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下午，父親心情煩悶。家中的氣氛，陡然大變。晚飯後，父親去了史良的家。在那裡，對《人民日報》社論和第一個站出來反擊右派言論的國務院參事室參事盧郁文發泄不滿，並對史良說：「盧郁文不過是小丑，而胡風、儲安平將來要成為歷史人物。所謂歷史人物是幾百年才有定評……」
父親歸來，已近深夜。人剛睡下，忽然，電話鈴聲大作。寂靜之中，尤覺急促刺耳。接過電話，方知是浦熙修打來。
她的第一句話是問父親：「儲安平辭職的消息是真的嗎？伯鈞，你的態度怎麼樣？」
父親答：「辭職是真的，但權不在我。將來要由社務委員會議論決定。」
浦熙修說：「《文匯報》的情況要比‘光明’好些。因此，還想約你寫一篇關於聯合政府的文章。」
父親說：「我不能寫了。」
「你能不能推薦一個人？」
「我一時想不出來。總之，要請對中國政治有些研究的人，像王鐵崖[10]那樣的。」
接著，浦熙修在電話裡向父親傳遞了兩個消息：一個是說，她在南斯拉夫大使館見到了周揚和夏衍。在大廳問他們二人當前的形勢到底是怎麼回事？還搞不搞鳴放？他們兩個人都說，現在仍然是鳴放，政策沒有變。另一則消息是講她看了《這是為什麼？》社論後，立即給陸定一打了個電話，不客氣地問現在是繼續「放」？還是「收」？陸的回答也是，我們還是「放」，沒有變。
浦熙修在電話中的講話，語言雖簡練，情緒卻激動。彼此都有不祥的預感。父親非常理解，她關心「光明」，是因為「文匯」與「光明」血脈相通，都是民主黨派的報紙。她關心老儲，是由於她和儲安平命運相連，都是報社的主編。然而，父親還沒有意識到：毛澤東打擊的目標乃是浦熙修身邊的羅隆基、儲安平背後的自己，和章羅所代表的中國自由民主派知識份子及他們的政黨。
6月10日，父親在民盟中央的座談會上表態說：「對我的批評，我暫不辯論。我的發言可能是百分之百錯誤，也可能是不利於社會主義，可能是對抗黨的領導，損害黨的領導權的大錯誤，也可能不是那麼嚴重的問題。我決不辯護，不說言不由衷的話。總之，要用一番動心忍性的功夫，向大家學習。」
6月11日一大早，父親為商談慶祝《光明日報》建社八週年的事情，驅車來到儲安平的家。這是座落於阜成門內大街的一個小四合院。去之前，母親的侄女婿、供職於「光明」副刊的作家巴波告訴父親：儲安平的家，不大好找。聽人家說它的對面，是個「正興石油商店」。找到石油店，便可尋到他的住所。
在不大的客廳裡，他們開始了短暫的談話。儲安平情緒低落，對父親說：「我已辭職，社慶的事就不要同我談了。」
如此拒絕，便只有沉默。
在沉默中，父親覺察到事態的嚴重性已超過了自己原來的估計，不禁為儲安平的前途擔憂起來。父親終於開口，道：「老儲，你的負擔重不重？」
「不重。」
「不重就好。」父親繼續說下去：「人要碰到那麼三種情況，就困難了。」
「哪三種？」
「一是身體不好，二是名利心重，三是有生活壓迫。遇到這三種情況，恐怕就非出來做事不可。」
儲安平聽罷，說：「我不在這三種情況之列。生活負擔不重，孩子大了，經歷半輩子，名利心也淡泊多了。」
有了這樣的答覆，父親稍感放心。但轉而又想：儲安平隱退之後，又能做些什麼好呢？沉吟片刻後，又道：「老儲，今後可以超脫一些，你年齡不大，又有學問和眼量，可以多研究些中國的思想問題。依我看，今天能夠看到五十年以後的事的人還沒有。」話說到此，父親心中自是一陣辛酸。
儲安平覺得父親是在替自己尋找後路，且態度至誠。便也問道：「伯老，我如果搞研究的話，那麼研究的題目是什麼？」
父親說：「現在中國共產黨有幾個困難問題不能解決。一是農民問題；二是學生、包括知識份子問題；三是經濟建設中的錯誤；還有一個就是中共自身的問題。比如，原來是科員，入了黨，要做科長；原來是科長，入了黨，要做處長；處長要做局長，局長等著做部長。一萬多黨員，都要成了國家公職人員。中共的政黨機構龐大，而且全部國家化。這個政黨制度問題，靠教育黨員是不能解決的。當然，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實行政黨政治，但國家內部黨與政，黨員與官員之間，在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卻是這麼一種關係，的確少見。老儲，像這樣的一些問題，也只有你這樣的人，才可以研究。」
儲安平點頭卻無語。儘管父親說的這番話，他是同意的，但心中清楚——自己辭職後能否從事研究工作，已不是眼前這個社長所能決定的了。
