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中共革命第二大階段的後期，就是眾所周知的國共內戰。在中國大陸所有的現代史教科書裡面，都明明白白白地寫著，是蔣 介石和「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內戰，是中共「要和平、反內戰」，是中共為瞭解放全中國人民才「被迫」打的內戰，又因為中共們是要 「解放全人類」的，所以它又將這一場內戰稱之為「人民解放戰爭」。
由於這一連串自相矛盾的的彌天大謊，是中共用建國初期的大規模屠殺，其後不曾間斷的殘酷政治鎮壓，和它在新聞、出版、輿論乃至思想上的 「鐵血專制」，強行「澆鑄」出來的；再加上毛澤東和中共在絕不准許任何人講真話的前提之下，只允許 他們自己「年年講、月月講和天天講」；因而這個彌天大謊也就由於「戈培爾效應」，而變成了史實，更變成「真理」了。
然而，這卻是對歷史的一個徹頭徹尾的「栽贓」。
我們再來看以下的事實：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在毛澤東以延安總部名義發出第二、三、六號命令時，就已經以「為配合蘇軍進入中國境內作戰和準備接受滿州敵偽軍投降」的名義，命令原東北呂正操部、原東北軍張學詩部、原東北軍萬毅部、駐河北、熱河、遼寧邊境的李運昌部、賀龍所部、聶榮臻所部、現駐華北的朝鮮義勇隊司令武亭所部等， 「立即統帥所部隨同八路軍和原東北軍各部向東北進軍」。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在不得不赴重慶談判前夕，決定立即「派千餘幹部由林楓率領去東北」，並擬定了「幹部先行，軍隊後行，以建立熱河根據地 為軍隊大舉進入東北作準備」的策略。隨後，中共中央又命令李運昌部以配合蘇軍作戰為名，相機進入東北，然後命令冀、熱、遼軍區十六軍分區司令員曾克林配合蘇軍進攻山海關。更於八月二十六日命令山東軍區派出一個營的部隊，由呂其恩、鄒大鵬率領乘船從煙臺渡海，以試探武裝搶佔東北的可能性。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軍隊呂其恩和鄒大鵬部於遼東半島的莊河上岸，佔領莊河縣城，並向大連進發。中共冀東李運昌、曾克林部又在蘇軍默許下，於九月三日乘火車出關東進，於九月四日進入錦州，六日進入瀋陽。蘇軍遠東司令部為正式與中共「通氣」，於九月十四日派出烏茲別克上校，並由中共冀、熱、遼軍區第十六軍分區司令曾克林陪同飛赴延安。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晚至十五日上午，劉少奇與代表蘇軍元帥馬林若夫斯基的烏茲別克上校會談。烏茲別克上校公然違背美、蘇、中三國的協定，同意將山海 關至錦州一線交給中共軍隊。劉少奇為抓住這一「千秋一遇」的歷史機遇，立刻派遣彭真、伍修權等與烏茲別克上校同機飛往東北。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遂將「要以二十萬大軍借受降而爭奪中原」的計畫，立刻轉變成為「向北發展和向南防禦以全力搶佔東北」的計畫，並決定將 長江以南的部隊撤往江北，將江北的部隊撤向山東，將山東、蘇北的部隊主力和晉、察、冀部隊一部立即派進東北。這才是毛澤東願意在「雙十協定」裡寫上「中共同意撤出南方八個解放區」的「底牌」。中共十幾萬主力部隊與兩萬多幹部，又立即改稱為「東北人民自治軍」，他們扔槍械，穿便衣，走小路，水陸兼途，馬步兼程地開始了強佔東北的急行軍。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中共軍隊已有十一萬多人搶進了東北。先後搶進東北的中共中央委員，包括候補委員就有二十餘人。林彪被任命為東北地區的最高軍事指揮員。
一九四五年十月上旬，當中華民國政府按照中蘇雙方的協議，決定派出政府官員進駐東北時，十月四日，中共東北當局曾密電中共中央稱，蘇軍向他們表示「已下最後決心，此間家務全部交我」，即把蘇軍在東北繳獲的所有日軍裝備全部交給中共。至十一月下旬，中共出關軍隊已經從蘇軍佔領的原日軍倉庫中，取出了十萬枝槍和三百門大炮。至此，中共終於因蘇聯對中華民國政府的背信棄義，而搶進了東北，並且立即得到了大批的軍火物資。
一九四六年六月，已經搶進東北的中共軍隊又改名為「東北民主聯軍」，總兵力已達二十七萬多人。他們在蘇聯的支持下，不但接受了大量的現代軍事裝備，而且收編了三十萬原漢奸軍隊，留下了八千侵華日軍，以補充他們這支旨在中國打天下的隊伍。這對於提高中共農民造反軍隊的現代化水平和現代化作戰能力，均起到了巨大作用。
上述事實確已證明，內戰早已開場，大戰更無可避免。在對日抗戰中養精蓄銳八年的中共賣國軍隊，終於懷著他們早已鐵定的打天下決心，在蘇俄的陰謀支持下，搶奪了祖國的東北「寶地」。如果開一句歷史的玩笑，就是：一場由斯大林改寫的，「由蘇軍引共軍入關」，而奪取中華民國江山的新編歷史劇，就要在萬里狼 煙中上演了。
第四、中共一再地破壞中華民國的憲政建設，為打贏內戰廓清了道路
