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沒有如果，魯迅就患了肺結核，就死在日本全面侵華9個月之前。可總有人在人們唯唯諾諾、戰戰兢兢混日子的時候，在人們喋喋不休、神神叨叨說事情的時候，不斷地提出這個問題，意思是說如果魯迅還在，世道就不會是今天這樣子：潤土似的麻木地把共產黨當老爺，祥林嫂似的總嘮叨阿毛的事情，身在不幸中，卻安於沒有出息。總之，可惜魯迅死了，要是魯迅還在，人們就要勇敢得多。這樣子思考問題，是把魯迅當成神了，以為可以舉魯迅旗幟反貪官或批中共。我們的思考不要這麼想當然，參照梁實秋和郭沫若，來看看魯迅1949年的選擇。
梁實秋實在具有秋天的況味，那就是理智成熟：中國國民黨確實不如美國共和黨，但從1927年到1949年他都活得像個人，不折不扣是個作家，像個教授；中國共產黨雖然對文化人許諾很動聽，給自由民主，但看蘇聯消滅私有土地制殺農民和餓死人幾百萬，看蘇聯的「文藝政策」，頭腦裡的思想和筆下的文字都要審查，這不等於是防疫所給豬肉上市蓋章嗎？接受國民黨統治，做一個不滿意時可以批評的人；接受共產黨統治，做一頭宰了被賣還要蓋印的豬，不用說梁實秋決不會心存僥倖，凡思想清晰的人，都會選擇臺灣，比如胡適、傅斯年。郭沫若在毛澤東要求作選擇之前9個月，就已經用《斥反動文藝》的檄文形式作了，他選擇留在大陸，做中國共產黨需要的紅色文人，為「進步文藝」開槍舉旗。
魯迅火氣太大，跟梁實秋氣場不對從沒好過，跟郭沫若開政治車都走左車道、喜歡馬列主義紅色一樣，卻也「同而不和」地爭執過，如果還有更多的選擇，我認為他會去火星。但當時大勢所趨是紅色人士普遍歡天喜地地選擇留在大陸接受共產黨。就連被郭沫若選擇要「主要打擊」、「大反攻」的作家，桃紅色的沈從文、藍色的朱光潛、黑色的蕭乾也都選擇了不去臺灣，好像被苗女下了蠱。魯迅如果活著，1949年選擇大陸勢在必然：迎接共產黨，可謂其《我們不再受騙了》所說，就是「打倒進攻蘇聯惡鬼」，是他「自己的生路」。實際上他兩個弟弟都留在大陸，老婆許廣平1949年做了政務院副秘書長。中共會給魯迅更大的官。
魯迅如果活著，1949年會留在大陸並當上高官。大多數人會相信這，卻以為他後來會反抗，不會批兩胡和反右派。會不會，看郭沫若就知道大概了。毛澤東看《紅樓夢》研究不搞階級分析，批示要批判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郭沫若很高興地挂帥印主持批判，提出打倒胡適這個現代學術界的孔子，完全否定胡適「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學術考證方法；1955年發表《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對胡風的萬言書進行逐一批判；反右運動中，為毛澤東在反右運動期間「引蛇出洞」的做法辯護。郭沫若曾狂罵過蔣介石，現在卻在毛澤東面前喊「扎」。很多國民政府時期的民主人士在中共強權面前，都如同中山大學陳寅恪所說：「都做了共產黨的應聲蟲，正所謂一犬吠影，百犬吠聲’」 魯迅會例外嗎？
不會的，魯迅理應比郭沫若更積極，更高調。挂帥印並揮筆作槍、作旗的可能就是魯迅。如果他那時是中共政府的文化部長，接受中宣部領導是自然的事。魯迅從沒罵過蔣介石，跟毛澤東互相讚賞，氣質上雖然像個頑劣的孩子，但功利上的計算卻精明如商人。魯迅早就不讚同胡適「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和「整理國故」的主張。倡導新文化，胡適旨在使華夏文化新生，所以選擇跟蔣介石去臺灣；魯迅最終是想讓華夏文化死去，選擇聽毛澤東的話不是難事。胡適正如蔣介石所表彰的那樣是「新文化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新思想的師表」，名聲從來都在魯迅這位長者之上，這是他一直耿耿於心的事。如果可以借毛澤東的運動壓倒胡適，他何樂而不為？魯迅是憤青祖先，憤怒禮教所致的名利不遂，卻並非一切權威。魯迅如果黨同伐異地批胡適了，批胡風和右派就只是繼續政治接客而已。
真話如針，說魯迅「接客」，是最刺人心痛的了。但不把魯迅當精神偶像的人卻知道如果魯迅活在共工中國初期，批兩胡和反右派就是上班幹活。可文革時期呢？那可是停產鬧革命，除了毛澤東誰都要被紅衛兵的皮鞭革命，魯迅熬得過來嗎？我們先看看魯迅的「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和「我們不再受騙了」：
梁實秋說自己「像無產階級」，卻不知道主子是誰，去哪裡領金鎊或盧布，這正是「資本家的走狗’的活寫真，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屬於所有的資本家，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添幾個字，稱為「喪家的」「資本家的走狗」，給主子嗅出學匪卻還窮，那就在「走狗’之上，加上一個「乏」。這是什麼，這不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大辯論嗎？那時候，滿街大字報和兩報一刊都是魯迅這種「罵人」的文字。罵你不吭聲，就再罵你心虛，你想證明不心虛一接茬，他就不停地罵，直罵到你不吭聲而低頭認罪。再看：我們被帝國主義及其侍從們真是騙得長久了。總是說蘇聯怎麼窮，小麥和煤油不是在輸出嗎？說是蘇聯購領物品必須排成長串，中華民國的人民不也在內戰中排著長串而進向死亡去嗎？對我們說蘇聯怎麼不好，是惡鬼的眼淚和本相，帝國主義說正義、人道，公理都是騙人，我們不再受騙了。反對進攻蘇聯，打倒進攻蘇聯的惡鬼，這才也是我們自己的生路。瞧，魯迅這樣說話，跟紅衛兵唱「東風吹」基本上是叫囂。也就是說，文革根本就是魯迅和老毛共同要的。魯迅會牽著江青的手。
