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反右」50週年，從去年人們就開始紀念了。昔日二、三十歲的人，現今已經七、八十了，而當初稍微長些的人，大多已經不在了。如果再不紀念，百萬右派就沒人能見到這個日子了。大半年來，右派老人們做了兩件有意義的事情：一是近千名右派聯署要求索賠。不管賠不賠，但這是站立，是迎面碰撞。再就是4月初，數十老人在北京組織了反右五十週年紀念會。他們提出：反思歷史，開放言禁，推進民主進程。並表示，「一定要把此生的苦難寫成文字，留給兒孫，留給歷史，決不允許這段荒唐罪惡的歷史，被湮滅，被割裂，被埋葬！」不能不為老人們感動，這是勇氣與抗爭，是撲倒靈魂的升起。黃河清先生為此會賦詩「五十年覺反右夢，醒來耄耋古稀翁。挺胸仰首軒昂意，多少辛酸淚血融。」
二十年前，方勵之、許良英、劉賓雁先生曾發起「反右研討會」，而被當局勒令禁止。而今，當局對此會是監而未禁，大勢所在，擋而愈烈。歷史畢竟是進步了。從另一角度說，權力也是脆弱的，對於一個崇尚權力的民族，什麼時候我們能清楚權力的有限，讓它在它該在的位置，我們的社會就成熟了。
50週年，半個世紀，我們的民族應該紀念中國的右派－－包括那些准右派，無論他們尚在或已經不在了，向他們表示我們的悲哀和尊重。他們的不幸是民族的不幸，是中國文明與精神的不幸。聖西門說，如果法國突然失去幾百名優秀的知識份子，法國馬上就會變成一具沒有靈魂的殭屍。而反右清洗中國百萬知識精英，民族退到朦昧時期，整個國家交予一個人的虛妄與權力，中國墜入瘋狂，於是是大躍進、大飢荒和文革。
二
我們紀念反右，但也該紀念土改、鎮反、抗美援朝、社會主義改造運動、胡風集團……。人們總是說反右是毛的錯誤，似乎以上便是對了。如果否定反右，卻肯定土改鎮反，那就是內訌，而非道義。反右不是孤立的，也非偶然，其和以上運動是一致的，均是建立極權制度之必要，它們是一個完整的次序過程。由農村到城鎮；由政治、經濟到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由打倒地富、到收拾資本家、到整治知識份子，中共極權制度是分步建立完成的，最終控制住全民和國家。我們完整地看，就知道反右並不奇怪，極權一定要收拾知識份子，使之屈從。因為極權需要控制思想文化，由此才能控制民眾意識。而思想文化是知識份子的地盤，並由其掌管；極權要搶佔這個地盤，因此需要拉下知識份子，奪取他們對意識形態的領導權；這還不算，他們還要奴役知識者，使之服帖，為黨服務，因為權力本身沒有管理文化符號的能力。明此，就知道反右在極權是「天經地義」，因此毛說是「陽謀」。
對於建立中國極權制度，土改最重要，也最慘烈，其奠定了中國極權制度的基礎。中國是農業國家，鄉村是中國傳統文明的基礎。中國鄉村的主要特點是：1、私有制；2、氏族社會；3、社會自治；4、宗族倫理秩序； 5、儒家意識形態；6、鄉紳是鄉村社會的代表和領導者。綜合這些，中國傳統鄉村社會非常穩固，即使改朝換代，其也不會變動；特別要注意中國鄉村是自治社會，國家政權一向不介入。因此中共要建立極權制度，必須要摧毀傳統鄉村社會，打翻地主階級，在數百萬鄉村建立黨的組織和基層政權。這是土改的核心，也是中共建立極權制度的基礎，否則便控制不了農村和數億農民，極權權力便將架空。土改中，中共殺了100多萬地主，農村10%的人口3千多萬人——地富分子和家庭成員，淪為賤民，被剝奪土地和財產，遭受各種歧視和迫害。中共以分地，發動階級鬥爭，奪取農村政權；而他們的政治目的一旦達到，就收回農民的土地，為國家所有。由此中共徹底控制了中國數百萬鄉村和數億農民，包括其經濟、政治、意識、居住和勞動。中國極權制度有了堅實之基礎。