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人類的破壞是空前的。雖然我們是一個大國，而未陷入「覆巢之下無完卵」的境地，但是，日本長達十四年的侵略，尤其是八年全面侵華戰爭所帶來的極大破壞，亦同樣使她滿臉是淚，渾身是血，遍體鱗傷。此時此刻，任何一個愛國者，愛民者，或曰任何一個有著起碼的良知者，都不會、也不願意在這一場人類浩劫剛剛結束之時，為了一己的私慾而立即開啟一場內戰，使得正在痛定思痛的人民又陷入痛上加痛的更加悲慘境地。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當政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由於在抗戰期間就開始了對戰後民主憲政的準備，並公告要在戰後一年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因此，如無其它特殊的原因，戰後中華民國的民主憲政建設非但應該能夠順利進行，而且中華民國民主憲政建設的成功，即軍政、訓政的結束，和還政於民的實現，也就完全是可能的。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對中共持續八年假抗日、真擴張的賣國行徑瞭如指掌，又對中共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夜起，就立即發動了內戰的行徑歷歷在目，因此，倘使說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竟絲毫沒有一舉解決中共叛逆的願望，非但不符合事實，而且也不盡乎情理。國民黨政府在不得不打的情勢之下，也只好打打談談，甚至在忍無可忍之時，亦想一舉殲滅中共以「絕我民族大患」的事實，恰是這種心態的說明。
但是，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基於國家人民最基本的福祉，為了避免內戰和利於戰後恢復，曾對中共一再地作出了讓步。他們主動地和一再地邀請中共和談、協商，主動地和一再地籲請國際社會調停和幫助，甚至數度對中共虛位以待，直至做出種種過份的退讓，無非是希望中共能夠罷兵休戰，以共同參預戰後的中國民主憲政建設。
然而，中華民國政府對中共借爭奪受降權而發動內戰、搶佔東北的一再容忍，中華民國政府為邀請和等待中共參與國家憲政建設所做出的種種讓步，非但只能使得已經發動了內戰、並已經搶佔了東北的中共胃口大開，而且，更為這一夥二十餘年來一直夢想要顛覆中華民國的「馬列子孫」，一次又一次地送上了天賜良機，直至造成了戰爭利於他們時，他們就公然撕毀協定，大打出手；戰爭形勢一旦不利於他們時，他們就虛與逶蛇，高喊「和談」，以積蓄力量，伺機反撲。從而一再地造 成了它們在內戰中的優勢，為它們終於打贏這場內戰，贏得了時間和機遇。
也許有人會說，中共也曾在抗戰勝利後高喊過「和平民主新階段」的口號；也許還有人會說，中共曾經反對過內戰，要求過和平，甚至於有過要求建立「聯合政府」的願望和設想。或許，這都是「事實」。但是，真正的事實是，它們不過是中共所慣用的「革命的兩手策略」罷了。因為，中共如果是真心要和平、反內戰，是真心要在中國實現民主的話，那它就非但不會反對和破壞戰後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的建設，而且只會積極投身這一建設，更不會將中華民國於戰後所一再推進的憲政建設，當成他們數度發動和擴大內戰的「戰機」。
那麼，中共究竟使用了哪些手段，來破壞戰後中華民國憲政建設的呢？
一、中共破壞雙十會談和雙十協定
首先，雙十會談的起因來自國民政府和蔣介石本人。蔣曾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一日之內，就連續向毛澤東發出了三次和談的邀請。二是蔣介石因毛澤東「顧慮安全問題」，而親自敦請美國大使赫爾利親赴延安陪同毛澤東同機往返重慶和延安。三是斯大林亦因蔣介石的請求，而於八月二十日致電毛澤東，要他赴重慶談判。然而，如我前面所說，毛在臨赴重慶前向其黨人發出的指示，便是「繼續發動攻勢」，毛更在和談結束剛剛回到延安時，又馬上向他的軍隊發出了「立即向蔣管區發動進攻」的命令。毛澤東何有絲毫「談和」的誠意？還是他自己說得好：「這一次我們去得好，擊破了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和平、不要團結的謠言。」這才是毛的真心話，因為他要欺騙國人的目的達到了。
二、中共破壞政治協商會議
政治協商會議前後，正值中共搶佔東北和必須鞏固東北之時。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對東北局的指示信。該信指示說：「我黨現時在東北的根本任務，是建立根據地，是在東滿、北滿、西滿 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的根據地……在一九四六年內，必須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創建工作。否則，我們就有可能站不住腳。」由是可知，彼時彼刻，中共參加政協會議是假，而建立鞏固的東北軍事政治根據地才是真。
