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是個倒霉的朝代，先是被遼國壓著打，接著被金國人洗劫一道，最後被蒙古人橫掃，即使對小小的「大夏國」，也是軍事上連吃敗仗，只能在送東西買和平時，私下裡以「西夏」呼之，如此，它似乎就變成了「我國歷史上的一個地方政權」了。
宋人從首次討伐北虜即告失敗再到崖山跳海，幾乎對外沒打過勝仗，完完全全是亡於軍事上的失敗。而宋人軍事上的失敗，除了諸多體制上的原因外，一個被認為最重要的先天性因素就是，宋比之前代，有個軍事上巨大的不足，即缺少馬匹。要知道，論起財力，宋人比起漢唐，那不知道要高到哪裡去了。
漢、唐兩代亦曾面臨北方強大遊牧政權的軍事威脅，但漢、唐能在全盛之時大舉反擊，乃是因為有大批的馬匹可用。而宋則一直難於蒐集到足夠的馬匹用於邊事。而宋之無法像漢唐那樣繁育大批馬匹，是因其立國之初，就比漢唐全盛時期少了幾塊可供牧馬的北方草原。所以，宋代用於「馬政」的投入遠大於漢唐兩代，但依然難於籌集到足夠馬匹。
歷史類論壇上，今天依然有無數人為滅亡了八百年的大宋朝支招，多半是關於馬的，譬如該怎樣怎樣繼續增大養馬的投入、如何制定各項嚴厲法規加強馬匹繁育監督，總之，一切都圍繞著靠國家投入來建立起一個可不受制於敵的「民族養馬產業」。
問題是，有宋一代，朝廷上下為瞭解決「國家馬匹安全問題」，其殫精竭慮程度實在比我朝今天解決「能源安全問題」更甚。那些替古人擔憂的愛國青年，想出的招，沒有一個超出宋人。有些狠招，恐怕不等敵人打來，大宋自己就會先垮臺。
在我看來，在養馬的國有化上窮盡國力、民力和想像力，恰是宋帝國馬匹越來越少的原因之一。
查漢、唐、宋，乃至元、明，一旦重視起國家的「馬匹安全問題」，鄭重其事地搞起「馬政」，無一列外都是國有化思路，即大規模建官辦馬場的路子。這很好理解，因為國家一旦覺得馬匹是戰略稀缺物資，自然就恨不得把一切馬匹都牢牢抓在手上，朱棣同志說的很明白：「古之掌兵政委之司馬，問國君之富，是馬於國為重。」
但漢、唐兩代，養馬問題上，奉行的是以國有化為主導的、允許多種產權制度並存的市場經濟，既有硬的一手，也有尊重市場規律的一手，所以，一旦急需，民間還可以征上一些馬來。
大抵而言，漢代大規模投入官營養馬事業，對民營養馬經濟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甚至採取免稅方式鼓勵，所以，在政府帶動刺激下，民間養馬愛馬之風大盛，為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此時，對馬匹的需求不僅是國家戰略需求，也有了旺盛的民間需求，故全社會不但馬匹數量空前增加，馬匹的品種改良熱情也被激發起來。僅漢武帝時期幾次大規模征伐，徵用馬匹總數就過百萬。而民間馬匹存欄數目亦相當可觀，因為駐邊騎兵也多用自家的馬。所以即使邊境戰爭每次動輒造成數萬數十萬的馬匹損失，它也能消耗得起，國營馬場的馬消耗得差不多了，但社會總量還能很快恢復得過來，所以，東漢時代雖然國有「馬經」衰落，但民間還能徵得上馬。
到了唐代，就因為看重馬，開始對民間養馬採取打壓和抑制政策，社會的養馬之風不復漢代舊觀，也更談不上馬種的培育改良，長期的戰亂，中原地區的馬種早退化到了與蒙古劣等馬相當的水準，但好歹國有的草原面積廣大，馬匹的國家擁有量也達到了70萬匹的歷史頂峰。