對父親的到來，身陷危難的儲安平是很感激的。他感到今後不會和章伯鈞發生任何工作上的關係，但他們的友誼有可能持續下去。
父親回家，一再嘆息道：「可惜呀，儲安平。有些素質是要與生俱來，無法培養的。」
6月11日，民盟的《光明日報》支部即在吳晗的主持下，率先召開了批判儲安平的會議。會上，吳晗厲聲說：「過去國民黨確實是‘黨天下’，儲安平現在說共產黨是‘黨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實，且用意惡毒。」並指出儲安平之所以有勇氣，是由於後面有人支持。他要求所有的《光明日報》的盟員和儲安平劃清思想界限。
6月13日，父親在《光明日報》發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嚴重錯誤》一文。他承認自己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是思想上犯了嚴重錯誤。
6月14日晚，民盟舉行中央小組會議。會上，史良作長篇發言。史良作為民盟負責人之一，公開聲明：儲安平的整篇發言論點是徹底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她說：「儲安平是民盟盟員，是《光明日報》總編輯，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他曾經莊嚴地舉手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並參加了國家領導人的選舉。他現在公開反對他自己參與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並且把責任推給全國人民所擁護愛戴的毛主席和周總理，誣蔑毛主席和周總理有‘黨天下’的清一色思想。這不是要挑撥煽動全國人民對領導我們的黨和毛主席周總理引起惡感，還是什麼呢？這不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還是什麼呢？」
史良繼而指出：對身為《光明日報》總編的儲安平的「黨天下」發言，父親作為《光明日報》社長，應當負有政治責任。她還把6月8日晚上父親作客她家講的「胡風、儲安平將來要成為歷史人物」的一番話，全部揭發，一句不拉。
舉座怵然而驚，父親也傻眼了。
6月15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中國青年報》均在頭版頭條的位置，刊載了史良發言的全文。母親驚駭不已，萬不想父親身處凶險之境，還在對外人掏心挖肺。父親也後悔莫及，萬不想告密者竟是私交甚篤的史良。而史良的這篇談話是拿儲安平開刀，為的是打開針對章羅的民盟反右運動的局面。她的強硬講話在無形之中，從一個法學家立場把儲安平的言論定為：有罪。剎那間，惡風扑面，驚雷炸頂。整個形勢在這樣一群書生眼前，變得猙獰恐怖。
性情溫和的史良在亮出鐵手腕的一刻，儲安平就掉進了恐怖的中心。我放學歸來，從母親那裡已經知道了這個壞消息。來不及做功課，便先去書房看父親。他一人獨坐，表情茫然又淒然。
我走到父親的身後，摸摸他的頭髮，俯耳問道：「爸爸，你說胡風，儲安平真的會成為歷史人物嗎？」
父親從頭上握著我的手，說：「會的。現實是盧郁文得勢，儲安平倒霉。但現實的東西往往不可靠。爸爸很替儲安平難過，爸爸對不住他。因為他不調到《光明日報》，就決不會惹上這場禍事。」
6月15、16日，《光明日報》連續兩天，舉行了社務會議。在章伯鈞、儲安平二人要不要在《光明日報》檢討的問題上，發生爭論。章乃器站出來為儲安平辯護，說：「我覺得，儲安平的言論，從政治來看不能說離開了社會主義。他的動機還是為了國家的好。」他又批評父親，認為在儲安平向其請教辦報路線問題的時候，說話相當隨便，以至於助長了儲安平的錯誤思想發展。章乃器最後說：「有許多人以往看來庸庸碌碌，這次大鳴大放，發表的意見從理論到業務，頭頭是道。天才都發展出來了，我非常高興。」
隨即，《光明日報》刊登了《章乃器最近幾天的謬論和錯誤態度》的大塊文章。揭露他在社務會議上的反動言論。這時，儲安平、章伯鈞成為一個政治警示信號：誰替他們說話，誰就是他們的同類。
此後，父親和儲安平各自挨鬥。