所以，政治協商會議尚未結束，中共為了建立和鞏固它的東北軍事根據地，已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單方面提出了四條要求。其中關鍵的兩條，一是要求政府承認並整編剛剛偽裝搶佔東北的十數萬中共軍隊、即改名換姓的「東北民主聯軍」。二是要求政府承認剛剛由他們搶佔東北才建立的中共根據地「自治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以公然反對和要挾政治協商會議。因要求未能得逞，中共便立即大打出手，於三月中旬陷四平、下長春，並奪取了哈爾濱和齊齊哈爾。因此，半個多世紀以來，唯一的一場真正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遂只能以中共在東北所發動的大規模內戰，來作為它痛苦的歸結。
三、中共破壞「制憲國民大會」
雖然中共在雙十會談和政治協商會議之後，均按照它的「既定方針」，照打不誤，但是，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還是對中共採取了一條 「和平未到最後絕望時期，仍不放棄和平」的「抗日式」決策，所以，按照政協會議的決議，仍然堅持邀請中共參加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召開的「制憲國民代表大會」。但因此時，中共在東北的內戰正打得「順手」，所以，它便要求於國民大會召開前就按照它的意願先改組政府，後召開「國大」，國民政府只好將制憲國民大會延期半年。之後，當蔣介石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抗戰勝利週年紀念日發表文告，提出六項主張，表示願意先改組政府、再召開國大時，中共又提出必須在四十名政府委員中，由中共佔十席，民盟佔四席，然後再將一名無黨無派者的席位撥給中共推薦，以求穩獲三分之一票以奪取否決權，藉以阻礙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同時，中共還在張家口集結重兵，明確表示對蔣介石所提出的「政治問題採取政治解決辦法」不屑一顧，企圖將東北的內戰烽火燒向華北，以威脅召開在即的制憲國民大會。
由於國民政府沒有接受中共的無理要求，政府軍又在張家口挫敗了中共的軍事攻勢，中共才在戰況不利的情形下，提出了參加制憲國民大會的名單，以行緩兵之計。但是，當政府為召開國民大會而單方面宣布張家口停戰十日，中共於張家口的不利戰況已得以解除時，中共又為奪取否決權而重提「非在政府委員中佔十四名不可」，並要求政府軍於關內恢復一月十四日（第一次停戰令生效之日）以前的位置，同時要求馬歇爾轉告美國政府，不要支持中華民國政府並從中國撤兵。因為美國 調停雖然大大地幫助過中共發動內戰，但此刻已經成為它進一步發動內戰的絆腳石。
最後，當為中共延期半年的制憲國民代表大會已達開會期限，中華民國政府為促使中共四百名代表參加會議，不僅於十一月八日再次頒布全國性的停戰命令，而且再次將會議延後三天，專門以待中共。然而，直至三天後會議已經開幕，中共非但仍然不參加會議，並且於十一月十一日以延安總部名義正式發表聲明，要求「立即解散正在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甚至宣布要籌開「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十二月十六日，中共在南京的發言人已經宣稱：「我軍已於各地先發制人，並準備奮鬥到底！」
我顯然應該補充說明的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制憲國民大會上三讀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乃是集三十四年（一九一二至一九四六）的艱難奮鬥才獲得的巨大民主成果，並成為現代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歷史性豐碑。這一部在五十多年前就已經明確地寫入了「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各黨派平等合法和各級監察、考試 委員必須超越黨派」等條文的真正民主憲法，雖然中共曾派人參加修改和制定，但它卻在最後一次與中華民國政府進行虛假的停戰談判、即中共渡江前的談判時，毛澤東提出的第一個談判條件，就是「必須廢除《中華民國憲法》」。如果套用中共開山人物李大釗的話來說，就是「專制與民主不並存」吧。
第五、中共打贏內戰、打敗國民黨的五個關鍵手段
反美運動
第一個手段就是「假談真打」和「利用美國又反對美國」
所謂「假談真打」，我就不多說了。而所謂利用美國又反對美國，我想補充的是，由於美國對中共非但不瞭解，甚至曾浪漫地認為，國民黨才是專制的，共產黨才是民主的，所以，在中共已經迫不及待地發動了內戰時，它竟一再地包庇中共，為難中華民國政府。所以，這一時期的中共，是要利用美帝國主義的，並因此而佔了不少的便宜。後來，當美國已經明瞭中共才是真打和狠打，甚至要求中共停戰，並要追查中共劫殺軍調小組兩名成員一案時，中共便立即策劃利用所謂民族情緒，不擇手段地發動了一場反美運動。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第五十四軍五十三團曹志福部在河北香河縣安平鎮召開「反美運動大會」，高呼反對與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口號，要求馬歇爾滾回美國去。七月二十九日，中共曹志福部又襲擊路過安平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三十餘人，當場打死美軍三人，傷十二人。