到了宋代，立國之始就面臨著強敵環伺，到滅亡為止，從來就沒喘息的機會，所以，集中力量辦大事，馬匹完全國有化，用搞「兩彈一星」的熱情養馬。問題是，雖有各級領導的重視，有巨額的財政投入，卻總是產不出好馬來。辦法想盡了。譬如，土地有限，得把一些馬分散養育，於是，就搞了一段時間的國有民營，即國家的馬作為任務分散攤派給老百姓來代養，因為這些都是稀缺的戰略資源，所以既有優惠政策，譬如可免除相應勞役稅負之類，同時又有各種任務和苛刻處罰措施。這種國有民營強行攤派下去，導致一些領到這個光榮任務的老百姓，只能棄家逃跑。當然，為新政辯護的人喜歡舉例說，其實當時還是有人報名願意主動認領官馬的，這不奇怪，今天還有人能把家產交了黨費。
宋代適合放牧的地方少，但還不是窘迫到沒有，北宋分布在各地的牧馬監共有14個，但搞到最後馬越來越少，甚至有的騎兵部隊只有1/10的人配有馬，就不全是戰爭消耗的緣故，要說戰爭損耗，漢、唐的損耗要驚人得多，宋代馬政的失敗，徹底的國有化是最重要因素。
大宋朝比之前朝，少的只是官營的養馬牧場，而前代尤其是漢朝，民間養馬可並不是在北方草原地區，而是分散在各農耕地區，畢竟民間小規模養馬，完全不需要大面積的草原。事實上，真正的好馬根本不可能產自草原，只會產自定居的農耕社會，而大草原上只能出產劣等馬，這個容後細說。
有研究馬政的歷史學者認為，宋代馬政不如唐代，是因為宋人較之唐人，雖制度更完善且投入更大，但毀於政策多變故，所以，宋在真宗時期國有馬的數量達到20萬匹的頂峰，其後改革派失勢，馬匹存欄數直線下降，接下來的「馬政」，就無非是做作樣子而已。問題是，馬政搞不下去，是因為當時一匹國有馬的成本高達500貫，而西北邊貿中，一匹馬的價錢才25貫，國有的馬資產越多，財政壓力就越大，小老百姓的日子就越難過。
細究起來，漢唐的馬政其實越到後期越搞不下去，實在容易理解，馬這個東西不像鹽鐵專賣，是由老百姓直接買單，光靠政府財政買單，總有一天維持不下去。馬被視為必須被國家壟斷的戰略物資程度越高，民間就越沒有養馬的熱情也無法培育出對馬的需求來。世界上還從來沒有一項產業，只有政府才有需求，而且只能由政府經營時，它能辦好的先例。而且，政府的壟斷專營通常都會使某種東西變得稀缺。
沒有適合放牧傳統的牧場，宋人是不是就真的沒有辦法擁有巨大的馬匹儲備？
按國家專營的思路，毫無疑問，宋缺少前代的大面積牧場，自然不可能擁有大批的馬，但你若相信市場的偉力，馬根本不是問題。
回到我們前面羊的問題上，如果政府將羊視為戰略物資，只允許政府官營，你能想像得出，居然品種最優的羊，居然不是遊牧民族培育的，而是農耕的漢人培育的，而且，在山東這樣一個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牛羊肉的產量居然可以和內蒙不相上下麼？
而且，一點不用懷疑，如果政府為了擴大羊的社會存量，以免除部分勞役稅負做優惠條件，把高價買來的蒙古羊一頭一頭分下去，要求每年上交一頭繁殖出來的健康小羊，否則重罰。你放心，大部分根本沒養過羊的家庭，很快會因此破產，而且這些農戶養出來有幸能存活的羊，比之政府交給他們的蒙古羊，肯定是品種退化了，絕不可能被培養出體重比蒙古羊大三倍的小尾寒羊來。
