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話說多了趙作海會突然爆發：「你們不過是拍我的照片好賣錢的！」隨後又變平靜，「打我的警察不都抓了麼？我不著急，也不用找誰，遲早讓我去認人呢！這個事情，得從上往下慢慢捋」。
深度對話11年冤獄趙作海：我終於知道啥叫「法律」
當時要是不招，他們就會把我用車拉出去，再一腳蹬下去，說你畏罪潛逃。
都到了該娶媳婦的時候了？但那時候也不敢想，別人一問，他爹還是個勞改犯，誰能願意？
趙作海：我為什麼要感謝政府
剛回來時他還說說，「感謝政府」、「我見到的都是大官」之類的話，說完了自己就後悔，「我為什麼要感謝？」現在他對任何外界的關心和疑問都不為所動了。
警官：官大一級壓死人
「我們也都是辦事的人，總得問領導意見吧。現在幾個被抓的警官，家屬精神壓力非常大，都說要去鬧，不是他們的錯啊，如果沒有領導，誰敢自己行事？包括現在在逃的警察。」
趙作海的鄉村冤案樣本
從「死者」趙振晌回到村裡，到「犯人」趙作海被釋放，一共6天時間。此前，趙作海在監獄裡已經服刑11年。 11年裡，除了對檢察官指出自己受到了刑訊逼供，趙作海再無任何申訴的舉動。「在監獄裡我年紀最大，減過兩次刑，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人家做被服，我掃掃地，換監室我總住下鋪。」趙作海的牢獄生活，居然在卑微中感到了別人的照顧。「放我的時候，警官問我犯了什麼罪，我說殺人，他說殺個屁！」
被損害者講故事
趙作海回來這些日子很少在家吃飯，「他總是天不亮就騎自行車出去了，在外頭買個饃吃」。他的外甥媳婦告訴本刊。姐姐、叔叔和妹夫的家分散在距離10多公里的3個村子裡，他只是晚上去某家睡覺。白天要尋訪趙作海的人，經常得到村民「指點」，被某電視臺接走了，被某領導召見了，總算拿到錢旅遊去了……「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第一次見到趙作海就是奇怪的場面，一個穿西裝的鄉鎮幹部猛追一輛黑色小轎車，一邊大喊「下來！」這個看起來很面熟的人是大王集鄉的政法書記，從趙作海一回來，他幾乎24小時守在趙樓村，時常被電視臺鏡頭收入。車尚未停穩，書記就衝上去拉開了車門，面紅耳赤地把趙作海拎出來訓斥，「出了事誰負責任？誰的車你都上，你知道你要去哪兒？」趙作海則低著頭，目光渙散，一臉犯了錯誤的表情。
這些天來到趙樓村尋訪他的不僅是媒體，「我大概見了有 200人吧」。本刊記者見到的，有據說身負冤案守候記者的，有號稱要幫趙作海打官司維權的，還有自稱和趙作海是獄友找他聊天的。此時不識字的趙作海，反倒成了很多人希望傾訴的對象。「有的人來了就說自己有多冤，哭啊，激動啊，生氣都有，我聽完啥也不說，就給他們講故事。偷牛的和養牛的哪個有罪？」這時他的姐姐和其他親戚都喝止：「別說了呀又開始了，他腦子有點亂。」但趙作海靜靜等大家表達完不屑，又很平靜地繼續說，「偷牛的把牛繩子解開，想牽走牛，被養牛的發現了。養牛的拉著他去告官，可是偷牛的和官府是熟人，於是偷牛的說，牛的韁繩自己開了，我是撿了一頭牛，養牛的是誣告他，於是官府判養牛的有罪」。趙作海說自己打比方很少重樣，他現在並不說自己如何，而喜歡把「冤案」這個道理，用各種各樣的故事表達。「秦香蓮，不就和我一樣嘛，拿個竹籤子扎手，招了。道理沒有改變。」
趙作海在5月17日中午到商丘市財政局領到了一個存摺，上面是65萬元。對於接受賠償這件事，他的親屬們都覺得少了。「每天的勞動報酬是按照127元算的，比過去算是高了，可是還有精神賠償啊。我諮詢過，說要等12月1日《國家賠償法》下來，錢就多了，誰讓他現在就簽字同意了呢！腦子不清楚！」趙振舉說。他是趙作海的叔叔，趙作海是他同父異母的大哥所生。趙家一共兄弟姐妹7人，現在僅存的親屬只有這個叔叔和他的姐姐、妹妹3個人。姐姐和妹妹去年和兒子趙細糧去開封監獄探望過趙作海幾次。「但是我沒想到他會出來，見他的時候，他也從來沒說過他冤枉了。」姐姐說。「旁邊是警察根本不可能說。」趙作海解釋。
