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中國青年報》冰點時評欄目刊發了年輕評論作者易艷剛的文章《我們對壞消息的免疫力正在增強》，引發了許多網友的共鳴，僅以搜狐網為例，到今天下午，跟貼評論就達到了六千六百多條。本期《上海視窗》將嘗試改變以往報導各地新聞的做法，介紹這篇評論，在上海，看中國。
這篇文章觸發了關注中國社會時事的許多網民的感觸，為何中國人變得麻木？或許是 是因為對社會進步期望熱切，而實際制度面的進步卻如此匱乏，也許是經濟高速成長，房價暴漲，而人們所期望的富足生活並未普遍到來。
文章首先從最近的一些時事新聞說起。
易艷剛說，總有一些新聞會讓人產生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從頭看到尾，你會覺得它們其實是舊聞，只不過事件發生地由北京變成了南京，或是主角由張大媽換成 了王大嬸。江西宜黃釘子戶因拆遷而爬上屋頂自焚，很容易讓人想起去年那個死去的成都女人唐福珍；江蘇新沂一輛寶馬車將男童撞倒後碾壓致死，不過是再次提醒 人們 「豪車出沒請注意」；而那些顏色鮮亮卻讓人不寒而慄的小龍蝦，也只不過又給我們上了一堂生化課，課程內容是「橫紋肌」和「哈夫病」。
新聞媒體似乎天然地更偏愛「壞消息」，甚至以「壞消息就是好消息」為職業信條。現代新聞業面臨的一個現實困境是，很多曾經可以拿來做頭條的「壞消息」， 在今天卻很難再引起讀者關注。我們似乎從來都不缺這樣的新聞，但「壞消息」層出不窮，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就讓公眾產生了鈍感。
何以至此？易艷剛認為，是閾值使然。
這跟水的沸點類似，更高的壓強推高了水的沸點，100℃已經不能讓水沸騰起來；同樣，如果今天打開報紙看到在幼兒園瘋狂砍人的鄭民生，明天打開電視看到正在插播最新的礦難消息，後天上網發現鋪天蓋地的關於毒奶粉的討論，我們體認和感知「壞消息」的觸發點就在無形中被慢慢推高。
閾值上升，我們的同情心就會變得稀薄，這是最直接的反應。以拆遷為例，在幾年前，當「強制拆遷」剛剛闖入我們的視野時，任何一條與之相關的新聞都讓人痛 心疾首，恨不得將拆遷隊的祖先都挨個罵一遍；到後來，強拆似乎成了一件稀鬆平常的事，甚至連地方都市報都少了它們的位置，直到唐福珍「拆遷自焚」，才讓人 有了幾分痛感。只不過，當越來越多的拆遷戶開始將自焚當做最後武器時，「拆遷自焚」終於成了一個很俗的詞語。儘管這些拆遷戶的命運沒有因為媒體報導的日常 化而有所改善，但我們對他們的悲憫之心卻明顯不如從前。
前兩天，報導江西宜黃拆遷自焚事件的記者在微博中感慨：「每一次極端事件被報導後，都抬高了同類事件報導的門檻。」實際上，不僅極端事件如此，幾乎所有事關「壞消息」的報導概莫能外。
當看守所的「非正常死亡」變得跟交通事故一樣平常，當拆遷自焚變得和礦難一樣頻繁，當突發事件的死難者抽象為冷冰冰的數字，當公眾摸清了這些「壞新聞」的要素和套路，它們作為新聞的傳播性和可讀性早已嚴重縮水，也更難觸發公共痛感。
閾值上升，還會讓我們更加諳熟社會運行的「潛規則」，變得更為世故。南京「彭宇案」之後，又陸續發生了幾起助人為樂反被誣陷的糾紛，這讓很多人開始意識 到，如果有人跌倒千萬不能去攙扶，否則易被訛詐醫藥費；「彭水詩案」、「靈寶帖案」、「稷山文案」、 「高唐網案」之後，很多人知道「因言獲罪」並沒有退出歷史舞臺，眼見不平之事最好假裝看不見。就這樣，我們以世故規避助人為樂的風險，又以沉默縱容壞人作 惡，成為這個社會潰敗過程中的幫凶。
曾幾何時，一群「不明真相」的群眾的確以為「圍觀可以改變中國」。到後來，他們發現這個世界的運行規則並沒有因為你的「圍觀」而改善，一覺醒來，不公平 和非正義從未離開，淒惶的現實終於讓我們意識到，「圍觀」也許並不是炸開鴻蒙世界的手榴彈，很多時候只是毫無威懾力的「醬油瓶」。
閾值上升，公眾對「壞消息」的免疫力越強，整個社會累積的崩潰風險也就越大。好的道德讓有道德的人成為好人，好的制度卻能讓所有的人成為好人。
最後，作者提出，要想讓公眾對世道不再麻木如斯，最為緊要的應該是從制度層面進行道德重建和信仰重建，進行新的社會啟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