國民黨在大陸不是清廉宗教，沒有共產黨那樣的思想改造似的魔鬼訓練和整風運動，順應人性，腐化自私難免。
蔣介石《反省十三條》的最後一條是，未能「宣傳」社會經濟政策與民生主義，並認為這是 「唯一之致命傷」，表示此後要以民生為基礎，亡羊補牢……真可謂用丟掉大陸政權，才換來了一個明白：民生經濟應當先行於民主憲政。3月9日，他開始設計土地制度的實施方案。在毛澤東高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前後，他真正明白了，民權就是「反共的最後、有效的武器」，是「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實行民生主義」。上蒼真有心啊，在蔣介石悲苦磨難盡頭時，終於在他下野回鄉的時候通過家鄉農民的淒苦，點化他明白了政權穩定的基業是民生。1950年蔣介石在臺灣真正成了蔣中正，行民生主義，為蔣經國開民權憲政奠基。
其實，在研究英國、美國和蘇聯社會之後，蔣介石已在1947年8月的《雜錄》中記下了他的建國理智設想：那就是發揚中華民族「自新自強之美德」，以英、美之民主，「矯正蘇俄之專制，實現民生主義，以第三種力量樹立於遠東，盡我對世界之使命」。只可惜那正是「共匪」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的時候，軍事戰爭壓倒一切，什麼好想法都只能擱在頭腦裡，來不及做了。既之民國的軍事崩潰（或被戰敗，或被策反）與經濟、金融政策（大量拋售黃金）平抑物價失敗，繼而招致政治、軍事、外交的全盤失敗。理智地看中華民國的歷史進程，抗戰勝利之後，民主憲政確實應該緩行。歷史證明：重慶談判、政治協商會議、國民代表大會制憲和選舉等，使國民革命軍「剿匪」不能一鼓作氣的進行，泄了勁；而中共則巧妙利用了重慶談判、政治協商會議、美國馬歇爾，完成了內戰的軍事和政治的準備，煽動民心同情共產黨和間諜獲取情報與政界離間、軍中策反。
研讀蔣介石1948年行憲反省和1949年失敗反省，對比毛澤東抗戰中以民主行騙、內戰中以統戰行騙、文革中以反修防修行騙，自始至終心知肚明專權如魔，卻吹擂「英明、偉大、光榮、正確」如神，兩人可謂：蔣介石不修道已在道中，毛澤東戰天鬥地整人為樂就在修魔。蔣介石反省行憲和失敗，雖有對各國、他人的逐一批評，卻更有「本身的驕矜、憤懣，全憑主觀行事」、「輕浮躁急」、「個性太強」、「擅自獨斷」的自省，真正現代文明社會中的君子。君子在古代做賢臣、明君可以成功，例如魏徵、李世民。在現代則只能成悲劇英雄了。蔣介石正是這樣，他以君子品行治國，身邊卻是李濟深、陳銘樞、白崇禧、李宗仁等小人，黨務國事豈能不是一筆筆糊塗賬？儘管有責怪，他依然還能善待白崇禧、李宗仁。
毛澤東有這個人品嗎？這裡不說毛澤東的男女關係和婚姻態度。就觀毛澤東其言吧：《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第一句話，「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真可謂馬列鬥爭邪法的秘訣。《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明說「痞子（貧農階級）」是「革命先鋒」，「沒有貧農（痞子），便沒有（農民）革命」，這分明就是《中國小人黨宣言》。毛澤東在中國國民黨的地位最初比在中國共產黨中高，但國民黨中「鄉黨友情、君子斯文」不適合於他，道不同不相為謀，所以他就選擇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和「筆桿子宣傳換腦袋」相結合的「鬥爭＋革命＋專政」的紅軍式「魔鬼訓練」。毛澤東早於美國海軍陸戰隊就掌握了在強烈的執行氛圍下高效培訓特別的鬥士的特訓技術：「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活脫脫的現代共工。
蔣介石1887年生，讀經修儒到1905年科舉制被廢除，已經18歲，「三省吾身」已成每日的功課。這樣的君子儒在中華民國應該還有不少……但注定都不能在黃土地上再承受榮耀。為了杜聿明蔣介石迷糊地調孫立人去臺灣，使東北戰況隨之逆轉。真是命運弄人啊。依中華傳統的說法，蔣介石是女媧造出來的，可他卻因為宋美齡而成了基督徒。他長久蕩中西文化鞦韆。讀其反省：信科學，則不能真正實行其精神；信基督，卻不由自主地拜大禹的偶像。他認為，此後三年內連續失敗，即是天父對自己的懲罰。結果：女媧不管，基督不愛。悲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