在趙作海還蒙冤獄中時，叔叔趙振舉看到了回村來的那個 「死者」，便報了案。趙振舉一開始為趙作海的房子和補償金曾積極奔走過一段時間，他在鄭州藥廠做銷售，算是趙家最有見識的人了。「可是不一條心！」趙振舉覺得，趙作海有自己的心思。
「我兒子多。」趙作海被捕時47歲，現在58歲，貼著頭皮的短髮全白了，腰直不起來，走路緩慢。妻離子散家破，人未亡。趙作海並非如親屬們所說「牢裡待傻了」，他的配合和平靜帶來的是，「縣裡答應再給我蓋個樓」，略有喜色。已經火速蓋出半截的新屋，在趙作海看來還是進度太慢，「才起了大梁」。每天他騎著自行車從姐姐的住處出門，必然要去的就是自家工地，帶著饅頭，細細查驗磚頭、沙子、水泥。 「這個屋子我住，再蓋的那個給兒子。」趙作海很明白，「我要錢幹什麼，房子升值呢，有房子兒子也就回來了」。剛回來時他還說說，「感謝政府」、「我見到的都是大官」之類的話，說完了自己就後悔「我為什麼要感謝？」 現在他對任何外界的關心和疑問都不為所動了。話說多了他會突然爆發：「你們不過是拍我的照片好賣錢的！」隨後又變平靜，「打我的警察不都抓了麼？我不著急，也不用找誰，遲早讓我去認人呢！這個事情，得從上往下慢慢捋」。
翻來的案子，覆去的事實
在趙作海的陳述中，他已經很多遍回憶了當時在派出所遭到刑訊逼供的情景。「警察在我頭上放鞭炮，被打得不行。差不多有一個月，我天天都覺得自己快死了，喝一種摻了藥的水，發暈，但不讓睡覺。」而到底為何與趙振晌交惡，趙作海卻一直迴避，「我不想談，都過去了」。他頭上當年挨了趙振晌一刀的疤，現在看來只有拇指大了。村子裡的說法與當年刑偵結果是一致的：1998年農曆十月三十，27歲的婦女杜金貴和趙作海在杜家裡黑著燈，趙振晌敲門，杜金貴把油燈點上，趙振晌就進屋給了趙作海一刀，立刻跑掉了。
此後事實清楚，當時趙振晌的失蹤並未引起注意，他的侄子趙作亮是時隔4個月後，1999年2月15日才第一次報案說叔叔失蹤了。在第一次報案時，趙作亮就認為趙振晌被趙作海殺害了。趙作亮作為當年報案並且提供重要線索的人，現在見到記者就向田間疾速逃走。「我沒做什麼，我就報了個案。」他說。當時村裡有關二趙和杜金貴關係的傳言很多，打架也是趙作亮判斷的依據。 5月8日，趙樓村開春應該澆地的井卻出不來水，此後井裡被打撈出麻袋裝著的屍塊，經過趙振晌家人和村民指認，認為這是趙振晌，「沒有頭和四肢，但趙家人覺得是，村民們也就覺得是了」。趙振晌自己現在倒說：「我沒娶媳婦，沒父母，跟誰也不甜，我走的時候也沒想給誰一個交待。」現在問起趙作亮，他則激憤地說：「我又不是要害趙作海！」然而當時把線索提供給警方後，就得出了趙作海殺人的嫌疑。一位知情警官說：「如果不是家屬指認，我們怎麼能確認呢？當然現在他們不吭聲了。」
首先，按照公安調查偵破趙作海故意殺人案的版本，也就是1999年5月8日至6月18日趙作海所作的9次有罪供述所形成的起訴書敘述的版本：「當時趙作海跑出來，追了趙振晌一段路，等機會又返回去殺了趙振晌。當時他半夜穿著血衣回家，告訴妻子趙小齊對不起她，讓她什麼也別問回屋去，然後把趙振晌的屍體悄悄拖回自家的菸葉炕。那是一個單獨的小土屋，專門烘菸葉用的，在那裡把趙振晌的屍體肢解，然後把頭和四肢扔進河裡或在自家焚燒了，把身體用麻袋片裝起來，扔進了村西南頭的機井。」這個說法在柘城縣公安局一個知情警官、當時的主訴人汪繼華和村民們口中基本一致。