儲安平在九三中央鬥得很苦的事情，是父親早就預料到的。因為在某些人的眼裡，儲安平被民盟看中調到「光明」任總編，幾乎就等於是對九三的背叛。而當時他在九三所受歧視，現在也就成了某些人自詡左派的資本。在統戰部的指揮下，九三學社聯合《光明日報》在11月24日、25日、28日舉行了千人批鬥大會，系統揭批儲安平。先後發言者三十餘人，其中包括九三領導人的許德珩、孫承佩，「光明」的負責人常芝青，還有九三學社裡的知名科學家，如茅以升、嚴濟慈、裴文中、薛公綽等也紛紛表態、亮相。會議場面浩大，氣勢洶洶。可以說九三的這個會，是八個民主黨派搞批鬥的頂級之作。
儲安平做了題為《我的檢討》的檢討，承認了「黨天下」是對黨的惡毒攻擊，承認了自己在「光明」的所作所為是一系列的反黨活動。檢討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檢討「黨天下」言論；第二部分檢討在「光明」的工作；第三部分梳理思想根源。他的檢討，條理清晰，輪廓分明；不像父親那樣大包大攬，全部吃進嚥下。他的檢討，不推卸責任，不拉扯別人；不像羅隆基那樣東拉西扯，拖出一大堆。他的認錯，儘管達到中共要求的高度，但態度適中，分寸得當，不像黃琪翔那樣自責不已，痛哭流涕。
11月12日，父親和儲安平同時被民盟中央免去《光明日報》社長和總編輯的職務。父親扳起手指一算：儲安平在「光明」總計工作68天。
1958年1月，儲安平被戴上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的帽子。人也從《光明日報》弄回九三中央。
那時，我正痴迷於李少春和他的京劇《野豬林》、昆曲《夜奔》。
「按龍泉血淚灑征袍，
恨天涯一身流落；
專心投水滸，
回首望天朝。
急走忙逃，顧不得忠和孝，
良夜迢迢，
紅塵中，誤了俺武陵年少。
實指望，封侯萬里班超；
到如今，做了叛國黃巾，背主黃巢——」
（本文著作權屬章詒和先生，Yujinsong先生編輯校對，三秦記僅修改網頁併發布）
聲音清越，動作飄逸，一座空蕩蕩舞臺充滿了淒楚悲涼。聽著聽著，我忽然覺得這個扮相俊朗，人生命運直起直落，起落之間沒有圓滑，沒有緩衝與下坡，極峭極美的林沖，就是我們的儲安平了。
父親和儲安平一別，就是三年。這三年，中國在三面紅旗的指引下，進入了大飢荒。一日，也是右派夫妻的《新民報》老闆陳銘德、鄧季惺夫婦來家閑坐。大家自然而然地談起吃喝來。父親說，自己如今每月配有一斤豬肉，二斤雞蛋；母親說，她每月配有一斤白糖，二斤黃豆。
一口四川話的鄧季惺告訴父母：「你們兩個曉不曉得？按現在的說法，配肉蛋者被稱作肉蛋幹部，配糖豆者叫糖豆乾部。」並指著父親說：「你是右派當中唯一的肉蛋類。李大姐（即母親）、我和銘德都在‘糖豆’之列。」
她的話，讓父親聽得哈哈大笑。
聊了一陣，父親大概覺得陳鄧二人對新聞界有所瞭解，便問鄧季惺：「你可知道儲安平的近況？」
鄧季惺說：「我們沒有他的一點消息。」她的眼睛一亮，說：「許德珩不就住在你家的旁邊，不出百米。你如問他，定知詳情。若自己不便出面，來個迂迴，讓李大姐去問勞君展（許德珩夫人），不也可以了嗎？」
父親搖搖頭。在我的記憶中，章、許兩家似乎是老死不相往來的鄰居。但我至今也不知內中有什麼原因。鄧季惺答應父親，再從其他人那裡打聽儲安平的近況。等了數日，沒有回音。
一天清早，父親又提起儲安平，對母親說：「既然打聽不到老儲的近況，健生，你去看看他吧！」
母親立刻去地安門食品店偷偷買了些高級糖果、餅乾。因怕洪秘書看見後密告，便藏在父親的書櫃內，和明版書放在一起。
第二天下午，去了。儲安平的家已從阜內大街搬到了棉花胡同。
父親一直在客廳呆坐，連書都看不進，等著母親帶回消息。母親回來，父親見她一臉的平靜，他的心才稍稍放下。
母親去衛生間洗臉洗手，父親眼巴巴地跟在後面，問：「你看到人了嗎？情況怎麼樣？」
母親去臥室更衣，父親還是緊巴巴地尾隨於後，忙不迭問：「他怎麼樣了？家裡的人還好吧？」父親像個孩子一樣，母親走到哪兒，他跟到哪兒。
安穩地坐在客廳沙發上、母親才說端詳：「儲安平開門，發現是我的時候，居然高興得不知所措。拿出家裡最好的綠茶，請我喝。一再問伯老好不好？身體怎麼樣？我說，伯鈞在所有朋友裡面最惦記的是你，也最對不住你。他早就想來看你，只怕再連累你，所以先讓我來探望。儲安平聽了這話，很感動。他說，謝謝伯老的關心，自戴上帽子以來，與民盟的人、和‘光明’的人，再無聯繫。他也不想看那些人的嘴臉。」
「他現在的生活情況呢？」
