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內最近有關「國進民退」的討論引發了我的思考。這讓我聯想到此前的另一場討論，就是為何中國比韓國大得多，但能夠與三星、LG這樣的韓國公司匹敵的中國企業卻很少。我覺得這兩個問題恰恰是高度相關的。正當中國人感到「國進民退」在加劇時，在我的祖國韓國出現的卻是逆向的潮流。李明博總統自 2008年上任之後，就一直在推動國有企業的民營化。
李明博總統是企業家出身的市場主義者。他認為韓國國有企業雖然規模越來越龐大，效率卻越來越低下；由於缺乏市場監督，國企的管理也十分散漫。李明博總統就任前表示，包括韓國產業銀行、韓國電力、韓國鐵道在內的許多國有企業要民營化。後來出於對民營化後水電費上漲的擔憂，公眾輿論普遍反對公共事業民營化，李明博因此取消了韓國電力、韓國自來水和韓國鐵道等企業民營化的計畫。但韓國政府從 2008年開始，仍然在逐步推行國有企業的改革。
在韓國，國有企業的工作穩定性比民營企業強得多。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民營企業更容易解雇職員，又增加了很多「編製外」崗位，在民企裡持續工作到退休年齡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從生活舒適程度看，國企工作員工六點能準時下班，而對民企員工來說，這恐怕通常是無法實現的美好夢想。所以在韓國，國有企業也被稱為「鐵飯碗」。
但韓國與中國不同的一點是，雖然在國企工作穩定舒適，但那裡的待遇卻遠遠比不上民營企業，尤其是像三星、現代汽車和LG這樣的大型民企。雖然有些國企，特別是金融行業，工作既穩定，待遇又豐厚（我們稱之為「神的職場」），但從2008年開始的民營化進程和改革措施，也在讓這類企業「走下神壇」。
剛到中國時，我以為中國之大，肯定有不少大型民營企業，但後來發現在我所知道的企業中，除了聯想、華為和幾家網際網路公司之外，全都是國有企業。上交所市值前十名更都是國有企業。
再看看韓交所，市值前十名的組成就很不一樣。它們是：三星電子、浦項鋼鐵、現代汽車、三星人壽、新韓銀行、LG化學、現代重工、現代MOBIS、韓國電力和 KB金融。其中製造類6家，金融類3家，公共事業1家。供電的韓國電力是其中唯一一家國有企業。排名第二的浦項鋼鐵是民營化最為成功的一個例子。它在 2000年被民營化後，經營狀況逐漸改善，淨利潤增加了約五倍，成為韓國最有競爭力的企業之一。
在中國，國務院於今年5月發布「新36 條」，意在降低民營企業進入一些重要行業的壁壘，但許多民營企業抱怨面前有一堵「玻璃牆」——看似透明，但進入時仍然阻力重重。而在韓國，除了公共事業以外，韓國取消了幾乎所有行業的准入壁壘。在包括金融、能源在內主要行業裡，民營企業已經佔了絕大部分的比重。
金大中總統就任時的2000年至2003年，是韓國國有企業民營化的重要時期。浦項鋼鐵、韓國菸草與人參公司、斗山重工和韓國通信等主要國企都在此時完成了民營化。民營化不僅讓企業提高了效率和管理水平，也讓韓國政府「進賬」21萬億韓元（約合1200億人民幣）。亞洲金融危機後，韓國政府為救援企業投入的100萬億韓元，很多就來自這筆錢。2008年時民營化掀起了第二次浪潮，現在韓國政府正著手出售其在韓國產業銀行、友利金融控股、大宇造船等企業的控股股權。
相比之下，中國為抗擊危機進行的四萬億元政府投資，似乎加劇了「國進民退」的趨勢。中國國民經濟中國有企業佔據了半壁江山：2009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資產總額佔全部規模以上企業的比重為43.7%。國有企業在金融、通訊、能源、交通和基礎設施等行業所佔比重更大。很多國有企業享有行政壟斷的特權，牢牢地佔領了國內市場。
「國進民退」會加劇行政壟斷狀況，受損最大的是消費者的權益。舉個例子，目前全世界市值最大的銀行是中國工商銀行，前十名當中四家來自中國。但中國消費者享受的卻遠非最優質的服務。在中國，我最不願意去的地方就是銀行。即便是去辦理非常簡單的事情，通常也要排隊半小時以上，而且享受不到親切的服務，銀行還頻頻提高各種手續費用。韓國的銀行沒有中國那麼大，有時也要排一會兒隊，但櫃員對顧客的服務通常要熱情得多。為了爭奪顧客，韓國的銀行常常會降低手續費用。
「國有體制」不利於培養出有效率的企業，一個關鍵原因是政府不會讓它們破產。比如，中國的銀行出現巨額不良貸款時，政府出手加以解決；航空公司在「套期保值」合約上出現巨額虧損時，也是政府出資加以解決。這樣就導致國有企業對風險的敏感度降低，擴大投資的衝動更強烈。國有企業員工的危機感小，也容易導致他們缺乏追求創新、提高效率的動力。
而民營企業的危機意識能夠幫助它們提高創新力和效率。比如，三星電子的一個成功秘訣是「危機經營」。雖然它是韓國最賺錢的企業，但管理層不斷地告誡員工們要警惕危機，為十年後的發展儲備動力。
我認為，至今在中國，政府的力量仍遠遠大於市場的力量。每當市場的力量變大時，政府就會壓制它。一旦因為壓的太緊導致市場萎縮，政府又會開始給它鬆綁。正是這樣的反覆 「折騰」，阻礙了民營經濟的發展。
韓國培養出三星電子、浦項鋼鐵和現代汽車這樣的優秀企業花了二三十年的時間。在中國，民營企業要發展，需要的不僅僅是時間，更需要政府「擺正位置」。政府的最大職責是幫助維護有效的市場和競爭機制，給民企提供良好的土壤，而不是把自己變成企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