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齊太史秉筆直書，不修道也在道中
公元前548年，孔子還不到3歲那年，齊莊公姜光與大臣崔杼的妻子通姦，被崔杼慪不過氣謀殺，怕被如實記下，令太史伯寫患病而亡。太史伯卻偏如實寫：「夏五月，崔杼殺其君光。」崔杼怒殺太史伯後，相繼召太史仲、叔寫齊莊公病死，兩太史都實寫：「崔杼謀殺其君光。」最後太史季補缺而來，還是寫：「夏五月，崔杼殺其君光。」崔杼扔劍嘆息：我為了保全國家社稷謀殺國君，總會有人懂我的。」太史季出朝，南史伯抱著竹簡在台階下站著。「崔杼弒齊莊公光於其府」這行字，就是這樣被載入史冊的。
齊國崔杼與史官之間進行的是一場較量，崔杼用劍出招，劍劍鎖喉奪命，史官用筆應招，招招視死如歸。兵與秀才對抗，比的是誰怕誰，結局劍怕了筆。
把崔杼作為邪惡小人看，並不很公正。客觀看崔杼，這是個悲劇性人物。崔杼是齊莊公時有名的大臣，有權有力量有勢力。他殺君的動因不是為了權力，而是頭上被戴了一頂綠帽子。慪不過老婆被齊莊公佔有的那口氣。齊莊公管不住下身，崔杼無法以道德譴責，當時禮崩樂壞，無法禮解；刑不上大夫，齊莊公不自律，把下身跟下人等同，法也無解。崔杼只能用謀殺來出氣。齊國不是雅典，講君臣禮儀和責罰，沒有公民法庭。崔杼情殺莊公做亂臣，是私怨相報的個人悲劇。
崔杼依仗權力和惡膽出氣，殺了國君，周天子和晉國霸主都管不了，那就是春秋晚期禮崩樂壞的情形，頗有些像今天中共想殺誰就殺誰。但有所不同的是：崔杼沒有中共那種「我是流氓我怕誰」邪惡，他怕齊國史官如實記入史冊。古代中國和西方制約掌權者的力量和方式是不同的。西方是公民社會，走法律審理和法庭制裁的路，比如斯巴達和雅典。中國是宗族社會，君臣秩序靠遵守禮制來維持，禮崩失序、樂壞好淫的時候，有賢臣、君師、史官等多種力量遏制。齊莊公姜光好色，但還不是暴君。「殺君」這個詞就是一把利劍，崔杼當時就怕這柄劍。
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中國從無公民國家特有的法律授權的合法的專制。夏桀、商紂、厲王都只是暴政者專權，體制內外都有制約專權的力量。齊桓公有賢臣官仲的才智制約，想稱霸就得聽管仲的規勸。魯國君主有柳下惠和曹劌的批評制約。君王還有客卿老師的制約，例如孔子。孔子周遊列國不是卑躬屈膝求官，而是坐而論道（禮）教導君王，君王心理上處在學生的卑位。史官是眾多遏制中最有力量的。君主或權臣殺人了由史官記下，傳於後世，其後人抬不起頭。但凡這個君主或權臣人性還在，他就怕史官秉筆直書的職業道德。這就是宗法禮制下仁、義、禮之惻隱、羞恥、辭讓三心給中國文人、文士奠定的匹夫基石。王道禮制政治傳統下，世襲的史官是團隊網路，只要明辨是非如實寫，字就是無形劍。
史官是華夏族歷史真理的衛士。史官看起來不起眼，為何有如此重要地位？因為中國古代是宗族國家，國是家的放大，治國猶如理家，必須講禮義廉恥，才有長治久安。宗族國家越原始就越質樸，就是有一說一，嬰幼兒般的裸真，假不來。宗族國家走過混沌，以權力逐利、以智力謀權時，就會造假撒謊了。崔杼殺史官就是想造假。而這時候齊國太史以及其它史官不怕殺和死的品性至關重要。史官是華夏族的中堅力量。君王只主導當政時期，而史官卻傳承千年歷史文化。
中國歷史的真正地基是史官文化，而不是什麼生產力和經濟基礎。巴勒斯坦一直有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猶太人的國家歷史卻在那裡中斷了1800年。中國歷史上下五千年，生產力不斷變，可史官文化卻一直沒變。中國第一史官據傳是造字的倉頡，歷史文化由他開始口口相傳，從黃帝到西周中晚期將近兩千年。國人暴動是史官以文字記載的第一個歷史事件：厲王專權被國人驅趕。禮教傳統以史為鑒，史官真實文字句句千鈞，如泰山。崔杼敢奪齊莊公的命，卻知禮而理虧，怕齊太史的筆，怕歷史污點被人得知。中華民國蔣介石自省檢點就是企望清白。
