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又一個十年的開始。
當人們正匆忙總結中國模式這類宏大主題的時候，中國的底層社會卻已低懸著一股暴戾之氣。從福建開始，到廣東、江蘇，山東，直到陝西，一系列的殺童案件，在中國早已經司空見慣的暴力畫面上，加上了最刺激的一抹血紅。如果殺人不足為怪的話，那麼，具有系統性的殺童，則無疑徹底顛覆了此類無特定對象殺人案件的社會心理學意義。它驅迫我們去追索這樣一個問題：在這種中國歷史上極其罕見的殘殺背後，在這個狂歡著的財富時代背後，究竟隱藏著一種什麼樣的社會心理結構？
在這些案件中，我們容易發現，殺人者是社會的弱者，而被害者則是社會的更弱者和最弱者：兒童。如此，一條極為清晰的殺人邏輯就立即顯示出來：弱者對更弱者，是「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但這些案件所呈現出的，已經遠遠不是朦昧時期狂熱和混亂的屠殺邏輯，而是一種包藏著更加極端也更加殘忍的冷靜計算過程。顯然，這是「弱者對更弱者的戰爭」，是弱者向社會所發動的一場超限戰。當弱者無力發動常規戰爭，而又必須對這個社會實施他們心目中的懲罰的時候，選擇比他們更弱者就是更為可能並唯一具有震撼性的方式。殺人者成功地向我們表達了這樣一種行動邏輯：弱肉強食。然而，這種早已過時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野蠻原則，又何嘗不是潛藏於我們這個「文明」社會之下一種普遍的社會行動邏輯呢？它又何嘗不是深嵌於我們民族集體意識之中的一種精神結構的表徵呢？偶發的、零散的殺童案件或許可以像精神病專家那樣歸結為個人的精神問題，但系統的、集中的殺童事件大概就只能歸咎於這個社會的一種集體無意識。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這種弱肉強食的集體無意識究竟是怎樣形成的？中國是如何蛻變為一個野獸出沒的原始叢林的？
1949年之後，出於趕超目的，經濟增長一直是中國國家層面的一個重要目標。這一目標在改革前和改革後並沒有什麼不同。及至1990年代，由於政治意識形態的弱化，經濟增長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替代品，在國家層面逐漸取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在中國改革初期，國家層面的經濟增長與微觀層面的個體福利增進，幾乎是同步的。因為這一緣故，經濟增長為政府在民間開闢了一條新的合法性來源。正是洞悉了這一奧秘，在1990年代，經濟增長實際上變成了中國各級政府唯一的和壓倒性的施政目標，成為全體中國人唯一可以短暫共享的意識形態。換而言之，只要能夠達成國家層面的經濟增長目標，那麼任何手段就不僅是允許的，而且是必須鼓勵的。
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以市場化方式重新組織社會資源的過程。這個過程讓大量個人從原來的單位被釋放到一個陌生的社會之中。在中國的市場化改革過程之中，那些缺乏政治保護的單位在競爭過程中大量解體。從前托身於這些單位的個人也被迅速拋入了競爭的海洋中。國有、集體單位的下崗職工，以及原來隸屬於人民公社的農民成為這一人口洪流的主體。對於這些個人而言，這雖然意味著獲得了某種自由，但其代價則是他們同時也失去了從以前單位獲得的某種哪怕是最低限度的保護。這一過程在心理層面對這些個體的衝擊是相當劇烈的。如果強勢者在這一過程中獲得的更多的是自由的話，那麼對於弱勢者，在這個過程所感受到的可能更多是無助與孤獨。克服這一巨大的社會心理斷裂的辦法應該是讓他們在新的社會角色中被重新組織起來，並成為一個可以表達訴求的單元，但不幸的是，中國在1980年代之後獨特的政治困境從根本上斷絕了這一可能。如此，人數巨大的社會成員就變成了一個個完全沒有聯繫的原子化個體。他們不僅從政治上、經濟上，因而也從心理上被徹底孤立，成為一個個與社會結構完全脫離的盲流。