事後共軍再次襲擊塘沽附近美軍軍火庫，美軍死五人，傷十六人。這就是中共一手策劃的「安平事件」。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中共竟派其地下黨員、職業學生瀋崇勾引一美軍士兵於北平跑馬場野合，並由事先埋伏的中共地下人員「當場捉姦」，在全中國製造了一場人盡皆知的「美國士兵強姦中國女學生案」，「激發」了民眾強烈的反美情緒，更為中共發動一場反對美國「支持反動政府打內戰」的反美運動，製造了有 利的輿論條件。與此同時，中共卻絕不會為無數遭受了蘇軍姦淫的東北女同胞發起一場「反蘇運動」，因為蘇軍支持並幫助中共打內戰，顛覆中華民國。雖然中共職 業學生瀋崇在用自己的貞操為中共欺騙天下之後，所得到的獎賞竟然只是中共無情的「遺棄」。今日已經在美國定居的瀋崇女士，對自己的年輕時候的「上當受騙」，已然是「痛徹心脾」。
第二個手段就是在「毛管區」發動軍民打內戰，卻在蔣管區發動人民和策動學潮「反內戰」，以開闢中共打內戰的「第二條戰線」。請大家看下面的事實：
一九四五年年底，就在中共需要時間以建立和鞏固它的東北根據地時，中共發動了昆明學生運動，它的口號就是「反內戰與要和平」。而一九四六年的「一‧二一」學生反內戰運動，就是這場運動的高潮。用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來說，則是：「一‧二一運動，就是為開闢這條戰線而吹響的第一聲號角和點燃的第一堆烈火。」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當中共在內戰中戰況不利時，中共又策動和組織了上海「各界人民團體」聯合赴南京請願，「要求和平、反對內戰和要求民主、反對獨裁」。這個運動的總指揮，就是中共上海局的負責人和後來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
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中共蓄意策劃瀋崇事件就是為了發動一場以「抗議美軍暴行運動」為藉口的「反美運動」。用中共黨史學家們的話來說，這場運動在「性質、規模、影響和作用方面與歷次學生運動相比，不僅有了提高」，而且它的作用，「在反美、反蔣鬥爭中，僅次於人民解放軍」。
一九四七年春天，當內戰處於膠著狀態時，中共又一手策劃和領導了名為「紅五月」的學生運動，喊出了「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口號。用中共黨史學家的話來說，就是：一九四七年的「五二零」學生運動，又把「經濟鬥爭、生活鬥爭上升到了政治鬥爭，規模也從小型的分散的鬥爭集中為全國性的反美、反蔣的鬥爭」，從而被中共稱為「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的新起點」。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關於蔣管區的鬥爭方針的指示電」已經指示說：「使一切群眾鬥爭都為著開闢蔣管區的第二戰場，把人民的愛國和平民主運動大大地向前推進。」
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澤東更在題為「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的文章中稱：「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鬥爭……學生運動是整個人民運動的一部分。學生運動的高漲不可避免地促進整個人民運動的高漲。」對此，《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一千一百二十頁的註釋，則這樣地評述道：「從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國民黨統治區廣大學生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民主愛國運動，有了新的高漲，逐步形成為反對蔣介石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
於是，中共黨史專家便對中共發動內戰的「第二條戰線」的作用，興奮地評價說：「一是從政治上打敗了蔣介石。二是從軍事上間接配合了第一條戰線作戰。三是從組織上為革命和建設準備了大批骨幹。四是配合解放軍接管城市、迎接瞭解放。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戰役的軍事鬥爭。」
事實證明，由毛澤東和中共編劇導演，和由單純的青年學生們上演的「第二條戰線」，就是這樣地為中共發動內戰和打內戰，打江山和坐江山，立下了如此的汗馬功勞。一九八九年當中共用坦克車和機關鎗在北京屠城之後，一位北京大學畢業的老教授曾痛苦地對他的後人說：「當年，我們這些北大的學生天天三菜一湯吃得飽飽的，可是吃飽了便跟著地下黨上街去‘反飢餓、反內戰和反迫害’，國民黨也不曾開槍打我們。今天想起來，實在是令我無地自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