鎮反在土改中便已開始，由鄉村到城市——主要是城市，這是一場全民的政治大清洗，以鞏固新政權。也可以說這是一場城市土改，通過政治清洗，黨在城鎮建立它的各級權力。鎮反比土改更徹底，國家直接動用暴力機器——殺、關、管，清除新政權的敵人與障礙。1950年7月政務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布《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活動」，「積極領導人民堅決地肅清一切公開的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迅速地建立與鞏固革命秩序」。 1951年初毛澤東批評鎮壓反革命不利，說：「上海是一個600 萬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萬餘人僅殺200餘人的情況，我認為1951年內至少應當殺掉……3000人左右。……南京是一個50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應殺的反動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根據毛的建議，中共特別召開會議，「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
1951年3月天津處決1500人，毛讚揚說：「人民說殺反革命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島、廣州、武漢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個幾個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實的鎮反計畫,都能大殺幾批反革命。」1954年，公安部公布：鎮反中全國共捕262萬人，其中殺 71.2萬人，關了129萬人，先後管制了120萬人。所殺人數，為當時5億人口的千分之一點二四。這是在案記錄統計，實際數字遠高於此。葉劍英承認： 「廣西省檢討被殺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左右是可殺可不殺。」（資料參見: 楊奎松「新中國鎮壓反革命運動研究」）
建立極權制度，需要大規模殺戮。因為極權是強制社會，因此需要殘酷鎮壓它的反對者，不僅要消滅公開的和潛藏的敵人，而且要消滅它所懷疑的人。而且由於極權的強制超乎人性，加之其社會沒有自然人性的凝合力，因此需要恐怖才能維持，這也就需要大規模的殺戮，特別是對一個靠暴力奪取國家的新政權。殺戮的功能不僅在肉體上消滅各種敵對勢力，還在以殺立，威威懾民眾。在古代民族與宗教戰爭中，勝利者常以大規模殺戮降服對方。殺戮產生社會恐懼，人們由於畏懼新權力，而對其服從和效忠。暴力奪取的政權，常常是靠殺戮取得權力的「合法性」，也就是暴力征服。
鎮反中，毛下達的殺人比例是千分之一。按比例殺人，顯然不是因為被殺者有罪或是敵人，而是為了製造恐怖效應，在人的心理上，殺人的多少和恐怖效應成正比。毛實際是按照對恐怖的需求程度來殺人的。大規模殺戮是建立極權制度的前提和保障，納粹殺猶太人，不僅在種族滅絕，其也是極權對恐怖的需要，只是納粹殺的不是德國人。當時德國舉國狂熱，萬眾一心，這有殺戮的效應。殺戮、死亡、恐怖和血，它們的另一面就是效忠和狂熱，前者是後者的原因。宗教中，人在恐怖籠罩中才產生效忠和狂熱，在死亡的威脅下，神是得救的唯一出口。共產革命有宗教性，黨和領袖就是「神」；人們效忠狂熱，其後正是血和殺戮，否則不會有「人民的忠誠」。50年代中國一派「新像」：人民擁護黨、社會秩序井然、道德淨化、毛如日中天，人們滿懷希望、熱火朝天、眾志成城。需要看到，那是不正常的，超乎人性的可能，凡社會到了那種「理想」的境界，就有了問題，萬萬需要警惕。如果我們看得深一點，就會明白那後面有大規模的殺戮。如果沒有鎮反、抗美援朝，就不可能有此氣象。宗教儀式中需要藉助殺牲與血，鎮反即50年代「新像」之殺牲，這就是毛要按比例殺人的原因。縮小一點，土改、鎮反的每場鬥爭會都是當地製造恐怖激發革命熱情的殺牲儀式，以後這成了全國人民日常生活，如同信徒進教堂做禮拜，鬥爭會是革命之禮拜。
