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28日，四川政治異見人士劉賢斌又被冠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拘，7日後正式逮捕。劉賢斌先生出獄僅一年多就再度失去了自由，這不能不說是他個人、他的家庭與我們整個國家的又一個悲劇。本作者對此深有體驗，所以心情特別沈重。但令人高興的是，在如此發達的網路時代，這則消息一出，海內外民主和人權團體，隨即成立了多個「我是劉賢斌」的關注團併發表公告，一場「營救劉賢斌黃絲帶行動」迎面而來。目前，安徽、北京、貴州、陝西、四川等地紛紛成立了「我是劉賢斌」關注團，要求當局立即釋放劉賢斌。
劉賢斌被捕的背景解讀
劉賢斌這次被遂寧市公安局刑拘7日即轉捕的事實，正如本作者2001年8月13被刑拘後，也是7天隨即轉捕。這樣快的批捕速度，充分顯示了這起案件來自更高級別的既定打壓態勢。
今年以來，中國大陸惡性公共事件頻生，從校園血案到富士康連跳，特別是罷工浪潮此起彼伏。在網上不斷爆出具有反抗色彩的沸騰民意衝擊波中，我們清楚地看到了中國權貴和普通民眾關係上的大對抗。在這個特殊時期，任何星火事件，瞬間都可能引發出一場群體性動亂，且會迅速地從地方擴展到全國，促發整個國家的公共危機。僅僅上個月開局同一天，就發生了多起血案：鄭州一村民為阻止拆遷，開車撞死拆遷官員等人，造成6人死亡，20多人受傷，死傷者均為政府工作人員；河北邢臺城管與銀行職員械鬥5人重傷；黑龍江一趟列車凌晨突發血案，女子持刀刺傷9人；廣西桂平市3男子各持長刀闖入派出所欲報復當年辦案民警，尋人無果後揚長而去，派出所一副所長聞訊趕至街上盤查3男子，豈料竟遭圍砍；6月3日廣州男子持槍襲警……特別嚴重的是，今日中國，楊佳式的暴力維權不斷再生，公安、司法、城管、拆遷等執法官員，已經成為群體事件和個人極端暴力者攻擊的對象。上月湖南永州發生的3名法官被槍殺的事件，令各地政府、司法機關高度緊張。
在川豫地區，自2008年「5•12」紋川大地震以來，民眾維權運動一直很高漲。尤其是環保維權、地震死難學生調查等更是令官方十分敏感。官方為殺雞敬候，已將四川維權人士黃琦、譚作人、劉正有、黃曉敏等先後法辦。如今，劉賢斌的被捕，正是因為他被猜疑與當地風起雲湧的維權運動有關。在官方看來，劉賢斌參與維權比寫文章更可怕，因此才在沒有證據情況下，不顧司法程序，突然對他下手。
第四次「嚴打」指向維權
在今年暴力惡性事件頻發的大背景下，中共政法口多次召開會議，要求各級政府高度重視社會穩定工作，對一些暴力維權的苗頭及時處置，對「敵對勢力」露頭就打。為此，今年6月中旬，公安部宣布，要在全國開展7個月的「嚴打」行動，聲稱鎖定的重點對象為個人極端暴力犯罪、涉槍涉暴犯罪、黑惡勢力犯罪等。如此官方「嚴打」，後毛時代已經進行了三次，分別在1983年、1996年和2001年。此類運動式「嚴打」，在民眾中口碑級差。但此次嚴打又與過去的三次不同。前三次都是由各地黨委牽頭，公檢法針對治安犯罪案件共同行動。但這次僅是公安部一家的執法行動，其直接目的是基於加強維穩、安保需要。這說明中國至今還在使用「嚴打」方式維持秩序，思維依然陳舊，手段毫無更新。
外界普遍認為，當局再次「嚴打」，是因為近期維穩形勢越來越失控，因而嚴打的目標也就會指向敏感維權人士。網上消息稱，6月14日晚上，北京維權律師倪玉蘭被警方非法騷擾、拘押；15日晚上，北京NGO活躍人士蘇雨桐被警方非法抄家、拘押；同時熱心於救助訪民的劉德軍則被從家中帶走，並遭暴力毆打，享受「黑頭套」待遇；6月16日中國傳統端午節，維權律師唐吉田被朝陽國保圍堵家門；維權律師李和平、黎雄兵、李方平被嚴加看守；作家余傑，因要出版《中國影帝溫家寶》被傳訊、威脅。北京警方如此頻頻出手，打壓維權人士，而四川遙相呼應，逮捕劉賢斌，絕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這些詮釋了官方的舉措，為配合最新一輪「嚴打」，已發出了整肅異己的訊號。
異見人士成為「中國特色」的犧牲
在當今世界上，「異議人士」已是各國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任何國家的進步，都離不開「異議人士」的參與。那種沒有批判，沒有異議的時代，只能是一種病態的社會。一種正常的社會、發展的時代、健康的政府，不可能不面對異議與批判，這是社會生長機理的辯證運動使然。