我們真要搞清楚魯迅的，其實不是他去哪裡和批不批誰、過不過得去文革的問題，而是中共會讓他怎樣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紅色部落裡的問題。1950年有讀者寫信問《人民日報》：「如果魯迅活著，黨會如何看待他？」郭沫若回信答覆：「魯迅和大家一樣，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據改造的實際情況分配適當工作。」郭沫若說的沒錯，卻只說了表面現象，他沒說實質。唯物史觀也說不出來實質。
魯迅，1881年出生的周樟壽，和周恩來同宗，北宋理學祖師爺周敦頤之後，1898年17歲時改名周樹人，1918年才用筆名魯迅，以《狂人日記》在新文化運動掀起狂飈，一直飈到1936年10月19日。雜文作家、新文化運動弄潮兒、左翼文化運動領袖，都只是世人的稱呼。合乎他生命不變的本質特徵的稱呼，是中國禮教傳統的叛逆者：感興趣進化論而不想學好濟世救人的醫學，跟朱安結婚卻不同床也不辦離婚就跟學生許廣平同居，加入光復會卻不歡呼辛亥革命復興的中華共和國，不投身井岡山吃苦革命卻在上海以文筆作匕首、投槍，干罵人和罵禮教、制度、傳統、政府的改變國民性的思想革命，反叛祖師爺周敦頤理學禮教。
這就是清朝晚年與民國初年真實的魯迅。這個魯迅是個華夏正統的叛逆者，是被蔣介石、楊蔭榆、蘇雪林等正統人士視為儒林敗類、小人儒防範、批判的小丑。這個形象在中華民國確實有不少粉絲，就像今日的「犀利哥」和「鳳姐」，卻為正人君子不齒。但同樣反叛禮教並勇於落草為寇的毛澤東卻很讚賞，認為：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向著（維護禮教的）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共工山寨的）民族英雄。」我們心中的魯迅，並不是真實的「清魯」和「民魯」，而是毛澤東在中共延安時期《新民主主義論》這篇文章中定格（調）的魯迅，可簡稱為「毛魯」或「共魯」。魯迅死了，可以宣傳成骨頭最硬的中國人，把他批判華夏禮教的憂傷病態噴上民族彩霧就像了。所以中共替魯迅出全集時就在彩繪魯迅，我們所知的是這個彩魯。
彩色的魯迅推進中國文學在五四運動以後深陷怨恨的血色浪漫：「禮教吃人」吶喊之後，說華小栓用饅頭蘸舐革命者的血，是在告訴我們禮教麻木人心後善良者也作惡。這是在用文筆鼓動中華民國的人，不要那麼文質彬彬和溫良恭儉讓，要勇敢的反叛禮教傳統，不要怕流血、多流血共工新花才滿山遍野，才能遍及城市陽臺。由此可知，魯迅真的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文學家和思想家。把魯迅解釋為個人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是民主憲政人士的想當然或利用。魯迅如果真有獨立人格，那就成梁實秋、胡適的同道了。他硬譯和推薦蘇聯文藝出版委員會「槍劍隨身」的書報「禁約」審查，證明：魯迅跟共產黨志同道合，是共產主義運動所需要的文化革命的先鋒和旗手。他在中華民國25年積聚了滿腔對中國人「不爭氣」怨恨，無盡的宣泄不滿、罵遍中國傳統的人和事，就在為中共開路。
問題在於：魯迅如果活著，就有人性的弱點，就跟中共地下黨員一樣，有許多見不得光的齷齪事，比如領了國民政府的錢之後在暨南大學明確反革命文學。還有他書信中那些話：「等到我壞起來，就一定將這些寶貝（真話）放在肚子裡，手頭集許多錢，住在安全地帶，而主張別人必須做犧牲。」「我是黨同伐異的……還沒有找到公理或正義」，這些話太赤裸了。所以魯迅不能長命，這才可以彩繪。這就跟張學良一樣，歷史安排的西安事變大戲完了就得退場，命長就去讀《聖經》。
魯迅沒有張學良的熱血和情義，生怕罵不醒中國人遠古傳說中的共工記憶而積澱在胸中的憂憤，注定他活不過55歲。這正是中共所需要的。這樣毛澤東把魯迅當聖人推崇，就安然無恙了。於是，中共就通過持久的、封閉的宣傳機制，讓魯迅長久地活在共工中國幾代人的心目中；通過1950年到1979年30年的黨文化教育，通過從土改鎮反到反右文革的政治運動的實踐檢測，周禮教化傳統下的國民性根本改變了，「和為貴」轉換成為「斗為樂」，反感道德倫理，或者把毛澤東當神，企盼再來一場工農可以斗文人的文化大革命；或者拿個人喜好的良知感覺當神，終日讀這聽那也說不清楚話想不明白事。這就是宣傳魯迅所要的亂象及結果：讓每個人都帶著魯迅似的怨恨吵鬧，怕亂者就支持中共極權。
其實魯迅辱罵的「吃人」禮教並不存在。潤土和祥林嫂似的今日吳越人，修煉「真善忍」後，以師道尊嚴傳統講真相維護信仰和勸三退解體中共，已使華夏儒家新文化大放異彩。這被敬魯迅如神者痛恨，也不被拿魯迅當矛的人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