我原本以為，世界上不太可能還有將蒙古馬戰戰兢兢地繁殖成比蒙古馬更糟糕的馬，但大宋朝以高昂的成本證明，國有化的確可以創造出這樣的奇蹟。蒙古馬到了中原後，退化得非常厲害，大部分不堪軍用騎乘。
然而，沒有政府將之視為戰略物資，沒有政府的巨額投入，沒有政府集中全社會之力去搞品種改善，但蒙古羊卻變成了小尾寒羊。
其實，小尾寒羊太正常了，要知道，幾乎我們今天使用的一切生物資源，其品種的優化改良工作，都是定居民族因市場需求而自發完成的。就定居民族更善於改良畜牧業的品種而言，其實，馬是一個比羊更好的典型。
中國人知道的最早的好馬是大宛良馬或汗血寶馬，這種好馬不產自大草原上的遊牧民族，而產自山地與平原地區的結合部(即今天費爾干納盆地附近)的定居民族，而且，今天我們知道的一切好馬，一切因騎、乘、挽、食用等等不同需要而選育出的馬種，無一例外都是定居民族培養的(阿拉伯馬並非阿拉伯的遊牧人選育的結果，實際源頭也是我們所熟悉的汗血寶馬)，而在亞歐大草原上以最粗放自然方式的遊牧民族，蒙古馬承擔了一切用途，從未加以有意識地品種選育。——遊牧社會的高度分散和不重積累，決定了遊牧人優化改良品種的能力和意識遠遠不如農耕民族。而遊牧的粗放自然的畜牧業經營方式，也決定了單位土地可承載供養的牲畜遠不如定居民族的產業化經營。
宋人的時代其實就應當看到，並不需要大草原就可以有馬。北宋在與西夏、遼國統統關係搞僵，真的出現「馬匹安全問題」時，轉而又向西南諸番購買西南山地馬。
若論養馬的環境，西南山地比之中原，似遠不如，他們的生物品種選育技術和意識更是遠遜於中原，但它倒成了紓解宋廷「國家馬匹安全」的援手。如果雲南等地的小藩國也像中原一樣搞國有化的馬政，那西南地區的馬恐怕得絕種。
擁有大數量的馬，而且是高品質的馬，大面積的草原絕非先決條件。小小的英國，即使今天，依然擁有100餘萬匹馬，並且是世界最大的良種馬輸出國，要知道，英國這個島國以前可是不產馬的。它的養馬產業，也是從軍事需求開始的。但分封制而不是大一統，使得歐洲各國都沒有一個有條件搞大規模的國營養馬場，而大小封建貴族的財力，足夠他們去不斷精心選育出品種更好的馬來。畢竟馬塊頭比羊大得多，小小老百姓是無法完成品種改良的。
你可能會說，英國人現在依然能養這麼多馬，與它整個社會的發達程度高度相關，而且，它不需要考慮糧食問題。但新疆的例子或許有一定說服力，新疆的天山以北，有大片適合遊牧的豐美草原，而在南疆，則是隔壁沙漠中以農耕為主的小塊綠洲，後者雖然人口密度大得多，土地的生物承載能力也低得多，但當地農村的家庭牧業，牛羊肉的總產量依然大於北疆的牧區。
可以想像，很多熱愛國有化愛到骨頭裡的人，看到這裡依然會堅持，除非你舉一個例子，是人家擁有大片草原，因為國有化，馬變得越來越少。我才相信，宋人無馬而敗於北虜，是國有化的原因。
OK，現在我們讓滅掉了宋人的蒙古人登場說話。
話說，大蒙古國消滅了撮爾南蠻宋國，發現宋人除了花花世界，還是有不少東西是越看越有道理的，馬匹的國有化經營就是一個。
第一個被漢人認可是「咱的皇上」的蒙古大汗忽必烈登基後，在漢人的攛掇下，開始了蒙古版的「國進民退」，先是仿照漢唐宋舊制，建了一整套官僚機構，先後有過群牧所、尚牧監等等名目和機構，總之，你只需要知道它是個相當於「全國馬匹生產經營領導委員會」的正部級機構就成，而無比遼闊的偉大祖國的14個國營官馬道，就是由這套系統管理的。