而在當年的主角那裡，現在卻得到了相反的故事。杜金貴披散著長發，說話頭頭是道，完全否認自己和二趙有男女關係。「我年輕時和趙振晌、趙作海關係都不錯，他們常上我家來玩。但是因為趙振晌是個光棍，就有很多閒話。我也不理會。」杜金貴的丈夫是趙樓村人，也是「作」字輩，杜金貴帶著母親從甘肅到了趙樓，丈夫是比她大十幾歲的上門女婿。「我當時和趙作海在屋裡頭，沒有幹啥，我給他捲菸葉嘞！那時是油燈不亮，根本沒有黑燈。他倆是打架了，然後都跑了。」杜金貴情緒很激動， 「我和他倆有關係？就是趙振晌的侄子們造的謠。」趙振晌的侄子們報案後，杜金貴就成了眾矢之的。「我現在想告那幾個侄子，我的名譽怎麼辦？這些年他是殺人犯，我背著個髒名，我已經不想和人辯解什麼。村裡人說什麼我都不在乎，我也不要錢，就讓他侄子們給我跪著道歉。」她說。
後來警方對於趙作海和趙振晌有矛盾的證詞，很多是杜金貴提供的，也有其他村民對三人「男女關係」的說法，但是杜金貴說自己「被打得簽字畫押」。在趙作海被帶走後有五六年時間，杜金貴撫養了趙作海的兩個兒子，杜金貴自己也有3個孩子。趙作海的前妻趙小齊和杜金貴差不多年紀。 「當時因為家窮，只好嫁給大我12歲的趙作海，連著生了4個孩子。我照顧兩個小的多些，改嫁就只帶走了兩個，大兒子還為我改嫁來和我打過架。」趙小齊說她在派出所也被打了幾天，「但我真的不知道他和杜金貴有什麼，我也不識字」。
趙作海的大兒子趙細糧說：「我和弟弟是住在大伯大娘家的牛棚裡，住到能打工我們才離開了。我們不和母親往來了。大伯和大娘一直沒讓我們餓著，幾年回一次村，我們都得去大伯大娘家，不給錢，只是帶點東西去看看。」杜金貴說：「我知道趙作海是冤枉的，他不可能殺人。我當時被打得去畫押，他老婆跑了，他兩個兒子沒人養了，才13歲。我就去找大隊支書，他家地給我種，兩個兒子我養。支書自己佔了6畝，給我種3畝，我就給那兩個孩子飯吃。我男人都聽我的，他也覺得孩子可憐。如果我和他們有關係，我男人能這樣？」
趙振晌對本刊記者並不承認，自己是因為杜金貴而砍傷了趙作海。 12年裡他也沒有走遠，「我就在這附近的幾個縣收廢品嘞，後面的事我一點不知道」。不過他在剛回來面對警方詢問時，還是承認了自己是看見趙作海進了杜金貴家，才生氣想去砍人的。
「我是看了他右側腰裡有塊疤，才敢認的。樣子瘦了點，可還是我弟弟。」趙振晌的姐姐趙振蘭說，「否則這人早就給趙作海殺了。」因為偏癱，從衛生院輸液回來的趙振晌，半路在地頭上撿了個木棍當枴杖。他至今還沒有見到趙作海。每天都在村裡轉，和鄰居們聊天看人家幹活。「剛回來人都不認識我，我說我是晌，人都不相信，跳老高」。趙振晌說，如果不是家族遺傳偏癱，他也不會回來，「我看新聞，農村有養老院了，我想自己啥也沒有，回老家住養老院不知道中不？」他今年56歲，現在一個人住在侄子趙作亮的房子裡，提起當時砍趙作海，還有些得意之色。 「我們倆早就有矛盾，最早是80年代我們在延安打工，他拿了我1800 元的工資始終不給我，當時那是很多錢。村裡也知道我倆誰也不能見誰。」趙振晌說，自己是藏在暗處，等趙作海出來「給他一下子」，「砍著就跑，我誰也不告訴。我東西都收拾好了，本來我還開了個小賣部，有些貨，我連被子都帶走了，騎著自行車到附近縣去，過了一個來月，縣裡也沒貼我的大照片，我估計趙作海也沒有死」。
逆推中的疑點
趙作亮家擁有大型收割機一臺，村裡的房屋就有三四處，蓋得也還算體面。一直以為叔叔死了的他，把杜金貴和趙作海一家都當做仇人，全村人也都排斥著這兩家。「平時連看都不看。好多人給我們家拉屎撒尿，有人半夜扔磚頭進來砸我們。」趙細糧說。杜金貴說：「當時村裡人都是牆頭草，看他侄子厲害就都跟著。俺是個外來戶，男人也不掙錢，趙作海也沒本事，家裡窮得很，就知道玩。」其實，當時，趙作亮並非提供線索的唯一證人，提供證詞的村民不少，都說看見過二趙發生矛盾，或和杜有不正當關係。現在村民們則改了口：「趙振晌走也不留話，家裡人也是急的，那可不以為就是他死了？」他們並不愧疚自己當年的推測錯誤，反倒覺得是趙振晌回來才改變了一切，他們說趙作亮都轉變了立場。村民私下對本刊記者說：「趙作亮對他叔說，你還回來幹啥？走的時候不給個話兒，現在人家趙作海回來是財神爺，你回來是個癱子！」