「我問老儲現在過得怎麼樣？他說，還好。雖然工資降了很多，但現在的日子過得簡單，沒有太大的開銷，自己也節儉慣了。談起日常生活，老儲說：‘李大姐，我帶你看一樣東西。’說完領著我出了北屋，來到院子的東邊。原來這裡蓋了個小羊圈，養了些羊。有兩隻是母的。」
說到這裡，父親聽不下去了。他起身，望著窗外，不禁嘆道：「共產黨不給他一點事情做！」
「共產黨給你事情做了嗎？」母親反問了一句，
父親的情緒猛地激烈起來。他用拳頭狠狠拍擊沙發的扶手，喊著：「我是老頭子了，可安平還不到50歲！」
客廳驀然無聲，誰也不說一句。
沒過幾天，儲安平自己來了，算是回訪吧。他登門的時間很早，是提著一個橄欖綠、腰子型的鋁質高筒飯盒進來的。
「老儲，你好嗎？」父親大喜，握著的手久久不肯鬆開，且將他從頭打量到腳，再從腳打量到頭。
「我很好。伯老，你呢？」
他們寒暄過後，儲安平一面請母親趕快拿個牛奶鍋來，一面對父親說：「這是我拂曉時分擠的羊奶，特別新鮮，特意請伯老和李大姐嚐嚐。」
父親見儲安平氣色不錯，雙眼仍有光澤閃動。
「你現在每天做些什麼？」父親問。
「兩件事，讀書，餵羊。」
父親笑著說：「好。這樣可以‘養吾浩然之氣’呀。」
「伯老，你現在不也有條件養浩然之氣嗎？」
「不，養浩然之氣，一是需要有富裕的時間，這個，我有。二是需要悠閑的心境，這個，我大概是不會有了。」
「為什麼？」儲安平問。
「我的心境是無法平復的。反右之於我，決非是一點人生失意、進退無路的遺憾，而是從此有二十萬個右派（那時父親以為右派有二十餘萬）的身家性命，壓在了我的心上。」
儲安平勸慰道：「伯老，你千萬不能這樣想哇。誰都明白，事情的責任在中共。你自己的身體要緊。」
母親端上熱騰騰的羊奶。這奶色極好，隨著騰騰熱氣飄溢而出的芳香，令人想起嫩草青芽、山嵐白露和晨光熹微。為了助興，母親還烤了兩片義利白脫麵包。
父親連喝了兩口，說：「很好喝！不僅新鮮，氣味也是好的。我喝羊奶，還是生平第一遭，謝謝你。」
父親的讚美，令儲安平非常欣慰。母親也說好喝。
在我看來，儲安平的這個舉動一如他在三十年前，從西湖裝了一袋桃花，寄給徐志摩。實在是太有詩意了。
「你們這樣愛喝，以後，我還會送來。」儲安平像個牧羊少年，興奮不已。
父親忙擺手，道：「千萬不要再送了。你能來這裡，就好，比送什麼都好。」
儲安平問：「伯老，你家的客人少了，還能習慣吧。」
「客人不但少了，而且都是清一色。」說著，父親用右手做了個戴帽動作。
儲安平會意地點點頭。
父親突然笑了，說：「老儲，你猜，現在和我往來最密切的人是誰？」
儲安平閃動著那對靈活而有俠氣的眼珠，說：「你的社交範圍廣，我不好猜。」
「是努生，你想得到嗎？」
儲安平大笑，搖著頭說：「不可思議，不可思議。」
父親說：「過去，說章羅聯盟是活天冤枉，現在是實事求是了。用葉篤義的話來說：‘自章伯鈞因儲安平的發言稿，向羅隆基道歉[11]後，如今兩人是水乳交融般的親密。’不過，我們談起具體問題，還是聯盟不起來。」
「努生的脾氣，不知改了些沒有？」
「還是那個樣子。他現在一個人，日子比我寂寞多了。你可以去看看他，他若見到你，想必也會高興。」
儲安平沒有繼續這個話題，卻突然問：「有個叫李如蒼的，伯老認識嗎？」
「認識，認識，還很熟呢。老第三黨成員，日本留學生，浙江人，做過舊警察局長。解放後因為同康澤[12]的關係，成了歷史反革命。有了這個身份，在農工（即農工民主黨）把個候補中委也搞掉了。他處境窘迫，我卻無法相助，但一直和他保持往來。」
儲安平嘆道：「解放後，你能和他這樣的人保持交往，已算難得。如蒼每次提及，都很感念。」
父親問：「你怎麼會認識他？」
儲安平說：「全國政協在北京西南郊的一個叫模式口的地方，搞了個勞動基地。第一批下放鍛練的，大多是右派和歷史上不大乾淨的人。九三中央第一個點了我，還有樓邦彥，農工黨裡面就有李如蒼。我和如蒼兩人，分配的勞動任務是放羊。工作累是累，要弄飼料，要掃羊圈，夜裡有時要起來查看查看。但是，每天我與他為伴，與羊為伍，在山坡上或坐或躺，晒太陽，望浮雲，談軼事。雖不是燈下敲棋，窗前展卷的文人生活，但可寵辱皆忘。那些山羊很可愛，尤其是母子間的慈愛，像圖畫一般。羊羔一旦跑遠了，母羊就要急急地呼喚。那些毛茸茸的小羊羔，四腳幾乎一齊舉起來，朝母親飛奔過去的樣子，是很動人的。相處時間長了，對它們很有些感情。