土改和鎮反完成了中共極權政治制度的基礎建設。前者側重於農村和基層政權，後者側重於城市和中上層政權。但是這還不夠，極權尚需要掌控經濟和思想文化。
三
胡平在「北京的和平‘解放’與歷史上的張東蓀」中記：「 以前我也誤以為49年前中國的知識份子大部分都左傾都親共。那時我就納悶，為什麼那麼多深受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影響的知識份子到頭來都偏到共產黨這邊來了呢。後來才知道事情並非如此。我在78年一進北大後就翻閱了很多資料，其中有一份北京的學者名流們在48年發表的一份聯名呼籲書，要求國民政府開放民主，懲治腐敗，厲行改革，贏得民心。呼籲書說，要不，‘共產黨一來，我們就都完了。’……我記得在簽名者 中有朱光潛（想不到吧？我當時就把這個發現告訴一位朱光潛的 研究生，他也感到很意外）。」
中共統治中國半個多世紀，人們的歷史見解都「黨化」了。馬克思主義上世紀初進入中國，相信的人沒幾個，中共一大，全國的黨員也就50多人。如果不是孫中山為了獲取蘇俄援助，提出聯俄聯共，中共沒可能發展起來。即使孫中山失誤，至30年代初中共也幾近覆滅，日本入侵，國共再次合作，其這才起死回生，並在8年抗戰中坐大。中國人尚家族重實際，除了激進文化青年，共產主義在知識界並沒多大市場，成熟的知識份子信共產說的極少。中國儒家文化，天然地接近英國保守主義，嚴復、梁啟超、蔡元培、胡適、傅斯年、林語堂、張君勵、梅貽琦、梁實秋、陳寅恪可為代表，他們是中國近代知識份子的主脈。就算四十年代頗有影響的民主同盟，其結盟中共一是反對國民黨獨裁腐敗，再是部分領導者的政治投機，而他們自身的思想則是自由、民主、憲政。
中國「舊知識人」對共產黨的批判比今天完整。1923 年10月，蔡元培在比利時沙洛埃勞工大學講演時說：「現在世界最大的問題，是勞工與資本的交涉。在俄國已經執行最激烈的辦法，為各國所恐怖。也有懷疑中國布爾什維克化，但中國決用不著這種過慮。」中國「決用不著馬克思的階級戰爭主義，絕沒有赤化的疑慮。」 他作為國民黨元老，主張清共。1927年4月，他為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主席，簽署《請辦覆黨賣國之共產派黨員案》。1925年11月，梁啟超在《晨報副刊》發表「國之保護與獎勵」，他說：「我作這篇文的動機，全因討論共產主義及對俄問題而起。」他說「第一，我根本不相信‘萬應靈藥式’的什麼什麼主義，可以適用於任何國家。政治原理可以有世界性，政治問題及政策，只是國別的，不會有世界性。……共產主義在俄國是否實行，行得好不好，我們不深知，亦不必多管；縱令實行，行得好，萬不能因為俄國人吃大黃芒硝治好了病，便把大黃芒硝硬給中國人吃。」「 第二，我根本不相信專制政治可以叫做良政治，尤其不相信無產階級專制可視為得到良政治的一種手段。……若一方面得勢便將別方面盡量地摧殘壓抑，其勢只能循環報復，陷國家於長期的擾亂。尤其是言論、集會、出版、罷工各種自由，若全被禁壓──像蘇俄現政府所行為，我以為只能令國民良心麻痺，精神萎瘁，能力減殺，不能不認為是絕對的惡政治。」 「第三，我根本不相信中國有所謂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相對峙。…….至於從洋八股裡販來有產、無產階級這個名詞，在中國我認為絕對不適用。」「 第四，我根本不相信全民革命事業可以用宣傳吶喊及其他煽動手段得來。……所以煽動式的革命論和革命手段，只是野心家利用群眾心理弱點，造成趁火打劫的機會。這些人不惟不是全民政治之友，換一方面看，還可以說是全民政治之敵。」「 第五，我根本不相信一個國民的政治活動可以和別個國民合作；尤其不相信今日的中國有聯某國某國之可能或必要。」 這後一條就是針對孫中山聯俄聯共的。
