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革命成功的原因，楊奎松先生的觀點十分醒目：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國的由來，其實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於整個世界大環境，包括俄國革命、二戰及戰後國際關係的改變。特別是對於正在崛起中的毛澤東來說，還離不開第二次世界大戰 爆發前日本入侵中國的影響。
中國近百年的國家形態，的確是全球政治格局下的一個偶然現象。沿著楊奎松先生的分析框架，我提出的問題是，20世紀上半葉的全球格局究竟在那些層面偶然推動了毛主導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
這其實涉及到更加開闊的歷史現象，從思想的勃興，到經濟的變遷，似乎各種力量在逼近偶然，或者說是必然。我的意思是想說，相比那些具體的政治力量的博弈，也許我們站在思想和經濟的層面看問題，看得更透徹。
凱恩斯在他的傑作《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的結尾寫道，「不論是福是禍，帶來危險的始終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用這句話來回顧蔓延人類社會百年的社會主義史，竟然有毛骨悚然之感。這裡必須提到馬克思的著作《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前者的經濟學前提在於假定人類市場生產資料的不稀缺，假定人是可以量化的、靜態的人，作為一種個體，不存在其不確定性，因此推導出一個人人按需分配的整全福利社會，從而抹殺了個人的自由選擇能力，忽略了市場的邊際收益遞增或者遞減，因此《資本論》從一開始就背離了人的基本屬性，背離了市場的自由演進原則。而後者，那本亢奮的《共產黨宣言》，開頭就承認，她是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
最近讀張五常的新書《經濟解釋》，老先生就講，亞當斯密1776年發表了偉大的《國富論》，今天的讀者依然奉為經濟學的經典，奉為所有試圖發展經濟的國家和政府無法繞行的學術門檻。張老先生認為這就是一本著作的讀者壽命，而在經濟學領域，讀者壽命長生不死的著作，只有這一本《國富論》。張五常認為馬克思《資本論》的讀者壽命是110年，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的讀者壽命是75年，老先生說自己的書如果從2000年算起，2075年的時候還有人會拿出來讀，那就了不起了。
老張真是宅心仁厚！《資本論》110年，恰好是社會主義革命蔓延世界的110年。我想說的是，中共革命成功的首要動力，仍然如凱恩斯所言，來源于思想的影響力，而且是馬克思的思想影響力。這究竟是福，還是禍，每個熱愛思考的人都有自己的答案。現實的局面是，自從二戰結束之後，歐美自由市場經濟國家一直把抵制共產計畫經濟思潮當成最重要的意識形態工作，而蘇聯的共產計畫體制在1989年宣告徹底失敗，中國1978年之後的改革開放，事實上也是沿著市場經濟的路徑開始走出共產計畫經濟的陰影，從而在30年之後贏得了一些看上去不錯的經濟成就。
那麼，既然作為思想資源的《資本論》與經濟有關，就應該再說說這一百年以來人類社會經濟史的變遷。
歷史有時候非常具有一種偶然性的弔詭！當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在全球應聲者眾的時候，1929年，整個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國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美國的股票市場崩盤，銀行體系崩潰，整個30年代出現蔓延全球的經濟大蕭條。失業率超過25%，以市場經濟和自由企業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精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懷疑。
與此同時，作為社會主義陣營龍頭的蘇聯，卻在1928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畫。1928年-1937年，美國和歐洲的市場經濟一片楚歌，但蘇聯人的計畫經濟卻一路高歌。1929年，蘇聯人大規模實施的農業合作化，工業化，其增長速度是過去人類經濟發展史上沒有過的，人們似乎覺得一種新的，更加優越的發展模式正在誕生。
所謂潮起潮落，隨波逐流，中國新一輪改朝換代剛好趕上了這次經濟起伏的週期，毛的所謂成功，就是以共產計畫經濟的名義，將中國人聚攏。這正是他的核心經濟思考：無論是1949年之前的革命行為，還是1949年之後的建設行為，他不會有第二項選擇，共產計畫是惟一的方法論。這是一次中國人無法跳脫的計畫經濟魔咒，好在市場經濟有著固有的規律，60年之後，全世界試圖發展經濟的國家，都放棄了計畫經濟模式和社會主義思潮，只是這樣的60年，人類社會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蘇聯人的經濟圖景和國家圖景因此化為烏有。而在中國，人們幾乎是在一種很不情願的背景下，才回到市場經濟的軌道，因此，我們的市場經濟叫做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