公安用刑訊逼供的方式，讓趙作海在被抓24小時內就做出了有罪供述。汪繼華在1999年9月28日在商丘市檢察院收到來自柘城縣檢察院報送的案子。當時檢察院提審趙作海時，趙作海全面推翻了自己的供述，另外屍體也沒有證實就是趙振晌。在看完整個卷宗後，他的決定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退回補充偵查」。
很多報導對於趙作海案件的疑點都寫得言之鑿鑿，其實這些都是汪繼華最早拒絕起訴時給出的意見。當年汪繼華兩次退補這個案子，都是要求公安機關去做 DNA鑑定，證實屍體是趙振晌。「但是趙振晌的父母很早去世，他也沒有子女，兄弟姐妹的DNA不具有參照意義。」1999年12月9日，商丘市檢察院甚至做出了對柘城縣檢察院的進一步要求：「如公安機關不能查明屍體身份，該案不具備移送審查起訴條件，檢察機關不再受理。」所以之後，柘城縣公安局一再向縣檢察院移送此案，都遭到了拒絕。
「疑點最主要就是屍源。當時公安機關認為，要確認趙振晌，只好去趙振晌父母的墳開棺，用骨頭來檢測DNA。但那時覺得這樣做還是太有違民風，會給老百姓帶來不好的影響，遲遲沒有做。」汪繼華說，「還有就是趙作海的殺人工具一直沒有找到，我的意見裡寫，趙作海供述的殺人工具，和能夠肢解屍體的工具難以匹配。要知道人的大腿骨多粗，他又不是外科醫生，我雖然忘記了趙作海供述的具體工具，但肯定不是能肢解人體的刀具。」對於很多媒體報導中的重大疑點，井裡壓屍體的500斤重的石磙好幾個，根本不是一個人所能做的，汪繼華說：「不是，是兩個石磙，一個青石，一個水泥，也沒有500斤那麼重，而且石磙是可以滾動的，一個人可以推下去。」檢察院認為的疑點，還有趙作海供述的給趙振晌脖子一刀，而屍體的銳器傷口卻在胸口。汪繼華提出的細節還有：「當時屍體的胃裡還檢測出了未消化的食物，屍體在溫度較低又濕潤的井裡保存了這麼長時間，很多細節還是可以去探查的。」然而趙作亮也並未舉辦任何喪事，就把屍體草草埋在了井邊上。
「趙作海雖然供述自己有罪，然而卻沒有提供任何後續的有力的證據。後來他被要求說出到底把頭和四肢扔在哪裡時，居然託人帶話給妻子趙小齊，讓她把自己父母的墳挖開，把頭和四肢拿出來交給警察。」當時一位知情警官也覺得充滿矛盾，「可是我們也不敢把他放走，畢竟他口供裡承認了殺人，如果放人的話，當時肯定會有很大的社會影響。」這個案子就這樣僵持在那裡，汪繼華說：「沒有證據就應該放人，超期羈押肯定是違法的。可當時如果把整個案情公開，誰又能說趙作海是絕對清白的？放走殺人嫌犯對公檢法壓力也很大。」
「限期」與「定調」
2001年開始，全國司法機關開始大規模清理超期羈押案件，此時汪繼華離開了檢察院。「我是從縣檢察院借調到市裡的，借調5年了，還拿著300塊錢的工資。」汪繼華說自己沒有受到什麼壓力干預此案，「我要是不同意就寫自己不同意，領導要同意他得簽他的名字。當時還沒有領導過問這個案子」。 2001年7 月17日，商丘市政法委在柘城縣政法委調查此案，結論還是屍源不確認，不具備起訴條件。 7月9日柘城縣公安局自稱取得了「相關驗材」，但開棺去骨的事在趙樓村裡沒有絲毫傳聞，送到沉陽市公安局、中國刑警學院、公安部物證鑑定中心進行鑑定，公安部在7月24日給出「因為一個檢材未出結果，無法對比」的鑑定結論。
