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萬馬齊喑、政治沉悶的中國，七月二日，從薄熙來主政的重慶傳來一陣放歌聲，宋祖英、閻維文、殷秀梅等大腕歌星齊聚一堂，大唱如《東方紅》、《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紅梅讚》之類的紅色經典歌曲，甚至還有文革期間的樣板戲《杜鵑山》等京劇唱段。這把重慶的唱紅歌運動，推向了一個新高潮，讓人頗有時光倒流、重回過去之感。
據報導，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劉淇，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孟建柱等到北京市大興區西紅門鎮進行調研，對這個村鎮推行的村莊社區化管理大加讚揚，並要廣泛推廣。這個管理方式就是村村高筑大牆，把外來租戶的名單明示上牆，封閉村莊的所有路口，只留少數出入口，由戴鋼盔的社工站崗，進出要通行證。如網上激烈抨擊的，這種老套的治標不治本的分割管理的方式，只會造成本地人和外地人的隔閡，與北京這樣開放性的大都市太格格不入了，虧得這兩個中共高官想得出來。
從谷歌最後喪失在大陸的陣地到綠壩在中小學校悄然推行，從福建三網友最終被判刑到網路異議人士劉賢斌等人被拘捕，從國防部長梁光烈突然高調要「打一場核戰爭」到副總參謀長馬曉天對美韓黃海軍演的強硬態度，從烏魯木齊市裝了四萬個監視探頭到北京市近期實現全市監視系統全天候無遺漏銜接，從北京「藍光」防恐特警支隊頻頻演習到全國範圍內要進行七個月的「嚴打」，從全面打壓維權律師到司法界強調「黨的利益至上」，從財政收入全球第二到老百姓收入只有只有一百五十九位的「國富民窮」。這一切跡象都在說明，中國正在構筑一堵高牆，一座紅色的、封閉的、要把十多億老百姓都牢牢監管掌控起來的高牆。
一切都在向後轉，一切都在回歸到毛澤東時代的管理模式。無論從意識形態、文化生活還是到管理手段，都在全方位倒退。雖然說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已經三十多年了，但政治體制改革依舊停滯不前，經濟體制改革也進入歧途，改革成果為權貴豪強所攫取，億萬公民非但不能分享改革創造的好處，卻要承擔改革缺陷所帶來的苦難，甚至被禁錮在官方的圍城之中。在表面盛世繁榮的掩蓋下，潛伏著深刻的社會危機，貧富兩極分化，社會動盪不安。正如一個網友哀嘆的，建國六十餘年了，怎麼竟然越來越讓人惶惶不可終日，似乎又到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地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和諧社會似乎與我們越來越遠了。
面對既得利益集團體制自身所造成的社會危機與官民衝突，中共高層不是面對世界時代潮流、順應普世價值地來化解矛盾和紓緩民怨，來尋找一條長治久安之計，而是日益倒行逆施，繼續固守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惜用高筑大牆、監視民眾、扼殺言路的這些極權專制的老一套辦法來維護的自己的統治，這與文革期間的閉關鎖國、壓制民眾的手段又有什麼區別？
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最後的歸宿竟是村村封城、重筑高牆。但是，高牆圍上了，能阻擋住人心嗎？能阻擋住歷史的潮流嗎？想那二十年前的柏林牆，不可謂不高不大不堅固，但在「六四」槍響後的不長時間，就轟然一聲坍塌了。中共眼下要興建的這堵高牆，到頭來只能再被人民推倒，歷史又一次重演而已！
附編輯者言
在中國社會面臨巨變的緊要關頭，喪失合法性的中南海權貴，採取的策略是在未來七個月展開「嚴打」運動，以維繫早就沒有人相信的「和諧」「穩定」，與這種僵化保守復辟倒退的取向相反，民間力量鮮活勇猛，藉助網際網路的發展普及奇招迭出，努力不懈地尋找社會良性轉型的突破口。本期封二彩頁的圖片報導、【特輯：透視「嚴打」】和「媒體脈動」、「網路攻防」等欄目，揭示了「嚴打」不僅是維穩破產，而且是傳統的一黨專制的運動政治向依法治國的現代憲政轉型的徹底失敗！
中共由於國內鐵板一塊的高壓政策難以為繼，和美國因應朝鮮半島局勢戰略性重返東亞的大背景下，近期通過與臺灣簽署ECFA；在香港爭取到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通過，似乎重新施展出統戰的柔軟身段，客觀上有助於轉移國內的矛盾焦點。臺灣當局以前曾經針對北京的「一國兩制」提出了「一國良制」，其實這也是臺灣和香港檢驗中共誠意的一塊試金石——端視北京給臺灣、香港的經濟和政治上的「優惠」，能否同樣給西藏、新疆和惠及內地各省市。
當年中國與西藏簽訂的《十七條協議》，比之給香港一國兩制和與臺灣簽ECFA的優惠更有過之，如今《十七條協議》早已灰飛煙滅，達賴喇嘛有家不能回也已經半個多世紀了（見「書坊探幽」等欄目）。文革結束後中共通過辦特區推動開放改革，燃起了外界對中國轉型抱有希望的火焰，如今特區已經名存實亡（見本期「專題：特區死了」），港澳大陸化日甚一日，……從內地到特區再到港臺，中國的政治生物鏈、中共的行為方式已清晰可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肆意踐踏文明底限的中共，已經重新引起國際社會的警覺。
——原載《動向》雜誌2010年7月 原題：盛世中國構筑高牆
来源:《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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