鳥形玉珮 商代晚期 前掌大110號墓出土
鵝形玉珮 商代晚期 前掌大13號墓出土
在高古玉器藝術的長廊裡，上自紅山、良渚，下迄漢唐的玉器，異彩紛呈，各領風騷。而時下常為人們所鍾情的，多為戰國及兩漢玉器。這當然無可非議，戰國兩漢玉器俊逸瀟灑，堪稱一絕。但我還是要說，愛玉何必唯重戰國兩漢？商周玉器，未嘗不是古玉中另一奇葩。且不說其精巧剪裁、奇妙構思、簡潔明快之工藝令人慨嘆，就說題材，繽紛多彩——凡飛禽走獸，魚蟲百怪，神人物像，無所不有。從禮儀佩飾，到王室重器，不勝枚舉!從藝術上講，商周玉器空靈寫意：從題材上講，商周玉器詭秘奇幻，極具特色。
在通常情況下，人們對於商周玉器的認識，主要的還是借鑒於殷墟婦好墓及陝西、山西等中原地區出土的玉器，從器形、沁色、紋飾和工藝上進行鑑賞和辨識。婦好墓玉器及一些典型的商周出土玉器為人們瞭解和認識這個時代的古玉特徵，提供了很好的標本庫。但由於古玉文化的深邃博大，僅以有限的考古發掘品作為辨識依據還是遠遠不夠的。如果不改變這種觀念，那麼古玉鑒識的路子就會越走越窄。這裡，筆者想以古方先生主編的《中國出土玉器全集(山東卷)》為基點，以山東滕州前掌大一帶(包括莊裡西)出土的商周玉器為例，談談商周玉器鑒辨，意在動搖一種定勢思維，嘗試顛覆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以探討古玉鑒識的蹊徑和方法。
前掌大與莊裡西出土的商周玉器，給我們帶來全新的視覺感受。這種視覺感受包括：
一、關於沁色與玉變。說起古玉，尤其是歷經三四千年風雨侵蝕的商周古玉，人們首先想到的因土蝕斑斑而變得滿目瘡痍。因此，沁色便成了辨偽的主要手段。但事實上，地理位置、埋藏環境等客觀條件造成的地質、地溫和地氣的複雜多樣，使得古玉受冒沁的情況也是千變萬化。相對來說，滕州一帶的商周玉器，雖然望有的表面沁蝕也非常嚴重，但更多的則是玉器本身的質變替代了嚴重的表面受名沁現象。這種情況與高佔玉器通常所表現出來的斑駁陸離的沁色有著非常明顯的區別 ———它不是一種由表及裡的變化，而是一種由裡及表的玉變(也叫質變)現象，這個現象，在滕州出土的商周玉器中比比皆是，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因為它對於我們研究商周玉器的地域特色及斷代參照，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形成這種情況的原因，當然有待於更科學的檢驗和認定。
但筆者推測，主要應該與玉器人士後的周圍環境有關——如果隨葬玉器的地理條件較好，或者少受酸鹼的直接侵蝕，而只是長期經受較多的地溫地氣影響或浸潤，就會造成玉器本身結構上的蛻變，在色澤上也便呈現出一種質的變化來。大凡既有輕微的酸鹼類化學物質的直接侵蝕，又歷經水、氣、溫等地理斟因素的長久影響，那麼，這些古玉給人的表象感覺，是色澤深淺濃淡替代了土蝕、灰皮和蛀空等等受沁跡象。也就是說，質變越嚴重，其由內而外整體色澤的變化越明顯，色彩也愈益豐富。
反之，也可能只呈現出一種比較輕微的與玉石原色迥異的色澤，或者只是使原色發生輕微的失真，如白玉變奶黃色，青玉變成了深綠色，等等。由此看來，「由表及裡」的侵蝕和「由裡及表」的質變，應是兩種不同的沁變形態。這種形態，對於我們鑒辨商周乃至其他時代高古玉器，同樣是很好的借鑒。若只以所謂「滿沁」 及各式傳統視角中的沁狀來鑒識一件商玉器，也許會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
二。關子皮殼與包漿。古玉的舊氣，很大程度上決定於玉器本身的皮殼與包漿。所謂皮殼，是指長期的外在環境因素給玉器留下的陳舊痕跡或氣息，而包漿，則是這一氣息鮮明而突出的外部體現。當然，古玉的皮殼應為自然生成，它沒有人為的因素。而包漿則可以有人為的因素。比如經常盤玩一件玉器，同樣會使其表面產生包漿。只是出土玉器的天然包漿與人工盤玩的包漿不同，前者凝重而後者浮泛，辨識當然也不是一件非常困的事情，困難在於：由於地域條件的差異，有些出土古玉，其皮殼與包漿的表現形式會與我們常見的古玉有著非常大的差異。