在民主國家裡，政治異見者的發聲，本是促進社會健康發展的常態。「異議人士」並不侷限於純粹思辯的領域，還體現在具體的抗爭行動上。喬薩托利在《民主新論》一書中寫道：「隨著19世紀政黨和政黨政治的發展人們才逐漸認識到，多元主義的共識或（這取決於強調什麼）多元的異見，不但適合而且有利於良好的政體。因此關鍵在於，在多元主義的背景下，即多元主義的社會和歷史觀中，異見、反對派、政治爭論和競爭等概念，都獲得了正面價值和作用。多元主義不管是什麼，它首先是對多樣性的價值的信念。相信多樣性——相信多樣性的辯證作用——與相信衝突不同。所以民主理論從其多元主義母體中推論出來的不是，也不能是對‘衝突’的讚美，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它基於這樣的原則：無論自稱為正確或真理的是什麼觀點，它必須經受批評和異議，並因此而獲得活力。」
近些年來，中國的「異議人士」多是以個體形式出現，抗爭往往也都採取和平的形式，只是發表一些不同政見的言論，最多也不過是訴諸法律推動維權。然而，一向用意識形態製造敵人的執政當局，仍不放棄敵視「異議人士」的立場，至今都視「持不同政見」是「麻煩製造者」，「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危害國家安全」，「敵對勢力」等等，而大興文字冤獄。僅近幾年來，國家就先後逮捕審判了楊天水、許萬平、師濤、鄭貽春、力虹、張林、陳樹慶、郭起真、高智晟、嚴正學、胡佳、劉嘵波、郭泉、黃琦、譚作人等，這個名單正在我們的「和諧社會」中不斷加長。而如今，四川劉賢斌被冠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批捕，再次驗證了這個極不正常的國家，異見人士正在不斷成為執政者維繫「中國特色」秩序穩定的犧牲。
「和諧社會」的敵對意識依然如故
胡錦濤當政以來，多次在中南海向全黨發出「危機意識」警報。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也提出了「建設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的政治綱領和執政理念。然而，該黨精英們卻始終沒有表現出政治變革的誠意，其「體制改革」方向不僅根本不具有憲政意義上的制度安排，反而不斷強化敵對意識，在具體政策操作上繼續封堵網路，壓制言論，一再抓捕異見者。
在普世價值觀看來，現代社會，容忍政治異見和異見團體與組織的存在，應是一種國家設計的制度安排，而民眾批評政府，監督官員，提出不同政見，更是憲法保護的自由權利。當下中國社會不民主的一個重要因素，就在於「異議人士」力量還不夠強大，缺乏一大批不依附權力立場的獨立人士表達「不同政見」，以承擔建設性反對派的角色。只要中國政府的監獄裡還關押「異議人士」，中國社會就根本沒有「和諧社會」可言。中國執政當局對待「異議人士」的態度，就是檢驗其是否真有政治改革誠意的最好試金石。
在當今中國官方的意識裡，敵人似乎無處不有，「敵對勢力」無處不在，而且「長期存在」，國際上有，國內也有，即所謂的「國內外敵對勢力」。這種提法至今未改，而且劃定的範圍越來越廣：異見人士、法輪功、家庭教會、自由知識份子，以及主張西藏、臺灣、新疆、內蒙古等具有自治或獨立傾向的所有人，都被劃為「敵對勢力」，甚至連用中共現行「法律」維護自身或民眾權益的維權者，也被劃為「敵對勢力」。還有那些贊同《零八憲章》體制內外的溫和幹部、知識份子、乃至普通百姓，也都成了「敵對分子」。正如《零八憲章》簽署人徐友漁先生所言：「有人想把中國的合法公民變成唯唯諾諾、俯首帖耳的臣民，妄圖強加給他們可怕的、莫須有的罪名，有人要把祖國忠誠的兒女打成國家的敵人。」
如今，劉賢斌被捕案件再次啟示我們：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後的今天，執政者隱藏在「和諧社會」理念背後的敵對意識依然如昨，公權力還在不斷抓捕異見人士——中南海裡的那些冠冕堂皇說辭，將何以面對天下輿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