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中國
我今年六十五歲,前四十年在上海，後ニ十五年在澳洲。我自幼患小兒麻痺症，右腿跛行，在中國，殘疾人被視為另類；加上我又出身於黑五類家庭；雖然,少年不知愁滋味，我從不自慚形穢，但每逢升學、就業等大事，我總是明顯感到，我不能得到平等對待。殘障和我的家庭出身,是橫亙在我人生道路上的兩座大山。
高中畢業後,從20歲至34歲,人生的黃金時代,遭逢文化大革命，我被安排在一家街道小廠工作，環境和薪酬均屬於社會最底層。「人在屋檐下，豈能不低頭」,那個半文盲的女黨支書記常來作侮辱性的訓話:「記住!你個殘廢人要是生在舊社會，不餓死也只能去討飯，黨和毛主席是你們的大救星」。文革時期，國人用中文表達的儘是野蠻和暴力、仇恨與醜陋。中文不再美，我開始偷偷學英文。一是找精神寄託，再則不想虛擲光陰。當夜幕降臨，我將私藏的英文書打開，思緒和心靈瀋醉到寧靜與詳和中，暫時忘卻了戶外尖利的嚎叫和打砸搶的聲浪。十三年悠悠歲月在苦樂參半中熬過去了。
十年文革，大學沒有師範畢業生向社會上輸送，劫後餘生的老教師也大多告老退休，中學師資嚴重缺乏。1978年,上海市向社會上招聘教師。十三年寒窗終於等來了機會，我向街道幹部提交報考英文教員的申請，不料姓瀋的幹部聲色俱厲地說：「你沒有資格報考!」我說:「為什麼？我學歷和資質都符合要求的。」他說，「你的腳是蹺的，不能當教師。」我說:「腳蹺並不傳染，教書用腦力和知識，方今國家由亂到治，正……」沒等我說完,瀋幹部吼道:「我說不能考就不能考!」我只能去上訪,費盡口舌，才爭取到考試資格。口、筆試駕輕就熟，很快通過。但臨到分配教職，我又落入瀋幹部的手掌，他還是這句話：「說你沒資格就沒資格!考上了也沒用!」橫下心，我又走上訪路,歷盡艱難，最終我母校校長派員到街道點名要人，我方能走上從教之路。
不過,殘障和家庭出身始終是我揮之不去的心結。挑燈夜讀時，我常會低眉思忖：在世界另一端星空之下的「舊」社會應該是不同的吧？不然坐輪椅的羅斯福怎麼當上了美國總統?小木屋裹出身微寒的林肯又如何被選舉進了白宮?
二、在澳洲
英諺說:Life begins at forty.(人生在四十歲開始)。冥冥中的安排，1982年我通過了出國英文考試，1985年我40歲那年，拿到了自費赴澳洲的簽證。憋著一股勇氣，帶著僅有的一些英文底子和父母教誨的做人道理，我阮囊羞澀，惴惴不安地踏上了赴澳洲的第一站--紐省的小城阿米代爾。我認識的第一個澳洲人，Mr.Knight(奈特先生)，是當年新英格蘭大學行政處的註冊主任。知道我經濟拮据，他真誠地向我施以援手。若非他介紹我去講授中文課和打雜工來維生，我是很難在澳洲立足的。二十五年來,我與他始終保持著聯繫和來往。從奈特先生起，澳洲人留給我初次的良好印象，成了日後持久的印象。
半年後我離開了阿米代爾，南下悉尼。悉尼的碧海睛空和自然氛圍，將我鬱鬱的心結漸漸融化。在澳洲，沒人會在乎你出身是紅五類抑或黑六類。那末在求職方面呢？澳洲雖沒有瀋幹部，但這裹的人事處會不會也心存偏見？很快我消除了疑慮，在悉尼最初那些年，我打過工，當過同聲翻譯和筆譯，教過中、英文，也被聘任過中文講師……，殘障並非求職的屏障。我慶幸自己進入了一個不同的國家。
座落在喬治街俯瞰悉尼海港大橋和歌劇院的麗晶酒店(現巳易主，稱四季酒店)，當年是悉尼五星級酒店的旗艦。創始人兼總經理賴泰德先生(Mr.Ted Wright)，出身美國名門，兼有哈佛的教育背景，舉手投足之間，天生的領袖風範，口才一流，又是謙謙君子，平易近人。在他倡導下形成的「麗晶家庭」(The Regent Family)管理理念，使身在麗晶共事的全體員工，相見時都似坐對春風，親如一家。我在麗晶一晃就工作了十年，由廚工，升至工長，副經理，乃及經理；對澳洲平等就業機會(EEO)的國策更有了切身的體認。期間，我完成了麗晶酒店在職經理培訓的全部課程。