如果在改革開放早期，這一歷史結果多少是有些偶然的話，那麼在這一過程的後期直到今天，這個後果則是各級政府刻意維護和推動的。因為有心人發現，將社會粉碎為原子化的單個的個體，無論是在與強大的政府的博弈中，還是在與僱主的經濟博弈中，單個個體將陷入極端孤立和弱勢的狀態。這可以逼迫他們接受所謂市場形成的勞動力價格，接受生存環境的惡化，因而也極大地降低經濟增長的成本。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這一策略非常奏效。這讓一些人深信，只要不被餓死，這些人就必然以某種動物精神接受目前的工資水平和生活環境，成為經濟增長的鋪路石。然而，動物精神不僅意味對目前環境約束的被迫接受，也同樣意味著他們在這種環境中將會回歸到最為原始的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在相當程度上，在中國社會頻繁發生的暴力，就是這種人為製造的叢林的產物。但人之所以為人，不僅具有動物性的一面，也同樣具有社會性的一面。在他們對社會的反噬方式上，這種社會性也同樣會體現出來。自殺當然是一種抗議，殘殺幼童則顯然更是一種經過精心謀劃的個人表達。而不願自殺者，不願殺人者，就會以組織化的方式來顯示他們的力量。最近在中國不斷湧現的工潮，實際是一個瓦解到極致的社會在最後的底線上重新被組織起來的跡象。將社會驅散為一群原子化的個體，雖然有利於管制，有利於降低交易成本，但這些個體的悲劇本身卻是對道德力量的一種消解。而道義力量始終是一個政府合法性的最高層面。
對一個將經濟增長視為至高無上的國度來說，要實現不斷加碼的經濟增長速度，就必須在全民之中塑造一種對財富的一元價值觀，甚至對財富的貪婪。換言之，除財富之外，就沒有其他的價值。只有財富才能帶來尊嚴、榮譽並表徵自己的成功。反之，沒有財富就沒有尊嚴，就沒有生命的意義。以此觀察中國最近的三十年，這種財富的一元價值實際上成為了一種具有高度壟斷性的價值觀念。很多年以前，一位朋友與我辯論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時候，曾經提出了一個讓我折服的微觀證據，他說：你去看看每個中國人發財致富的願望有多麼強烈，你就會知道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有多大。我必須承認，在短期內這種願望作為一種微觀動力，將極大地推動經濟增長速度。然而，更加清楚的是，在一定時期內，財富的總量不可能按照我們的慾望增長，這就意味著，在財富的競爭中，將出現為數眾多的失意者。在一個財富代表了全部生命價值的社會之中，這些人的生命意義將蕩然無存。非常明顯的是，在中國諸多暴力事件背後的肇事者，都是這些財富競賽中的輸家。就我們的經驗而言，我們還沒有看到任何一個民族對財富的渴望像中國一樣扭曲，沒有看到任何一個民族的財富價值觀具有如此強大的排他性。從某種意義上，它是所謂中國奇蹟的另外一件秘密武器，但在另一面，它顯然也是中國社會精神疾病的一個致命病灶。
對財富的極度渴望，既可以成為一個民族經濟增長的動力，也同樣可以成為瓦解這個國家長期經濟增長動力的毒品。最後的結果是前者還是後者，端賴於財富競爭的倫理。不幸的是，在中國的財富競爭中，充滿了掠奪，欺詐，偷竊。在這一點上，中國的精英們塑造了最好的範本。競爭的本意是優者勝出，並在這個過程中達到最優的資源配置。但在中國的財富競賽之中，我們經常看到的卻是竟次：比誰更能夠不擇手段，比誰更能夠逾越文明社會的底線，一言以蔽之：比誰更爛。顯而易見的是，在中國的財富競爭中，競次總是比合乎財富倫理的競爭更容易成為最後的贏家。清楚的是，那些無權者，無勢者，那些恪守優良道德的人們將非常容易成為這種偽競爭的犧牲品。這種情況無時無刻不在教化和暗示我們的人民：這個社會不需要底線。於是，只要暴力是贏得競賽的手段，那麼暴力就是可以的。這實際上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潛在的精神指向。