「如蒼懂得不少，四書五經不必說，什麼中國醫史，金匱，黃帝內經，巴甫洛夫高級神經活動，臨朝不理政的日本天皇，曹禺戲劇，周貽白戲劇史等等，他都有所涉獵。我看他這個舊警察局長，比我們現在的公安部長、局長的文化修養都要高。和他相處有話可談，也融洽。我們都是江浙人，回憶起江南風習，童年趣事，說得津津有味。如蒼的生活能力強於我，處處照料我。他每次回城，都要從家中帶些自製的滬江小菜，像羅卜乾炒毛豆。我問：‘你這些東西從哪裡搞來？’他總是說：‘你就放心吃吧。’我們住的地方潮濕，他還教我練氣功，說這叫以內御外。可惜，我始終未能學會。久而久之，我們成了朋友。從模式口回到機關後，我也只與他往來。如蒼住什剎海，銀錠橋側，是個好景致。我從棉花胡同出來到他家小坐，等於散步，鍛練身體了。」
父親告訴他，自己情況也有和他相似之處。過去最為接近的人，大多疏隔了。
「伯老，記得57年夏天，你在我家裡的談話嗎？」
「記得。」
「那時，你勸我超脫一些，可以從事研究工作。現在我已經做了一半，另一半便難了。自己也沒有這個心力。」
父親點點頭，說：「是的，我們都被隔離於社會，想深入研究中國的社會現象、思想現象已經沒有了基本條件。這個情況，是我當時沒有想到的。」
「你現在除了參加一些會議以外，還做些什麼呢？」
「唉」父親長嘆，道：「反右以後，偶遇周恩來。他建議我寫點回憶錄或搞點黑格爾哲學的翻譯。後來，我讀到全國政協文史資料上刊載張文白（張治中的字）的一篇東西。在他筆下，敘述長沙大火一事，我數了數，不足二百字。把這樣的回憶文章留給後代，還不如不寫。關於翻譯黑格爾，我過去是一直是有這個志向的。所以每逢出國，必購其書。賀麟來我這裡看到這些德文書，都羨慕得很哪！我現在雖有時間，卻怎麼也翻譯不下去了。」
「是不是缺乏相關資料？」
「不，老儲，還是我剛才說的心境問題。這個反右，叫我喪失了做研究工作必備的心境。我現在只能讀讀老杜。杜詩的版本我已收集四十多種。看來，‘少讀李白，老吟杜甫’很有道理。」
接著父親又說：「我這裡蒐集了許多版本不錯的英國詩集，有莎士比亞、拜倫、雪萊等大家之作。普希金的英文版詩歌也是全的，四卷本，插圖也好。你今天拿些去吧，也不必還我。詩可讀，也可譯。」
儲安平搖頭，說：「英國詩歌的高貴優美之處，在於常伴有一種沈重的悲哀和深諳世道的智力。比如，誰也沒有見到漢姆萊特父親的亡靈，但誰都相信這個丹麥王子的悲哀。從前讀來，是受其熏染，現在讀來，情何以堪？」
他們還談到九三、民盟及農工三個黨派領導人的變動情況，彼此一經介紹，大致相差無幾。靠反右起家的人，都高升了。
儲安平說：「孫承佩當上了秘書長，成為九三的實權人物。學習會上常點我的名，批判‘黨天下。’」
父親聽罷，笑了。說：「這和我們民盟的胡愈之，一個樣子了。他兩個都是中共黨員。所不同的是，胡愈之原來的地位就高些，故能一步登天，當上副主席。孫承佩只好先當一陣子秘書長。他只要聽中共的話，當副主席是遲早的事情。」接著，父親又向他打聽九三劃為右派的薛愚、袁翰青、樓邦彥的近況。「君看今日樹頭花，不是去年枝上朵。」民盟、農工、九三，別看還是民主黨派的那塊牌子，但內裡的變化實在太大、太大。
想到這些，父親不勝喟嘆：「政治運動，幹部下放，思想交心，大躍進，公共食堂，這哪裡是共產黨說的百煉成鋼，我看是百煉成灰。人成了灰，民主黨派也會成灰。不信，我們等著看，早晚有這樣一天。」
儲安平不無憂慮地問：「伯老，我們今後又會如何？」
父親瞇縫著眼，望著窗外的槐葉柳枝葡萄架，說：「拖，混。在無聊的日常生活中，拖下去，混日子，也許是你我這樣的人未來的出路。」停頓片刻後，又以低沉的語氣，道：「老毛欣賞秦始皇，而秦始皇是個有恩於士卒、而無禮於文人士大夫的獨裁者。所以像我們這樣的人，對時局發展當有一個充足的估計。」但他怎麼估計、也沒有估計到會有一個文化大革命。
儲安平告辭，母親把洗乾淨的飯盒遞到他的手裡。
他掂量了一下，說：「李大姐，你放進什麼了？」
「康有為的女兒前些天剛送來兩斤奶油小點心，是康家用僑匯票買的。我如果告訴她說，點心是和儲安平分而食之。老人家不知該有多麼高興呢。」母親的臉上堆滿了笑容和誠意。
父親在旁邊插了一句：「她叫康同璧，一個女貴族。」
儲安平這才接過了飯盒，說了句「伯老，留步。」遂走出大門。
父親兀自站在冷風裡，好像儲安平從他的心腸上，繫了一根繩索。走一步，牽一下，牽得他心痛。
晚上，父親對母親和我說：「我這輩子沒有像現在這樣無能，幫助儲安平只能是送他幾個奶油小點心！」
話剛落音，母親的眼圈便紅了。
又過了一段日子。我放學回家後，在自己的書房讀小說。不一會兒，我家的保姆關嫂遞來一小杯奶。
我問：「怎麼今天下午不喝紅茶啦？」
關嫂說：「這是你媽特地給你留的。」
「是牛奶嗎？」