1990年,我被選拔參加了麗晶為管理層設計的野外訓練項目(The Outward Bound)，地點遠在昆省北部廣袤的人跡罕至的地區，該訓練的目標是開拓現代經理們堅韌不拔，吃苦耐勞的精神和適者生存的能力。十天十夜，我們十二人的團隊，在專業指導帶領下，每人揹負20公斤的背包，徒步疾行，登山入谷，穿越雨林，懸崖攀爬，激流放筏，危地露營……。當年主流媒體澳洲人報(The Australian)派出了記者和攝影師全程跟蹤，後來該報在週末雜誌上以圖文並茂的長篇來報導了這一壯舉。我經受了這次考驗，更深入理解了團隊精神。
1994年，我49歲，加入了澳籍，入籍儀式結束後，我獨自在海德公園靜坐了良久，口中囁嚅回味著旅美學界前輩唐德剛先生的詩句：……歷史原有偶然，命運實難自算，作了天朝棄民，竟能苟延殘喘，豈是歪打正著,或乃蒼天垂憐?……。一時間，人生許多往事，淒涼的，甜蜜的，盡皆湧上心頭，我不禁百感交集。
1997年初，集博彩、酒店、餐飲，娛樂於一身的悉尼星港城將要落成，招聘各部門經理，籌備開張。為保證賭城健康運作，政府設立CCA(賭場監管局)，對應聘的管理層人員預作嚴格的品行審核。其時我巳過了知天命的年齡。不存奢望，我有意無意地遞交了履歷，申請飲食部後堂總管(The Executive Steward)的職務。不料幾輪會見後，我竟獲得聘任。接著歷時近一年，我參與了飲食部相關的運作規程、工作標準、器材購置,安全運行等籌備工作,直至最後招聘和錄用職工。
開張時，我負責的部門包括管理和工人共有164名僱員組成。查看之下，164名員工中除了澳洲本土人之外，竟有來自多達二十五、六個不同國家和民族背景的移民人士，儼然是一個小小的多元文化部門。我深深感到，要使部門平穩運作，經理自身的表率和公正至關重要，因此我不敢掉以輕心，事必親躬，鞠躬盡瘁，終使本部門成為一個有效運作的和諧社會。
1998年某晚,新落成的星港城宴會廳裡，正在舉行年度職工和年度經理評選揭曉和頒獎的儀式。華宴盛開近五十桌，應邀出席的男士都西裝革履，光可鑒人，女賓皆珠光寶氣，雍容華貴。我與另十一位曾當選為月度經理的候選人登上了臺，當星港城總裁甘布爾先生拆開評選委員會的信封，取出紙片宣讀說:「The winner is VictorChang.」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恍惚間當年瀋幹部的申斥聲在迥響：「你沒有資格，你沒有資格！」，一時間，我有些惶恐，但是旋即，圓桌周圍約五百位男女佳賓紛紛推開座椅，在湖綠色的地毯上齊齊起立，像湖面上躍起了一群五彩繽紛的天鵝，朝著台上鼓起了雷動的掌聲。我不記得後來說了些什麼。我並不為自己感到自豪，我祗為這個國家和國民感到驕傲，同時我內心充滿了感動，感謝這個社會給予我平等參與的機會與認可。
記得從我父母起上溯五代，祖上沒有成員去海外闖蕩謀生。而自我以降，下一代均巳移居自由民主的國家。我樂見兒甥們在海外都能各展所長，安居樂業，開枝散葉。雖然我一生不參加任何政黨，團體或組織，不過我接受澳大利亞的民主政制和價值觀,我懷抱「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同時真心地擁戴這個「民主、民有、民享的社會」。2000年，我當上了祖父，離任退休後，生活從喧鬧繁忙逐漸趨於寧靜閑適。如今我享受每一天的退休生活：閱讀，書寫，上網；閑暇時喜歡駕車遍游名園苗圃，日常也在自家的庭院裹裁花植草。多年來我巳去過美洲、歐洲和亞洲諸國旅遊，回來後更加知足和熱愛澳洲。清晨醒來仰望，晚上歇息謝恩。借用梁漱溟先生說的話：「不求長生，不虛此生。」亦乃我願也。
從我認識的第一個澳洲人奈特先生起，我發現在這個國家，各族裔有很多像他一樣善良，真誠、可敬的人。當我仰望他們像天鵝一樣聖潔時，我從來沒有忘記，我曾經是一隻遭人嫌棄的醜小鴨。當我終於也來到天鵝們中間時，我並不奢望成為天鵝，相反，我依然故我。只是如今我巳垂垂老去，當年淒苦的醜小鴨成了如今樂天的醜老鴨。至於澳大利亞，恰恰是我找到的，最適合醜老鴨生存的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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