這樣的古玉，如果用一種經驗中既有的關於皮殼和包漿的定勢思維去觀察，那麼，你無論如何也不會看真看好。因為粗略打量，其皮殼的陳舊感不太明顯，或者通俗地說顯得太「嫩」，而包漿也不是十分厚重滋潤。但它確實蘊涵著一種內斂而溫和的光影。這光影疊加在同時代的打磨痕跡上，流暢而不張揚，雖然看去並不十分「開門」，但確實形成了古玉包漿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究其原因，還是因為玉器本身在入土環境中，由於缺乏足夠的外在(地質地貌條件)的影響力，從而形成了一種「養在深閨人未識」的嬌貴外表。根據筆者觀察，此類情況在同類出土玉器中並不鮮見。這就告訴我們，傳統意義上的皮殼和包漿，並不能囊括所有出土古玉的狀況。也就是說，不能以僵化的觀念來看待古玉的 「舊氣」。有些商周玉器，雖然在視覺上不能給人一種熠熠生光、「寶光」飽滿的感受，但其本身所表現出來的油亮滑膩、晶瑩剔透的光澤性狀，還是非常顯然地烙下了遠古時代的印記。因此，用皮殼和包漿的傳統觀念來衡量一件玉器的時代特徵和真偽是遠遠不夠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脫離了玉材、器形及紋飾、工藝等特點的綜合鑒察，而是僅僅偏執於一種概念化的表面特徵，一葉障目，那麼，造成對真古玉的誤辨誤斷也就在所難免了。
三、關於紋飾與刀工。標準的器形加上標準的工藝手法，是我們對古玉斷代的最好的依據之一。說到商周玉器的紋飾工藝，「勾撒法」‘淺浮雕」「一面坡「臣字目」「減地」「壓地」手法突出耳、目、頭、足的形體輪廓，以陰、陽線表達細部，以剪影式風格體現動物形狀，等等，似乎已為人們所熟識，並且漸漸成了一種約定俗成的鑒識標準。但我們同樣不能偏狹於既有的經驗，而對商周玉器的彫琢方法進行想當然的定性。科學地區分「同中有異」與「異中有同」的彫琢手法，是我們認識商周玉器的正確途徑和方法。舉例而言，同是繁複的紋飾，在線條上殷商時期的顯得比較簡潔、粗獷、硬朗，而西周時期的則顯得婉轉、柔和、流暢。
即使是同一時期的，有的刀工利索，線條行雲流水一氣呵成。這樣的玉器，比較容易為世人所認可，也有的看似刀工稚拙，砣痕淺顯如輕描細雕，刀工與前者大相逕庭，實則同樣體現了其時典型的彫琢手法和工藝特色。如未親見，便會讓人頓生疑竇。即便同為片狀式動物型玉飾，有的以滿工雕飾，顯現其頭、目、腿、爪、器身等重要部位，特徵明顯，開門見山：也有的則以寥寥幾刀斜坡，看似不經意勾勒，卻畫龍點睛般地表現了飛禽走獸的動態，神韻畢現。
因此，繁複與簡潔，粗獷與洗練，流暢與稚拙，精彫細琢的立體感與大刀闊斧的動態感，構成了商周玉器彫琢的基本技法，可謂巧奪天工、千姿百態。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本文所以將商周玉器混為一談，是因為西周玉器與商代玉器可以說是一脈相承(在造型、紋飾、彫琢技法方面基本沿襲商代後期作風，但從總體來看有簡化和某些獨創的趨向)，因此無須分述。總之，進入商周時代，青銅器的出現為玉器彫琢技法的創新提供了廣闊的天地，因此，只有充分瞭解和把握該時代所獨有的紋飾工藝特點，才能全方位地領略商周玉器剔透玲瓏的風貌和廣闊的藝術審美空間。
四、關子材質。自商周時期始，大量使用新疆一帶產的崑崙玉(透閃石)已為科學檢測所證實。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玉器中，新疆崑崙山玉料所佔的比例很高。除此之外，在商周的出土玉器中，新石器時期的一些主要玉料(如蛇紋石，河南南陽地區的「獨山玉」，以及其他玉石類如綠松石、瑪瑙等等)，都是通常被選用的玉材。滕州一帶出土的商周玉器，在材質方面同樣體現了這樣的特徵。我們既可以看到一些至今仍在沿用的玉材，如新疆和田玉，也可以看到一些目前幾近絕跡卻較多出現於新石器時代文化的青黃色的優質玉材，既可以看到常見的美石如瑪瑙、水晶或綠松石，也可以看到現今並不多見的那些呈深灰色或赭褐色的地方性玉材，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商周玉器用玉的寬泛並不等於雜亂。玉匠對於材質的選擇，應該是嚴格遵循了「美石即玉」的原則，進行了認真的判別和篩選的。
總之，商周玉器的豐富內涵，有如深厚的礦藏一般具有無限的挖掘潛力。本文只是浮光掠影談些粗淺體會。期望有更多的專家學者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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