「不，好像是羊奶。」
我把小說甩在書桌，大喊：「媽媽！」
媽媽被我的叫喊嚇住了，忙跑過來。既驚且喜的我，端著奶杯問：「是不是儲安平送的？」
「是的。看你上次那副遺憾的樣子，這次我特意給你留了小半杯。」
「今天沒有多少課，我要是在家就好了。」
母親說：「你在家。爸爸也不會讓你去參加他們的談話的。」
「為什麼？」
「因為儲安平這次來，談的是關於自己的家庭婚姻。」
母親不說則罷，經她點題，我便非要問個清楚不可。
母親告訴我說：「儲安平原來的妻子，是他在光華的同學，人很好，複姓端木。婚後生活幸福，也有了孩子。後來這個夫人病故，儲安平就自己撐持這個家，供養孩子讀書上學。他的事業心強，社會活動多，雖獨身多年，也漸漸習慣了。前幾年，經一班朋友的一再相勸、相催，他和一位女士結婚了。不想，反右以後，儲安平的處境大變，他的夫人也大變。如果覺得丈夫是右派，給自己丟了臉，今後不好做人，那麼離婚好了。讓人萬沒有想到的是，她住著儲安平的房子，卻跟另一個男人明來暗往。時間一久，即被察覺。儲安平說：‘伯老，即使閉戶三日，你也是猜不到這個人是誰？’停了好一陣子，他說了三個字——宋希濂[13]。’爸爸驚詫得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再問：‘是那個國民黨的宋希濂？（1959年）老毛特赦的那個甲級戰犯？’。儲安平點頭稱是。爸爸站起身，拍著他的肩膀，哀嘆：‘所犯何罪，受此屈苦！都歸咎於我。’」
母親說到這裡，我已完全能想像他們談話的氣氛和情景。
我深知，父親素來不大看得起國民黨的降將。（19）59年國慶十週年大慶特赦的消息發布，就引來他的滿腹牢騷。說毛澤東對現實採取的實用主義態度，搞得戰犯比文人香，屠夫比書生好。而此刻，一個知識份子所不能接受的人格侮辱和一個男人所不能容忍的生活侵犯，同時降臨儲安平的身上。政治上被剝奪的人，外部世界充滿的危險、敵意和孤立，本已十分痛苦。但為什麼繼政治遺棄之後，再須經歷一次生活的遺棄？在社會喪失之後，還要再來一次家庭喪失？
父親說：「在中國一個人政治上失勢後，須有非凡的勇氣才能活下去。而儲安平不僅僅是失勢。」
母親又講，儲安平見父親那樣地難受，反倒安慰起他來，說：自己不要緊，事情也已到了尾聲。
分手時，儲安平說：「有如蒼在，我們還能互通消息。」
他們短暫的會面結束了。可一連數日，父親是無論如何平靜不下來，又值細雨漫天，寒風砭骨，心緒至為惡劣。我去書房看他，常見書攤放在那裡，人卻目定唇翕，面作青色。
大概過了一兩個月，一日下午，家裡來了一個衣著樸素，相貌堂堂的男子。從他說的一句「章伯老」三個字音裡，即可斷定是江浙人。
母親對我說：「他就是李如蒼。」
李如蒼告訴父母：「儲安平正在辦理離婚。女方提出三千元贍養費要求。法院的同志講，儲先生不是資本家，哪有許多的積蓄。最讓人難堪的是，這女人還住在儲宅。宋希濂的進進出出，就在老儲的眼皮底下。」
後來，李如蒼又來我家，告訴我的父母說，那女人已隨宋希濂搬走，並有話傳來，說自己如今在社會交往和生活享受方面，比跟個大右派強多了。
儲安平——這個報人、作家，依舊每日放羊、餵羊，每月到九三領一份工資，參加學習，接受批判且自我批判。他有頭腦，但社會不要他思考；他有精力，但國家不要他出力；他有才能，但政權不要他施展。
父親激憤無比：「對我們的處分，哪裡是戴上一頂帽子？我們的生命力正在受到侵犯。」
1966年的夏季，生命力受到侵犯的右派，面臨的是毀滅。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的策劃發動下，似烈火在整個國土上熊熊燃燒。《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的一篇篇社論，有如一把把乾柴，把火越燒越旺。
父親每天讀報，反覆琢磨字裡行間的寓意。他說：「老毛是個最善於、也最樂於運用暗示的人。我們往往從暗示中才能摸到他的一點用心。」又說：「斯大林病亡後赫魯曉夫上臺的事實，讓他憂心忡忡，疑心重重，生怕誰搶了他的金交椅。這個運動，說是文化革命，我看還是圍繞著那把金交椅轉罷了。」
接著，報紙廣播批判「三家村」，批判翦伯讚的「歷史主義」，批判周谷城的「時代精神匯合論」，批判楊獻珍的「合二為一」，鋪天蓋地。父親非常瞧不起毛澤東這種算老賬的做派，說：「別看金鑾殿坐上了，舉手投腳，還是個農民。」