中國禮教傳統賦予史官力量。齊太史寧可清白死也要如實寫。正是「齊有太史簡」，文天祥才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氣節。小小齊太史，激勵中華民族傳承禮教真理2500年。農民起義逼上樑山，史官寫真秉筆直書，都不恕專權暴政。
禮教講恕，禮即人道，違禮不恕。這跟西方文化軌跡完全不同。西方公民社會，最看重和維護個人的自由權利，正所謂：「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中國史官文化畫的是宗族社會重情操的軌跡：「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氣節故，二者皆可拋」。齊太史三兄弟只為六個字「崔杼殺齊莊公」而寧可殺頭，為的就是無愧於頂天立地的「人」的氣節。史官寧殺頭也要寫真史，不玷污職位，死個問心無愧和坦坦蕩蕩。史官即使不修道，也在易經中坤卦所載「直方正」的道中：直言不諱，方步不亂，正道不歪。
毛澤東戰天鬥地無惡不作，卻跟崔杼一樣怕史官文字。但他更邪毒，通過反右和文革，把文人變成撒謊者或箴默者，把史官變成黨官，玩政治魔術：同一件事，50年前說壞，50年後說好，敢給秦始皇暴政平反。這是鬥爭邪法魔變人心。毀壞史官文化，旨在引華夏族人走向地獄。所以「三退」明志才能還我華夏文化。
二、伍子胥一夜白頭，衰楚順天鞭屍不智
在孔子5歲那年的公元前546年，在宋國舉行了停止戰爭的「弭兵會議」。春秋四強依序是：晉、楚、齊、秦。晉楚兩國平分被朝貢的霸權，齊、秦例外。楚莊王時期，楚國可謂盛極一時。但24年後楚平王親小人（費無極）、娶兒媳、殺太子、株連伍奢父子，逼伍奢的小兒子伍子胥人才外流，逃出楚國投奔吳國。
中國封建或半封建的古代國家，貴族離開故國謀生和開國的事時有發生，例如商朝末代周國太子姬泰伯為了讓父親寵愛、頗具賢才的侄兒姬昌繼承君位，跟弟弟仲雍逃到荒涼的江南，於是周國有了文王，江南有了吳國。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的歷史安排，商朝天命被革，華夏民族多了一個吳國。春秋亂世伍奢這樣全家被暴君殺害的很多，偏偏伍子胥得以出逃，這不僅是他命不該絕，而且是老天爺特意成全伍子胥的復仇意願，為華夏兒女上演一出復仇有道、天衰楚國的歷史劇，樹立起一個父仇不共戴天、敢向昏君問罪的男人典範。
按尋常思維，伍子胥當時的報仇心願毫無希望，因為他要復仇的對象是楚王，而他的身份是臣子，不畏楚國的國家當時惟有秦、齊、晉三國，而這三國都在弭兵會議上簽字畫押承諾彼此不開戰的，此時中國正和平著。而且各關口都掛著伍子胥的畫像，嚴加盤查。也就是說，伍子胥逃命還是問題。天衰楚國，要借伍子胥來達成，故而復仇和逃脫都在安排中。這時候就有了怪事：伍子胥心急之下，愁白了頭髮，居然朋友又還有一個像他的朋友可以去擾亂守關兵將，就這樣從守關的眼皮下出了昭關。出關之後，其實命的絲線還在楚王那裡，過江完全可能被船夫舉報領賞，他卻在一不圖名利的老漁人幫助下，過了長江。
過江伍子胥到了吳國。吳國雖然跟東周、晉國同宗，卻一直是邊緣小國，沒被中原各國正眼看過，更不用說出兵為一個外國人冒犯強大的楚國了。除非伍子胥成了吳國大臣，而且幫助吳國成了大國並具有了打敗楚國的力量。嘿，就是這個不起眼的吳國，居然在公元前585年，繼楚國之後第二個稱王。敢稱王就敢稱霸，這也可謂歷史安排。伍子胥很有本事，首先幫助公子哥闔閭做了吳王，順理成章就做了大夫。但要讓吳國成為像秦、齊、晉那樣的軍事強國，單靠楚國來的伍子胥，人才還是孤零。嘿，偏偏齊國人孫武這時候也來吳國成了伍子胥的同僚，他們共同輔助吳王闔閭。這個孫武善於用兵，後來的兵家始祖，從訓練女兵立威開始，為吳國創建了紀律嚴明、戰鬥力強的的軍隊。