1941年7月，胡適在美國密歇根大學發表了《民主與極權的衝突》演講。他說：「自一九一七年以來，所有新興的極權政治制度，都採取急進而過激的革命方式；他們一切行為，似乎都本著一句話：‘把現存世界摧毀、另建一個新的世界。’」「極權主義的第二個特徵，是根本不容許差異的存在或個人的自由發展。它永遠在設法使全體人民，適合於一個劃一的軌範之內。對於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學術生活，以及經濟組織等無一不是如此。政治活動一律受一小組人員的統制指導，這小組的編製，類似軍事機構，對於領袖絕對服從和信仰。一切反對的行為與反對的論調，都遭受查禁和清除。」「 極權主義者為黨的絕對正確性而辯護，不允許一切與黨義不合的事物存在。」胡適列舉了馬科斯?伊斯特曼 （Max. Eastman）概括的極權主義二十個特徵，包括：1.把狹義的國家主義情緒提高到宗教狂的程度。2.由一個軍隊般嚴格約束的政黨來執掌國家政權。3.嚴厲取締一切反對政府的意見。5.神化領袖，把領袖當作一般信仰的中心。6.提倡反理智反知識，諂媚和欺騙無知的民眾，嚴懲誠實的思想。7.毀滅書籍，曲解歷史及科學上的真理。9.以武斷代替辯論，由政黨控制新聞。10.使人民陷入文化和信息的孤立，對外界的真實情況無從知曉。14.鼓勵人民陷害和虐待所謂的「人民公敵」。15.恢復野蠻的家族連坐法對待所謂的「人民公敵」。16.準備永久的戰爭把人民軍事化。19.禁止工人的罷工和抗議，摧毀一切勞工運動。20.工農商各行各業皆受執政黨領袖統制。胡適所講的這些與「新中國」可謂條條對應。
1949年，傅斯年在「自由與平等」中說：「馬克斯派提倡以無產階級專政，先是一個根本不平等。個人專政，是一個人有特殊的權能；寡頭專政，是少數幾個人有特殊權能。一個階級的專政更不得了，乃是這一個階級整個有特殊權能。一個人專政已經吃不消，但一個人同他所用的人，終究力量有限，人民還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個階級專政，那麼，到處都是專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絕對沒有了，而‘平等’又何在？」「在共產主義這樣虛偽的號召‘平等’之下，他只相信組織力的，他那種組織，組織到極度，一切組織都成了特務組織，一切作風都成了特務作風，過分的組織固然妨礙‘自由 ’，過分的組織又何嘗不妨礙‘平等’？」 他認為：政權集中的危害要比金錢集中為害更大，更影響平等。平等是一個法律的觀念，沒有平等的法律，那裡來的平等。他指責：「蘇聯實在是自有史以來最反動的一個政治組織，因為他包含中世到近代一切政治制度中一切最反動的部分，而混為一體。」
1930年3月，羅隆基發表「論共產主義」，次年再發表「論中國的共產」，二文從理論到實踐，從哲學到政治、經濟，全面批判了共產革命。他嘲諷馬克思主義是「無邏輯的、 愚呆的主義」。他說：「物質條件沒有改換，單單用暴力殺盡資本家，創造不了新的社會。……在社會的改造上，暴力的功用是有限的，恐怖行為在心理上或者有片時的效力，但物質社會沒有根本的改變，暫時變換了的心理是立腳不住的。有甚麼樣的經濟條件，產生甚麼樣的思想，支配思想的經濟條件沒有改換，殺人放火，除了報復作用外，是沒有高深的意義的。可靠的方法應該是‘和平的演變’。」 他指出：中國目前促成共產成功的主要原因是：1、經濟上的貧窮；2、政治上的專制。經濟上「無產可共」，就是民不聊生；政治上「有權可分」，就是民不安命。到了人民的生命關頭，革命總是要爆發的。