又過去了一年，沒有任何證據進展的案子，到2002年 8月，至此趙作海已經被羈押3年零3個月，因為時間流逝逐漸偏離了法律軌道。 「限期本身就是個違反唯物主義的事。」汪繼華說，但 「定調」會議終於召開。最後接下此案負責公訴的商丘市檢察院的助理檢察員鄭磊，現在儘管早已辭職做了律師，卻還是受到了巨大的輿論壓力。他一開始就坦承：「當時證據比較弱，沒想到法院會直接判，更沒想到高院會維持判決。」鄭磊說自己之所以願意公訴，還是以為法院那一關可以擋住。
「官大一級壓死人，我只是一個最基層的。政法委就是主管公檢法單位，在我們產生問題時起協調作用的。」鄭磊說，「當時在起訴書裡夾著一份信件，是柘城縣公安局在2002年8月20日給商丘市政法委的告狀信。信裡說此案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抱怨商丘市檢察院拒不接卷，才造成趙作海被超期羈押的問題。」「很少有人被羈押這麼久，而且當時全國嚴查，縣公安壓力很大，只好再向縣檢察院施壓。縣檢察院以'重大案件超過無期徒刑以上都要報送市一級'為由，又要求市政法委出面協調。」那位警官說，「我們也都是辦事的人，總得問領導意見吧。現在幾個被抓的警官，家屬精神壓力非常大，都說要去鬧，不是他們的錯啊，如果沒有領導，誰敢自己行事？包括現在在逃的警察。」趙振晌的歸來，使當年參與詢問趙作海的3名警察、3位主審法官、書記員等遭停職，他們也都沒有任何官職，至今仍是普通公務員。
案子此時一級級推到了市政法委。 10月9日，市政法委書記王師燦，也是市委常委，召集開了兩次會議，讓公檢法都來發表意見。 「協調會法院也參加了，給法院協調的也是快審快判。不過大家都可以發言，如果檢察院堅持不接受協調，也就不協調了，但是書記是必須表態的。」最後王師燦還是主持定了調子。他對記者強調自己並不是專業人員，「學機電、煤礦出身」，自己的決定也是根據當時情況「協調的結果」，並說自己「早就忘記了這個案子」。在當時參會的檢察院公訴處處長宋國強看來：「政法委要求市檢察院對趙作海故意殺人一案，安排人重新看卷。」市檢察院此時已經不再堅持拒絕的權力了，因為後面還有一條硬性要求：「20天審查完畢後起訴至商丘市中級人民法院。」
趙作海在鄭磊審查時，同樣兩次翻供，都說自己是被刑訊逼供，然而已過去3年無法取證，鄭磊當庭答辯只說了一句「我的意見就是起訴書的意見」，他感嘆「整個庭審就是走過場」。走過場也需要配角，當年被臨時拉來為趙作海辯護的律師胡泓強，當時是律師事務所的實習生，他說「因為別的律師都很忙就指派了我」。他沒有留下當年的案卷，只是說「趙作海對我說了他是冤枉的，可我辯護的那些疑點，法官根本就不聽」。至今胡泓強還是不解，「那是我代理的第一個案子，其實一切都是冥冥中早已決定好的」。至今胡都沒有律師執照，還在做一個法律援助者。對胡泓強採訪時，他有90%的時間在聊《易經》，並說自己「早已算出趙作海會有今天」。
「如果不是趙振晌回來，我絕對沒有可能翻案。」趙作海解釋自己為何沒有對一審結果提出上訴，「除了他，任何人不可能還回我清白。」因此他沒有和任何人任何事抗爭的意願。他的前妻趙小齊帶著小兒子和女兒嫁到了外縣，相隔不遠，她說：「我在路邊哭的時候，被現在的丈夫叫回來，他妻子病死了，有3個女兒，我又帶來一雙兒女，我們感情好。」趙作海的小兒子現在跟了繼父姓劉，趙小齊說，「打工的兒子打電話回來說，他不回那邊去，有錢也不去。我更不去了，我們夫妻攢錢給兒子已經選了地方蓋房子了」。趙小齊生活雖然不富裕，看上去卻挺幸福。趙作海剩下的，還有兩個在北京做建築小工、一個月掙幾百塊錢的兒子。 「他們肯定要回來的，錢我又怎麼花，我跟著兒子過。」 趙作海說。而商丘市政法委在為趙作海案召開新聞發布會的同時，將無頭屍案又提上了日程，那個早已被石灰填滿的井再次挖開了，「調子」是：「限期破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