這隻軍隊攻無不克、戰無不勝。伍子胥的復仇路就一步一步走出來了。公元前506年，吳王闔閭、孫武、伍子胥率吳軍進攻楚國，連戰連勝，打進郢都，楚昭王逃之夭夭。伍子胥將已經死了的楚平王的屍首，從墳裡刨出來狠狠鞭打，之後佔著郢都不退。伍子胥的朋友申包胥逃到秦國，哭了七天七夜，從秦哀公哭到了救兵，擊敗吳軍復國。楚國從此霸業丟失。於是吳國取代楚國稱霸南方。
衰國報仇是天意安排，所以伍子胥從看似沒有希望的絕境中實現了報仇心願。但鞭屍是泄私憤，滅楚更是違天意，所以有申包胥借秦兵復國。孫武就很懂適可而止、見好就收的道理。吳王撤兵回國之後，孫武棄官隱居，好像專為留下一部《孫子兵法》和他訓練女兵的故事而來，順帶助伍子胥了復仇心願。伍子胥如果做官只為報仇，就可以跟孫武一道隱退，劃個很圓的人生句號。伍子胥鞭屍雖出了氣，卻失去了知曉為官進退之道的智慧。所以他就不能像孫武那樣功成身退。做吳國忠臣，跟貪婪的伯嚭長久共事，在闔閭死後服侍夫差，自殺也被安排。
十年後，闔閭在越國國君喪事期間攻打越國而失敗，重傷身亡。伍子胥輔佐夫差打敗越國，堅決反對夫差可滅越國卻不滅，堅決反對夫差放勾踐回越國，堅決反對夫差與齊國爭利卻給越國復仇機會。夫差煩了，送劍逼伍子胥自殺。
讀吳國歷史，見到君臣仇怨，也看見吳越結仇。仇是情，反面是愛。伍子胥敢恨敢愛，是個愛憎分明的華夏兒女，跟今日被黨文化哺育的共工部民這種愛恨不明地愛上不該愛的馬列黨、恨上不該恨的老祖宗不一樣。復仇反暴君老天允許，鞭屍仇迷心智，故而伍子胥做事就沒有孫武知道進退的理智。伍子胥來自楚國，卻眷戀吳國的權位，服侍性情君王夫差，以快意恩仇自尋死路。
三、夫差性情君王逆天意，勾踐陰柔刻毒滅吳國
夫差記父仇，敗越國不滅，卻恕邪君勾踐，跟伍子胥一樣由著性子做事。勾踐不聽范蠡守城挫敵銳氣、以逸待勞的睿智建議，招來國破家亡而以身為奴換國家和個人生存的羞辱，更為了脫身而施美人計和嘗糞便等陰損招數。勾踐回到越國後，以柴為床墊、飯前嘗苦膽的方式，立志雪恥，20年力量積聚，滅了吳國。
臥薪嘗膽故事在中國膾炙人口，激勵後人以逆境中忍辱負重、堅忍不拔。須要指出的是：這個故事的主角因為剛愎自用而淪為夫差的奴隸，用陰柔加刻毒的思維脫離奴隸處境，之後成了一個人格殘缺的君王，很能忍卻忍而無道：採用大臣文種之計，獻西施之美色取悅夫差，借一萬石生稻穀卻還一萬石熟稻穀給吳國製造飢荒。勾踐早於西方兩千年就實行了「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的爭霸邪道。
曹劌論戰所述國家戰勝正道是國君作為要得民心，而非私人恩惠、祭社求神之類。對照來看，勾踐回越國十年，跟妻子走出宮廷，親自耕織以鼓勵生產，還獎勵生育，叫文種管理國家，叫范蠡訓練兵馬，這樣使國力增強，行的是《周易》中「乾龍勿用」、「磐桓志正」等利民強國的正確忍道。這是得民心之舉，復仇正道，被天眷顧。而這時的吳王沈迷西施、鄭旦的色情之中，逼殺忠臣伍子胥，重臣伯嚭貪婪賣國，行走的是失國之道，所以越國滅吳被允許。由此可知：臥薪嘗膽是勾踐感性思維想出來的憶苦小術，走偏了，上蒼不看重此。
范蠡操練兵馬、擴大軍隊沒走偏。準備了10年，公元前482年，勾踐趁夫差黃池會盟帶走精兵，國家軍力不夠之際，率大軍攻進吳國國都姑蘇，並將疲憊的吳軍打得大敗。夫差派伯嚭求和，勾踐接受，退兵回國。七年之後，越王勾踐準備充分，大規模地進攻吳國，圍困姑蘇兩年，不接受夫差乞降。夫差走投無路，覺得沒臉見伍子胥，用衣服遮臉自殺。國家征戰勝敗興亡實乃天定。20多年前越國創陣前自殺、趁敵人吃驚之機獲勝的邪毒招數，天命夫差滅掉它，所以才有勾踐剛愎自用的太湖大敗和瀕臨滅國。夫差違天意存越國反被滅，屬於咎由自取。勾踐滅吳國之後，首先處死了為越國亡吳出了不少力準備領賞的伯嚭，接著在徐州會盟中原諸侯確立其南方霸主地位。勾踐慶功之際，范蠡和西施不見了。Why？