很快，文化革命成了暴力，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下，搞起了紅衛兵。發通牒，下勒令，破四舊，打人，剃頭，遊街，抄家……北京陷入紅色恐怖。天安門前、金水橋畔的宗教式的朝見，是毛澤東夢想了很久而最終得以實現的現實。坐在家中的父親得到這些消息，搖頭哀嘆道：「今天看來，我是把共產黨估計高了，把毛澤東的野心估計低了。原來仍不過是陳涉吳廣，太平天國，是一個農民黨鬧了一場李自城進北京。面對黨首的嚴重又明顯的錯誤，千百萬的黨員竟無人出來反對；龐大的系統，竟然找不到一個規則和辦法，去有效的遏止。共產黨在政黨性質和成分上的問題，顯露無遺。老毛自己也真的成了皇上，‘皇上猶天，春生秋殺，無所不可。’他犯的錯誤，如果其下屬連想也不敢想的話，那麼他製造的一切，在生前是難以糾正的。這場革命，可謂毒痛天下。不說禍延百年，至少也是五十年。老毛大概是瘋了。」
學醫的母親則講：「他肯定患有嚴重的心理疾病。」
8月24日，紅衛兵闖進了家門。東西是能砸爛的，都砸爛；能拿走的，都拿走。人是吃盡了苦頭，受盡了侮辱。當父母被關在小屋，吃著甩在地上的窩頭的時候，他們就開始打聽朋友的情況。黃紹竑自縊身亡，章乃器慘遭毒打，劉王立明、葉篤義、劉清揚關入秦城監獄等消息，一件件傳來。其中惟獨沒有儲安平的下落，父親焦憂萬分。
後來，只是聽說他一遍遍地挨打，家裡抄來抄去，破敗不堪，更無人相扶相助。他實在受不了了，便逃到九三中央，請求組織收留。獲此消息，父親大感不妙，因為農工黨中央對收留的右派，就有半夜毒打的事情發生。父親估計九三對儲安平，也絕無仁慈可言。
大約是9月上旬的一天拂曉，晨星尚未隱去。忽然，有人輕輕地按了兩下電鈴。父母從這有禮貌、且帶著膽怯的鈴聲中揣測，來者可能是朋友，而不是進駐家中，夜間外出鬼混拂曉回來的紅衛兵。母親開門，來者是李如蒼，且神色慌張。
李如蒼見到父母鋪在地上的被褥和凌亂的雜物，眼圈有些潮濕。
父親急問：「如蒼，紅衛兵也去你家了？」
他來不及回答，便說：「伯老，我要告訴你一件大事。」
小屋的氣氛，驟然緊張。
父親用試探的口氣，怯生生道：「是不是老儲出了事？」
李如蒼點點頭，說：「我每天五點多鐘起床，必出門，沿著什剎海轉一轉。今天也是這樣。可是我剛要開門，便發現腳跟前有一張紙條。好像是有人從門縫裡塞進來的。」說罷，遂從白襯衫的口袋裡，掏出咖啡色漆皮小本遞給父親。小本是1950年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發給每位委員的《全國委員會手冊》。父親把小手冊打開，抽出夾在當中的一張小紙條。
紙條潔淨，為白色，有二指寬大小，是對折起來的。父親雙手打開字條，那上面寫的是：「如蒼兄，我走了。儲」用鋼筆寫的，未署日期，字不潦草。
李如蒼問：「伯老，你看他能走到哪裡去呢？又有誰敢收留他呢？」
「你收好。」父親把字條還給李如蒼，痴立於窗口。
以巾拭淚的母親，哽咽道：「我們在這裡掛念，他卻不知飄零何所？聽說溥雪齋離家出走時，身上還帶了十斤糧票，七塊錢。他帶了什麼？」
屋外，一片淺粉紅色的馬櫻花，開始敗落。偶有小鳥飛來飛去。而屋裡的人，個個心如鞦韆，擺盪不止。我想：以一個字條和朋友告別的儲安平，此時或許會在天邊詠唱他的《自語》詩。
說，這是自己的願，不是勉強，
幫她的忙，為她提只箱；
或者問一問天會不會下雨，
路上有沒有風浪。
但要是她真的說出了這話：
「謝謝你，用不著先生——
這樣關切，這樣忙，」
怕我又會像挨近了絕崖般，
一萬分的失神，一萬分的慌張。——
（本文著作權屬章詒和先生，Yujinsong先生編輯校對，三秦記僅修改網頁併發布）
父親真的是「一萬分的失神」，半晌才說出一句話：「如蒼，他不是出走，而是去死。」
「那字條是什麼意思？」
「那字條是向你我訣別。」
李如蒼聽了這話，真是「一萬分的慌張」，急匆匆道：「他是不是昨天半夜把字條從門縫裡塞進來後，就投了什剎海？」
父親彷彿從迷惑中猛醒過來，走到李如蒼跟前，說：「快，快回去，守著什剎海。如蒼，死也要見屍呀！」說罷，父親已是老淚縱橫。
李如蒼收好字條，出了家門。他走了兩步，又跑回來，低聲問：「伯老，要不要把字條的事，告訴九三或民盟？」
「不！」父親表情冷峻，口氣決絕：「人活著的時候，他們都不管；現在，還會管嗎？再說，民主黨派還有能力管嗎？」
「那麼，要不要告訴街道、派出所或公安局？」
「不！」父親依舊是冷峻的表情，決絕的口氣：「共產黨，你不要它管，他也會管的。」