他歸納，要解決今日中國共產問題，只有做到：1、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統一」；2、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黨治。假如做到了這兩點，思想上青年有了歸宿，政治上民怨有了平泄，政治上可以上軌道，經濟可以謀發展。否則，病根仍存，共產黨在中國總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他說：「共產黨所謂的幹部人才，大部分是中小學的青年男女學生，這些青年男女，做宣傳，喊口號，甚而攻城掠地，殺人放火，有他們的勇氣。然而，要打倒一個舊的國家，建設一個新的社會，這一班中小學的學生一定是心有餘力不足的。即使中共革命成功了，這一班‘流氓、土匪’，如何來安置？怎樣來叫他們‘各盡其能’，怎樣能限他們‘各取所需’？……憑藉‘流氓、土匪’來謀共產革命，一定有可放而不可收的結局。」 （引自：劉志強「羅隆基人權理論與中共革命理論」）
1948年，朱光潛發表《談群眾培養怯懦與凶殘》，批評中共在北平鼓動學潮，文章說：「群眾運動可以使個體把責任推到那個空洞的集體之上而自己不負責任，由此來解除個體在法律和道德上的約束，恢復其放縱劣根的‘自由’；在群眾的庇護下，個體可以暴露在個別狀態下不敢暴露的狠毒野蠻。社會的團結向來都基於相愛，如今群眾只借怨恨做聯結線，大家沉醉在怨恨裡發泄怨恨而且禮讚怨恨。這怨恨終於要燒燬社會，也終於要燒燬怨恨者自身。」同年9月，朱光潛、毛子水、張佛泉、樊際昌、胡先驌等16位學者聯名發表《中國的出路》，表達他們的民主訴求，和對可能到來的中共極權制度的憂。文章說：「……如果我們不參與政治，別人將要把與我們意志和良心相反的制度，強加到我們以及我們的子孫身上。人類的基本要求是生活的安全與自由，凡與此潮流相反的政治力量都絕不能長久存在。人類的進步理想，不僅是經濟生活的安全，更需要心靈的平安與知識的自由。換句話說，人類經過數百年的奮鬥爭得了政治民主，現在應當以民主政治的方式，再進一步爭取經濟平等。但決不應為了經濟平等而犧牲政治民主。因為沒有政治的民主，經濟平等就失去了基礎，如果政治是在少數人獨裁之下，即便能有經濟的平等，也是賜予式的，統治者隨時可以改變可以收回這種賜予。人類的進步是累積而來的，進步的主潮決不會是放棄政治民主，換取經濟平等。而是政治民主進一步再加上經濟平等。我國的憲政已開始，我們應當以憲政的方式，加緊步驟，實現政治民主與經濟平等。能使多數人民滿意，有工作有生活，是保衛民主抵抗一切極權主義的唯一有效途徑。」「我們對民主制度的信念是堅定的。民主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而且是對於人生價值的一種信心，假如這種信心失掉了，人類也就不會有進步了。現在全世界的民主制度都在受著極權共產主義的威脅。……但我們更反對極權共產集團。因為假如極權共產集團得勢，人類便將要開倒車，一切的進步理想便全完了。」這就是前面胡平提到的那篇文獻，學者們看得清楚明白，「新中國」沒有超出他們的預言。
我們不用再多引述了，「舊知識人」對共產黨的認識可謂到底兒了，超過今天。他們中許多人在西方受過教育，而當時中國亦有相當的思想言論自由，因此他們對共產黨的認識能與西方同步，透徹完整。而不像我們封閉幾十年，幾代人的洗腦，至今大陸也不能提「極權」。對比「舊知識人」，中國今天的知識份子深為愧疚，其顯示半個世紀的極權統治，導致民族文明水準大幅下降。如果今天中國讀書人能恢復到那批「舊知識人」那裡，就是民族之大幸。