中國傳說時期，五帝以國為家、大公無私，帶功（神通）治國、治水。夏、商兩代帝君仗天命和神通行暴政——殺賢臣，害庶民，故而被革命而丟朝失國，更丟了返修和借功修煉回天的時機。中國從商朝末年姜尚起，到春秋前期管仲、後期孫武，以致更後來戰國的孫臏、秦末的張良，都隱身在建功立業的霸主或帝王身邊修道，這就叫做大隱隱於朝。他們是社會政治歷史劇的導演，指導周武王、齊桓公、吳王夫差、齊相國田忌演戲。這種隱修者古代埃及、印度、希臘也有過，都猶如流星在某時期或某城邦一閃而過，惟獨在中國歷朝歷代接力跑似的出現。
這才有我中華神州龍鳳文化的悠久傳承。范蠡就是春秋戰國之交出現的一位身懷道術的隱修者，他以淡然權力、女色、金錢的方式，在政治官場和經濟商場上都孫武似的閃亮登場，謝幕而走，不像伍子胥那樣把政治客棧當成人生家園。如此智慧其實修道者的人生，權和錢都不過為走過一段歷史、傳承一種文化所用，絕不迷失於名利情慾中，讓自己被囚禁，能適時適地轉角色，功成身退換活法。
范蠡走前留信給文種，講了「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可共患難，不可共安樂」的道理，也勸他隱退。文種不信，不久接到了勾踐送給他當年夫差叫伍子胥自殺的那口寶劍，信了，也自殺了。伍子胥快意恩仇和孫武傳兵法就走，范蠡由政壇轉到商場和文種眷戀權力，是紅塵客和隱修者的兩種活法。
文種忠心不得善終的結局，跟夫差一樣都屬於咎由自取。范蠡一諫勾踐不要跟夫差決戰盡責即可，不死諫。文種為勾踐設計獻西施和蒸晒稻穀兩計對付吳國，陰毒不正。這就種下了文種後來被殺的惡因。但作為臣子為君主謀劃，又反過來成為上天對夫差違背「滅越國、推爭雄、促統一」的意旨的懲罰棋局的「馬」，文種也不算大錯，可能折壽卻未必送命。所以就有范蠡留信的忠告，文種不信戀權，就選擇了被勾踐逼殺。這說明，聽修煉者的忠告，對於紅塵中人至關重要。
四、民主制處死蘇格拉底，君主制最怕摘葉枯花
蘇格拉底就是西方一位隱修的哲學家，自戀的雅典人不聽他的忠告，結局比文種還慘。他一生活在雅典民主城邦，始於黃金時期，終於敗落時期。三十人僭主復興貴族共和制的努力失敗之後，三位被蘇氏辯證法揭露過無知狀態的民主政客，啟動公民法庭以不信雅典娜和腐蝕雅典青年思想之罪名審判他，認為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戰敗是雅典娜對雅典市民不敬奧林匹斯山的神的懲罰，他要為教壞雅典人負責。蘇格拉底在審判中為自己作了傑出的辯護，卻居然被多數票判處死刑。他忠告審判者：我死是歸天永生，不是壞事；你們快改正罪惡生活，否則將有更重的懲罰。蘇格拉底坦然喝毒鴆，死得比齊國史官好看。之後名垂千古。
齊國史官修《周易•坤卦》「直方正」之信史道，態度也坦然。春秋齊國，太史如實寫：「夏五月，崔杼殺其君光。」這秉筆直書就是直言不諱，是有一說一，是實話實說。齊太史伯、仲、叔、季四兄弟，看似英勇不屈，其實就是恪守職業道德，是方步不亂。權臣或君主逼史官造假史，史官視死如歸地堅持說「不」，不畏刀劍，該咋寫還咋寫，這就是正道不歪。一正壓百邪，齊太史四兄弟不畏強暴的那股正氣，匯聚到太史季，就成了崔杼無力抵擋的無形劍。真史就這樣被春秋戰國各國被史官記下。漢朝司馬遷、班固即使受刑、入獄，也都以清白留信史。
