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里根主義、華盛頓共識以來，政府之手從沒像今天這樣在全球經濟體系裡面受到推崇。所以，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張維迎教授新出版的《市場的邏輯》，顯得更深具含義。
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張維迎再一次強調了市場經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這位親歷中國改革開放30年之變革的學者，多次站在種種爭議的風口浪尖，至今依然對市場經濟矢志不移。本次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人們對「市場」產生種種質疑，他希望能化解眾人的「誤解」。
第一財經日報：現在有不少質疑自由市場的聲音，但你何以把政府干預市場經濟比喻成「賣拐」？
張維迎:對，因為我要特別強調，市場是靠人運作的，而人本身是不完美的。所以我們作決策可能會有錯誤。當出現這種錯誤時，恰恰就要靠市場成為一種糾錯機器。
正因為有這種機制，市場才會優勝劣汰，才會選擇最有效率的方式。而我們容易犯一個錯誤，看到決策有錯誤時，就希望有一個全能的政府幫助我們不犯錯誤。
其實政府也是人操作的，但和老百姓以及普通企業家不一樣：企業家失誤要承擔責任，而政府很大程度上不必承擔責任。由於政府本身很難承擔責任，那麼也就很難做出最好的決策。因此政府作決策時，可能會導致更大的產能過剩，更多的資源浪費。如果只有一個醫生，他把你的身體治得越糟糕，你就越要依靠他。所以我說，很多市場的失敗就是「賣拐」賣出來的。
例如環境問題，世界銀行有一份研究，環境污染最嚴重的國家恰恰是國家干預最多的國家。國家干預多了，每個企業都不會有樹立良好聲譽和品牌的積極性，那麼它只管賺短平快的錢，不考慮長遠的聲譽。
所以一般人覺得市場混亂就要靠政府，其實政府介入得越多市場就越混亂，最後就是惡性循環，這可以稱為「管制的陷阱」。
日報：慣常的理解是，這些問題需要政府從制度上進行規範，是這樣嗎？
張維迎：我不是說不需要政府，但政府絕對不要直接介入經濟。確實，政府實際上要做的是制定一些規則，但保證規則的執行更重要。光制定規則，不執行規則也不行。
例如最簡單的扶貧問題。其實好多人都是有愛心、慈善之心的，我們都希望幫助別人，但政府需要給大家創造一個環境，要做好事，也要有機會去做好事。但在中國，這樣做好事的機會卻不多。
日報：最近關於中國勞動力工資的價格機制問題比較受矚目，這其中，提高最低工資屬於政府機制，你怎麼看？
張維迎：以我的判斷，工資問題依然是市場問題。如果你相信市場機制，市場的價格也是評估各種利益關係的槓桿。過去我們農村勞動力非常充裕，所以長期以來工資壓得低，但到一定階段之後，企業之間的競爭一定會把工資往上拉。
例如現在的保姆，這兩三年工資翻番，甚至不止翻番。北京在四五年前就八九百塊錢，現在是兩千塊錢。這就是市場的力量。
對企業來講，現在會出現勞動力供給、需求的變化。從供給的角度來看，我國新增青壯年勞動力每年都在減少，這當然會影響供給。現在大學生結構也在變化，找一個高中生的難度是找一個大學生的兩倍，這些都會產生勞動力價格的變化。
從需求的角度看，中國發展那麼快，原來西部人口往東部趕。現在西部本身也在發展，當地就可以就業，那麼也會影響到勞動力市場。
我們希望市場更完善，這是一個系統的過程。比如戶籍制度，沒有戶籍制度限制的話，勞動力市場就會變得很不一樣。
日報：房地產市場價格高企，大家就呼籲政府干預，正在進行的這輪房地產調控力度很大，你對此如何評價？
張維迎：我的觀點是，2009年就不該去刺激，房價掉的時候去加大投資，本身就不對，該掉就讓它掉，該掉到哪裡就讓它掉到哪裡。
所以幾個月前還在救市，現在又要去「壓」市。
日報：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發達經濟體政府都開始救市，將私人部門債務轉移至公共部門，所以說政府之手在國際上的表現更為嚴重。
張維迎：對，這樣使得問題越來越嚴重。私人的壞賬轉移到政府身上，短時間可以拖得起，長時間就不行了。
日報：是世界經濟的邏輯回歸到了凱恩斯主義嗎？
張維迎：是，凱恩斯主義在危機中很吃香，那麼多人在追隨，這是最大的問題。如果凱恩斯主義不佔上風，我就不寫這本書了。
我們不要再「賣拐」，很多經濟學家對經濟的認識很膚淺。比如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他雖然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對市場的認識就很膚淺。但很多中國人願意聽他的，喜歡政府干預。
日報：這次歐洲債務危機會不會導致全球經濟二次探底？
張維迎：是否會二次探底不好說，但至少後面的問題非常嚴重，解決危機的辦法給我們帶來了更大的困難。
如果2001年美國不救市，現在世界的危機就不會這麼嚴重，當時只是一個小危機、小泡沫，後面可以再健康地前進。救助之後，低利率大量放貸，小泡沫變成大泡沫、大危機，就很難收場。
在中國，是靠政府加大固定資產投資來拯救危機，最後恰恰是固定資產投資本身的波動成為導致經濟波動的主要原因。其實我們是在加大這個週期的波動，而不是平緩週期。
日報：你預計2040年中國會出現體制改革，依據是什麼？
張維迎：一部分是推理，一部分是願望。但事在人為，大體上中國改革需要時間完成從經濟到政治的改變，一個大的歷史轉變，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2040年，一共200年。
任何改革都不能操之過急。我們的知識要通過過程才能加強，技術的東西可以彌補，制度需要不斷栽培。打個比方，技術的東西像一棵樹，移植過去就活了，制度只能用種子種下，種子發育需要過程。我相信未來30年變化會非常大，這種大趨勢是不可阻擋的。
来源:《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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