中共清洗知識份子不只是反右，延安整風，批丁玲，槍斃王實味即是，只不過當時由於權力所限，而只在革命隊伍內部；而隨著中共權力的擴展和穩固，其對知識界的整肅也相應加大加重，由延安整風、到思想改造運動、到反右、到文革，其範圍和程度的擴大和權力的膨脹成正比。知識者是極權制度天然的敵人，因為他們代表良知，是文明的看守者；而極權則是擺脫文明的制約，將社會置於暴力強制之下。文明與反文明水火不容，整治知識份子，使之低頭馴服，是極權制度的重要內涵，無此無極權。「專家治校、治國」怎麼能有「黨天下」「領袖天下」？ 在中共奪取國家政權之前，就已經考慮如何收拾知識份子了，因為他們掌握思想，影響民心，阻礙極權制度的建立。1947年中共轉入戰略反攻，勝利有望，10 月毛澤東指示：「我們在政治上要孤立自由資產階級……。在蔣介石打倒以後，因為自由資產階級特別是其右翼的政治傾向是反對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須在政治上打擊他們，使他們從群眾中孤立起來，即是使群眾從自由資產階級的影響下解放出來。……以便使群眾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別是其右翼的反動性，而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毛澤東文集第四卷. 「對待自由資產階級須防止過左傾向」》）這「自由資產階級極的影響」就是指當時自由派知識份子的影響。隨後，1948年3月中共《大眾文藝叢刊》在香港創刊，開展對自由主義的批判，邵荃麟撰文《對於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提出清算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文化侵略，打擊資產階級文藝，說：「今天文藝思想上的混亂狀態，主要即是由於個人主義意識和思想代替了群眾的意識和集體主義的思想。」同時，郭沫若也發表《斥反動文藝》，將沈從文、朱光潛、肖乾打為帝國主義、國民黨奴才，斥其「御用」和「鴉片」。
極權制度需要控制民眾，因此必須打擊知識份子——特別是自由派，批判、改造，將之徹底馴化，嚴防，否則黨對全民的意識控制就將瓦解。清洗、迫害、奴役知識份子是保證極權制度之必需，並且會伴隨極權制度一直實行下去 。
四
49年前，中國一大批重要知識份子離開中國，去了臺灣、香港和西方。他們以胡適、傅斯年、梅貽琦、梁實秋、毛子水、吳健雄為代表，在大陸之外保存了中國文化傳統，特別是保存了近代以來對西方進步文明的汲取。今天我們清楚地看到，他們承繼了中國文明，並帶領之融入世界現代文明。反之，中國文明在大陸則被摧毀，淪陷；最不幸的就是文明的載體知識者遭清洗，喪失獨立，被收繳思考和言說的權利，淪為權力的順從工具。至此，真正意義上的知識階級——文明的看守監護者——即被消滅了。
新中國之後，為鞏固新政權，殺、關、管了一大批「反動」知識份子。 這就是對于思想上的敵人，進行肉體上的消滅。1948年中共公布43名國家級戰犯，以蔣介石為首，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知識人：如地質學家、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翁文灝；出版家王雲五；《大公報》社長吳鼎昌；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與教育部長、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法學家、《現代評論》《自由中國》等雜誌創辦人、武漢大學校長王世傑；外交家、中國駐聯合國大使顧維鈞；民主先生、上海市長吳國楨；歷史學家、曾任《獨立評論》主編陶希聖；國民參政員、《醒獅》《光明報》和中國青年黨創辦人曾琦；國民憲法之父、國學大師張君勵等。如果王雲五、朱家驊、顧維鈞、張君勵都是國家戰犯、公敵，此「國家」可想而知。