在這個方面，中國的某些地方政府扮演了極其不光彩的教唆角色。我曾經論證，在中國最近三十年的增長過程中，越到後期，就越具有零和博弈的色彩。為了維持高速經濟增長，以及這種增長的低成本，中國相當多的地方政府不僅默許，甚至鼓勵對弱勢群體使用暴力掠奪。無論是對農民土地暴力徵收，還是在城市拆遷過程習以為常的黑社會勢力，抑或是城管對街頭小販的合法施暴，我們都可以明確看到地方政府的作用。或許，這的確可以帶來經濟增長，但這顯然不是普遍受益的經濟增長，而是從弱勢者嘴裡搶出來的經濟增長。當某些地方政府習慣於暴力的時候，那麼暴力也一定是他的人民的圖騰。在這裡，經濟增長不只是被異化了，而且變成煽動社會仇恨和暴力的淵藪。在政府財政收入不斷增長，國家外匯儲備積累如山的時候，水面之下的中國社會卻變成了一頭難以馴服的野獸——這其中蘊含著多麼深刻的歷史諷刺。
一個熱衷於經濟增長指標的政府，忽略政府在提供公共品方面的基本職能，是一個非常符合邏輯的後果。在一代人的時間之中，我們親眼目睹了這個歷史性的蛻化。對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發展一直是民族國家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標，但中國在這方面走得如此之遠，以至於它不僅放棄了諸多公共品的提供，而且將原來提供的公共品也偷偷地變成GDP增長的籌碼。1990年代中期之後，為了抵禦GDP的減速，政府不僅將諸如教育、醫療等公共品資源投入所謂市場化運作。這是政府放棄基本職能的一個典型例證。不過在我看來，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品，乃是合乎正義的秩序，符合公平的道德支持。中國以吏為師的傳統智慧實際上正是洞悉了國家的這一內在本質。
然而，在最近的幾十年之中，某些地方政府不僅沒有提供這些，反而提供了一種充滿市儈氣息的「悶聲發大財」的競爭秘訣，更有甚者，他們越來越多地成為商業利潤的掮客。我們可以看到，越是增長乏力的時候，某些地方政府的親商主義政策就越是走向極端。從各地政府招商廣告中。所謂「一切為了客商」的標語四處可見。我的一位在美國經商多年的朋友頗為嘲諷地說：他沒有見過對企業如此「親善」的政府。顯然，某些地方政府的親商主義並不是真正為了商業，而是為了擴張GDP以及充實自己的錢袋子。這樣一種極端扭曲的親商主義帶來的一個必然後果就是：政府將本應用於社會建設的大量公共資源悄悄地轉移給了他們相中的企業，而所謂的社會的潰敗則由此開始。這事實上形成了政府與企業的一種系統性的合謀。在這種看不見的合謀中，本應提供公共品的政府失蹤了。不僅如此，由於某些地方政府本身已經成為一個超級企業，那麼一切規則、一切秩序、一切道德、一切資源轉移都必須有利於這樣一個超級企業的利益。如果不符合這個原則，那麼就使用暴力加以強制。非常清楚，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某些地方政府提供的是一種負公共品。
在2007年，在中國股票市場處於一輪特大牛市的狂歡時刻時，我曾經判斷：「中國的牛市與中國社會發展可能構成了某種反向指標關係：看得見的牛市越大，看不見的社會斷裂就越深。在企業及政府牛市的背後，很可能有一個社會及公民的熊市。」現在看來，真是不幸言中。回溯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在美國的麥金利時代，政府也秉承著一種驚人相似的親商主義，但後來的進步主義運動證明：一個穩定健康的社會必須在社會和市場之間達成一種平衡。一個被政府遺棄，被企業擠壓著的社會一定是一個暴力叢生的社會。在一次飯局上，當聊起中國最近頻發的暴力事件時，一位成功的房地產商人含蓄地談到了他的憂慮，他說，保安公司現在放開了，我準備去註冊一家保安公司。這讓我們看到了一種令人不安的情景。
在改革開放以迄的最近三十年中，在與政府、企業以及其他社會成員博弈過程中失意的相當一部分社會成員不僅沒有被安撫，被救濟，反而受到主流價值及社會結構上的強烈排斥和抑制，這其實就是隱匿於暴戾中國背後的社會結構。
每一個時代都會有暴力，每一個國家也都會有暴力，隱藏在暴力背後的原因實際上是相當複雜的，但在中國，如果像某些輕薄的傳播學者所歸因的那樣，只是因為媒體的傳播而導致的示範和傳染，那就太過於忽視這背後的社會結構和集體意識的意義了。我相信，如果有像某些傳播學者所說的所謂傳染的話，那至多隻是傳播的暴力的形式，而不是暴力本身的動機。顯然，是我們重建中國社會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