如你所知，大蒙古國的幹部多行軍打仗的大老粗出身，其各級政府的執政能力，低下草率到它的國有牧場的馬匹牲畜數據沒幾個人能搞得清楚，但它至少有一點比宋代強，就是它證明了南方也是可以大規模養馬的。因為廬州、饒州、恩州、冠州這些地方也成功地證明是適合馬兒大規模放養的。
就馬匹的生產經營來說，如果說宋朝的搞法像是蘇聯人純正的計畫經濟，而大元朝則像我朝今天的搞法。你可以想像，世界上不可能還有人能像偉大的大蒙古國這樣得天獨厚的條件搞國營牧馬場，它的得天獨厚這裡值得一說：
第一、無與倫比的遼闊土地，這個恐怕人人都知道，但還是請想像一下，蒙古國的國營牧場差不多和大宋國面積相當；
第二、無償的資本，這個資本既有各地搶奪來的牲畜，還有周邊農業地區必須免費提供飼料和設備；
第三、取之不盡的人力資源，大蒙古國擁有無窮無盡的戰俘、奴隸之類的人力資源，當然，大部分農民工是漢族人；
第四、最嚴厲的管理制度，除了有馬匹保護法之類對殺、盜牲畜行為嚴厲懲戒外，還有及其苛刻的各種賠償措施，以保護國有資產，此外，必須給牲畜蓋暖棚之類也有細則規定；
總而言之，秦暉先生說的中國今天「低人權競爭優勢」的一切要素，大蒙古國都是只多不少，惟一的區別是，大蒙古國的這些優勢都只用在國有企業上，而民營企業的生存環境則極為惡劣。問題是，這個唯一的區別是很要命的。
一般情況下，蒙古國官營和民營井水不犯河水，但國家需要時，「全國馬匹生產經營領導委員會」就會對民企搞搞「和買馬」。所謂「和買馬」，就是用國家的計畫指導價格收購馬匹的意思，忽必烈時代，主要是在漢人地區「和買馬」，往後，蒙古草原地區開始成為重點對象。
一點不難想像，由於大蒙古國的國有牧場馬匹無可避免地產量越來越少，根本無法滿足偶爾的戰事所需，所以，僅僅對民營經濟體搞「和買馬」是遠遠不夠的，因為政府的財政狠吃緊，而且，大家已經吃不消「和買馬」了，於是，「刷馬」的次數就越來越多，所謂「刷馬」，也就是你的財產，以Free的方式「被國有」的意思。
最初，它是蒙古國打江山時的戰時經濟所迫，所以蒙古草原的百姓們對「被刷馬」支前是很踴躍的，因為接下來，江山是咱們自己的，只「刷」漢人，不「刷」蒙古老區人民，再後來，漢人被刷完了，自然蒙古人也跑不掉。
如你所知，忽必烈一上臺就「國進民退」，可咱們好歹還搞了三十年放水養魚，民可退可刷的空間不小，而大蒙古國不然，所以各族百姓的私馬幾下就給「刷」沒了，雖然蒙古國為了維護社會穩定，漢人幾戶人家才許共用一把菜刀，但還是很快就「刷」出來紅巾軍，「刷」出個朱元璋。
大蒙古國巨大的國有企業迅速資產流失，經營管理不善是一個原因，改制也是一個原因，因為不斷有新的領導同志作出卓越貢獻需要獎勵，14個國營大牧場的4個就是這個原因消失的。
從忽必烈上臺開始，蒙古國的畜牧業水平就由盛而衰，公允地說，氣候變壞的原因是重要因素(甚至它是驅動蒙古人四處征伐的原動力，詳見本人《誰在揮動上帝之鞭》一文)，但學習漢人搞國有化的「馬政」，肯定是更重要的一個原因。征服南方時，他們是來無影去無蹤的騎兵，等到南來的漢人造反時，他們早已湊不齊一支純粹的騎兵了。
好了，我們不用再重複舉明朝重複宋人的例子了，若宋因無馬而敗於北虜，則亡宋者，國有制也，你是否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