毛說：「我們鎮反，還不是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辨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100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鎮反所殺知識份子，多是為不同政見，追隨國民黨，反對共產革命。鎮反到底殺、關、管了多少知識份子？他們的下落如何？ 至今沒有調查和統計，只是在些許回憶錄中，有零星的透露，比如朱自清的兒子朱邁先、抗日詩人彭桂萼。丁一先生記：「由日本留學回國的一個高知，先任省立高級工業黨校校長，後任市立 中學校長，他對教育事業有卓越貢獻，在省文史館有資料記載。五零年被誣陷為偽 三青團指導員，被公安局拘留，後來病死在獄中。」（「對土改、鎮反的親歷回憶」）李昌平先生回憶鎮反「筆者的母校上海新建中學有教師二人、學生一人被捕，而且是一個初三的學生。」 尋找記錄他們，是歷史學家的一份重要工作，他們比右派更無辜更不幸，不應該被遺忘。
我們紀念反右，但也一定要為其前的土改和鎮反正名。上世紀前半葉，知識份子大部分出身於地富家庭，土改打殺了一次，他們沒了退路，鎮反再打殺，沒理由沒程序，成批地逮捕槍決，他們要自保，自然是投降歸順。而夾在土改、鎮反、抗美援朝的熱潮中，還有一個思想改造運動，其就是針對知識份子的，「趁熱打鐵」，趁在民眾革命熱潮中，收拾他們，摧毀他們的意志精神，讓他們自辱自毀，孤立於民，無地自容。如果說土改、鎮反之殺戮，知識人膽顫心驚，折了脊樑；而經過思想改造運動，他們乾脆就沒了人格和靈魂。冰心說：「肅反的時候，我不在國內。也許我來說些話較為公允。我聽朋友們介紹了情況。那是近乎殘酷的。多少老教授受到了傷害。……他們無辜地挨了整。這一回卻像是抽掉了脊樑骨似的，成了軟體動物，再也直不起來了。學生們鬥爭他，朋友們見了不理他。最殘酷的是，又要他活著，要他教課。……有些人自殺了。」（謝泳：「中國知識份子的內心世界」）朱光潛1948年簽名發表《中國的出路》，事隔一年，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自我檢討」，承認舊教育把他「培養成一個自由主義者。1951年底再發表「《最近學習中幾點檢討》」，說自己鼓吹「為學術而學術」「便是反革命」，標榜 「中間路線」遲早要和反動政治「同流合污」。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思想竟有這樣大的變化，顯然是被迫認罪。潘光旦總結自己為四個S：投降、屈服、活命、死亡。
反右是1957年，而中國知識人在五十年代初土改、鎮反、抗美援朝中便已全軍覆沒，降服歸順，忍氣吞聲，噤若寒蟬。何況還有批《武訓傳》、批《清宮秘史》、批《紅樓夢研究》、三五反、反胡風集團……。百萬右派，其實絕大部分是為黨好的「左派」，真正的右派沒幾個。土改、鎮反、韓戰、思想改造運動之後，知識份子都在「自覺努力」地「改造」，使自己「左化」，唯恐自己不革命。他們在人格和精神上都已被改造到「體制內」，沒獨立沒尊嚴不思想，像陳寅恪那樣頑固不化的鳳毛麟角，而且那也需要特許才行。
我們重新讀讀50年代初，那些知名教授、學者、科學家的檢討、悔過書、認罪材料，真是為之汗顏，心魂交痛，不忍卒讀。「士可殺不可辱」，人自辱到如此地步，可想是陷於怎樣的逼迫與困境。極權之大害，不僅在國家專政，還在群眾圍攻，靠民眾多數的愚昧、狂熱，消滅異見異己。舊時代，死囚臨刑，可沿街喊唱「二十年來又是一條好漢」，獲得眾人喝采；但是如果沿街民眾都對他唾啐，他就喊唱不出，只能龜縮。這就是領袖要借民眾的革命熱潮，發動思想改造運動的原因。今天人們批評中國知識份子沒骨氣，嘲笑他們，但當時面臨那麼嚴酷的殺戮，民眾聲討，除了殉難，人性難能抵抗。這不是他們的錯，而是權力太殘酷，超乎人所能承受的底線。人性有限，我們需要以此為前提來理解歷史。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