李如蒼走了，在什剎海守了七天七夜。每天晚上，他便偷偷跑到東吉祥胡同10號，對父親重複著一句同樣的話：沒有見到儲安平。
父親色如槁，心如灰。而在他內心深處，是很欽佩嘆羨儲安平的。
「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父親始終確信他的死，並說：「儲安平不能容忍自己適應奴役，一定是這樣做的。因為死亡在他看起來像是得救，他是被共產黨製造的恐怖嚇壞了。所以，不但要用這樣的方式結束痛苦，他還要用這樣的方式，保持自己的卓越和尊嚴。再說，儲安平已沒有什麼事可做，只有吹滅生命的殘焰。」
許久，父親枯瘦的手搭在我肩膀上，說：「我的小愚兒，你的老爸爸也早已是無事可做了。」我一頭扑進父親的懷裡，大哭。
儲安平之死，是我在1966年冬季從成都偷跑回家後，由父母親講述的。聽著，聽著，我的靈魂彷彿已飄出了體外，和亡者站到了一起。
我獨自來到後面的庭院。偌大的院子，到處是殘磚碎瓦，敗葉枯枝，只有那株馬尾松依舊挺立。走在曲折的小徑，便想起第一次在這裡見到的儲安平：面白，身修，美豐儀。但是，我卻無論如何想像不出儲安平的死境。四顧無援、遍體鱗傷的他，會不會像個苦僧，獨坐水邊？在參透了世道人心，生死榮辱，斷絕一切塵念之後，用手抹去不知何時流下的涼涼的一滴淚，投向了的湖水，河水，塘水，井水或海水？心靜如水地離開了人間。總之，他的死是最後的修煉。他的死法與水有關[14]。絕世的莊嚴，是在權力加暴力的雙重威脅的背景下進行的。因而，頑強中也有脆弱。但他赴死的動因，決非像某些人口袋裡揣著手書「毛主席萬歲」的字條，以死澄清其非罪或以死自明其忠忱。我是同意父親看法的：死之於他是摧折，也是解放；是展示意志的方式，也是證明其存在和力量的方法。通過「死亡」的鏡子，我欣賞到生命的另一種存在。
明末一個學者曾說：「人生末後一著，極是緊要。」（19）27年國學大師王國維的「人生末後一著」，是自沉於頤和園魚藻軒附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他的遺書開頭四句當是自沉原因的準確揭示。可以說，追求精神孤潔的中國知識份子之所以選擇極端決絕的方式告別人世，都是為了「義無再辱」。諍言直腹的儲安平也是這樣的。他用死維持著一種精神於不墜，完成了一生的人格追求。魯迅認為：「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他們對於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他們預備著將來的犧牲。」魯迅的結論是：中國沒有這樣的知識階級。解放前的魯迅屬於「真的知識階級」；解放後的儲安平屬於「真的知識階級」。這樣的人，過去為數不多，今天就越發地少了。
任何願望都帶著這個願望的反面，當這個願望本身消失了的時候，它的反面可能還活著。《光明日報》不再屬於民主黨派。可父親到死一直都自費訂閱《光明日報》。我不明白這是為什麼？或許為了儲安平；為了他倆一度攜手在「光明」。
父親曾經讓我替他到虎坊橋，看看新蓋好的《光明日報》大樓是個什麼樣子？裡面的辦公條件好不好？
後來我去了，嚴肅的門衛問：「你找誰？」
「誰也不找，只是想進去看看。」
「不行。」
我沒有告訴父親自己被阻在門外的情況；而我至今也未能了卻父親的這樁心願。
父親去世後，母親繼續自費訂閱《光明日報》，一邊看，一邊說：「怎麼比《人民日報》還難看了。」
八十年代初，吳祖光訪美歸來。他特地打來電話，說要告訴我一則消息。我去了座落於東大橋的吳宅。
紅光滿面的吳祖光，興沖沖地說：「詒和，有個老作家在美國某個小城鎮的街道散步，忽見一人酷似儲安平，即緊隨其後。那人見有跟蹤者，便快步疾行。老作家生怕錯過良機，便連呼：儲先生。聲音也越來越高。那人聽後，竟飛奔起來，很快地消失了。依我看，儲安平可能還活著，在美國。要不然怎麼死不見屍呢？這個消息太珍貴了，你回去告訴李大姐（即指我母）。」
我把這個消息轉述給母親。母親說：「這不是儲安平的消息，是儲安平傳奇。」
1990年5月，母親病逝。我整理她的遺物，發現了李如蒼的那個咖啡色漆皮《全國委員會手冊》，裡面沒有那張絕筆小紙條。
李少春也已去世，但舞台上仍有《夜奔》。不管誰演，不管是舞臺演出還是電視播放，我必看，看必想念儲安平。
儲安平沒有安息。他正在復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