蘇格拉底並非史官，卻也清白一生，不僅如此，更修「愛智慧」式哲人道（佛）：沉醉思考，整理知識，敬神守德。蘇格拉底是石匠世家，可以吃手藝飯過好日子，卻畢生沉思「我是誰，從何來，去何處」的問題，與人探討，以至於一生清苦，被老婆斥罵。他在人類歷史上，首創辯證（對話）法，通過對話討論，教人發現邏輯矛盾，學會以歸納方式下定義，整理自己的知識。他發現人們都自以為知道「至善、美麗和美德」是什麼，其實一無所知；別人不承認無知，他承認；承認無知、遵守法律、敬仰正神的美德就是知識。蘇格拉底修「愛智慧」的思想道，從雅典公民濫用自由PK的蒼蠅人生中超脫出來，清楚地認識到：他是神的牛虻，派來雅典刺激假信神而真自戀的人真信神，他將魂歸天上人間的奧爾弗斯世界。
齊國太史兄弟寧可被君主（權臣）斬首，也要秉筆直書留下「崔杼殺其君光」的真史。這從齊國到各國，一直沿襲到秦漢以後，形成當朝記錄史實，後代依據史料隔代修史的史官文化傳統。這在禮教講「天地人和」與「仁義禮智」的儒家文化主導下，使君主和權臣由於希望自己和家族有個比較好的名聲而自覺收斂壞的念想，從而使強權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即使秦始皇焚書坑儒也不敢戰天鬥地，即使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也嚮往「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德政。故而中國君主制直到清朝還被上下五千年的中華王道一線串連，使各朝都在「中國」項鏈上。
雅典哲人蘇格拉底堪稱德才雙修的哲學家聖人，卻被「視聽說」能力不全的愚民處死。蘇格拉底可以逃跑而活著，他卻選擇了從容優雅的死，從而在西方歷史上獲得思想的永生。沒有蘇格拉底，也就沒有柏拉圖，更沒可能有基督教。他以「神派來的牛虻」的說法和以身殉道的做法，預告耶穌降臨世間的社會遭遇。孔子是大賢，當時缺德君王只是不用他，還不敢真的把他怎麼樣。蘇格拉底真誠、守法、知禮和生無喜、死不懼，與孔子相比更有英雄色彩，雅典執意將其處死，不聽他不能處死的警告。雅典民主派處死蘇格拉底，實際地處死了古代民主制。蘇格拉底的悲劇，是雅典多神教時代新文化——民主和科學——運動的悲劇。
看雅典蘇格拉底的悲劇，是民主制下公民輕蔑道德缺少明辨是非能力的悲劇，多數愚民執意要專少數聖賢的政。歐洲由此公民腐敗必須基督教以救贖心法來治理，矯枉過正地導致西歐中世紀由原始農牧業再到封建工商業一千年的重建。看齊太史的悲劇，雖有兄弟3顆人頭落地，最後還是中國權臣讓步。秦漢到明清，雖有秦始皇、隋煬帝的短暫暴政和歷朝各種文字獄，殺讀書人以及株連族人、同學、黨人等，逐漸恐嚇出許多偽君子和小人儒，但史官真實記錄歷史和儒家禮教老師指導皇帝、諫官規勸君主的傳統始終存在。故而中國始終亡朝不亡國。
中國不亡國，但春秋戰國時代地處江浙的吳、越兩國卻亡了，雖有退到福建的閔越到西漢和東漢末年出現的東吳、吳國，卻已走樣太多。原因很多，主要一點就是這個兩個國稱王爭霸的時候，沒有沿襲齊國、晉國的尊王傳統，故而丟失「天地人和」和「仁義禮智」的文化礦藏，成為暴發戶霸主。吳王夫差留不住孫武和逼死伍子胥，越王勾踐留不住范蠡和逼死文種，故而夫差死則吳國亡，勾踐死越國衰。秦朝、隋朝統一中國為漢朝、唐朝做嫁衣，秦國和北周亡國，原因跟吳越雷同。中國君王花必須賢臣葉來襯托。兩宋開始皇帝摘葉枯花現象日趨嚴重。
中國君主制摘葉枯花到中華民國終成枯樹。共工中國黨主制栽培罌粟花以煙當樹。搞清楚史官傳說中的王道政治的牡丹花如何淪落到這一步的，很有必要。這將有助於清除馬列主義鴉片輸入中國所造的黨文化帶給我們的黨性思維病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