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持續不斷地對追尋真相的愛好，我所知道的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的惡行，明顯比一般的人要多。但我不以為滿足，因為我想弄清楚像這種惡魔式的人物，為什麼集中出現在越來越現代的二十世紀？是什麼原因導致了二十世紀人類的空前大殺戮，是什麼原因使得二十世紀的非正常死亡人數，超越此前人類所有世紀而獨佔鰲頭。資源稀缺、人口膨脹、惡性競爭、國家至上和排外的民族主義，固然能引發人類災難，但我認為沒有比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在二十世所做的醜惡實驗，對人類所犯下的罪行更大的了。
近讀愛德華．拉津斯基的《斯大林傳》，對斯大林所犯下的諸種罪惡又有更多細節性的瞭解。1949年後中國官方在包括制度設計的許多方面都模仿蘇聯，自然在災難頻發和嚴重程度上，都有許多相似性，中國更是青出蘇聯而勝於蘇聯。無論在肅反、集體農莊（中國是農村合作化）、大飢荒等方面，中國都做得比斯林大治下的蘇聯更加「傑出」，更像一個反人類的標本。或許唯一有所不同的是，斯大林連環式的肅反其高層幹部，即整肅整肅者，殺殺人者，可能稍比毛澤東要「傑出」一些。雖然毛澤東整起自己的同僚來手段也「豐富多彩」，但連環式的殺殺人者包括整肅自己的衛隊長方面，還是斯大林更勝一籌。
既然蘇聯和中國的獨裁製度是如此的雙生怪胎，就不僅表現在許多災難的大同小異，而且也表現在許多細節上的驚人相似。1966年9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貴州農學院紅衛兵陳保紅所寫的《用毛主席握過的手，天天捧讀毛主席著作》，其中有許多愚蠢的肉麻話，就不錄了，只錄一節與毛澤東握手的「文獻」：「來自各地的革命戰友，聽說我和毛主席握過手，都圍著我，搶著和我握手。他們問我叫什麼名字，我說叫陳保紅。……回到住地，已很晚了。同學們看見我回來了，都圍著我，爭著和我握手。」《斯大林傳》裡開篇就講了著名經濟領導人尤里．鮑裡索夫被斯大林召見談話時握手的經歷：「我一觸到他的手，像是挨了電擊。我把這隻手藏到衣襟裡，上了車，逕直回家，驚慌失措的妻子問了我好幾個問題，我沒顧得上回答，走到小兒子的床邊，抽出手，摸了摸他的腦袋。讓他也接觸到斯大林的體溫。」與獨裁者握個手，握出這麼多下意識的奴才特性，真可謂獨裁國家特有的奇觀。
中國牛田洋的「精神原子彈」（不清楚者請網搜陳明洋的《牛田洋的「精神原子彈」》，毛澤東把人當泥團來捏的「五．七」指示就因此而發），用毛澤東思想指導殺豬，用毛澤東思想給患者冶療精神病之類，瘋狂的文革時不絕於耳，大家都不以為怪，還覺得這樣的狀態特別正常。但你以為此種愚蠢的瘋狂，在如今的中國早已絕跡，就大錯特錯了。前不久，有新聞報導四川資陽精神病院組織精神病人唱紅歌，用紅歌來給精神病人治病，實在是滑天下之大稽的愚民醜聞。此類令人懷疑人類智商的醜聞，在斯大林統治時期也不遑多讓，1929年斯大林五十壽誕期間：「在莫斯科精神病院裡，精神失常的53歲的數學教授科欽不停地狂喊，頌揚領袖，間或用最精闢的語言痛斥破壞分子」（P150）這說明獨裁國家所發生的許多荒唐的事，既可笑又雷同，呈現了一種毫無創意的整體主義特徵。
我們都知道獨裁國家統治的兩大法寶——謊言和恐懼。製造恐懼有很多種方法，官方號召和倡導告密，甚至將告密當成一項制度來運行，就是獨裁國家製造恐懼的常用方式。我在《無所不在的告密大網》一文中曾總結獨裁國家為何愛利用告密手段統治國家的理由：「一是統治成本非常低廉有效，藉此維持龐大的社會運轉；二是人人自危，互相嘶咬，每個人頭上時常懸著一把達摩克利之劍，讓你對統治者的恐懼無處不在，如影隨形；三是，可以降低一個民族的人格，人格一低，就會聽主子的話，就會有把柄被主子拿著，便於統治；四：可以公然不更新制度建設，反對互相制衡、誰都沒有免受監督豁免權的民主自由制度，而維持專制統治不放。」毛澤東在1956 年10月13日寫給楊開慧的同學戴毓本的一封信中，就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以習梅現在所處地位，似可不必再有檢舉。」這說明四九年後親人互相檢舉是一種常態，也得到公開的指引與號召。毛澤東這句話可堪玩味，一來他絕不反對告密；二來他只是勸戴似可不必，並沒有說你一定不要再告密，且表明戴告發丈夫至少是一次以上，否則不會有「再」；三來，「似可不必」，也就是允許有後續手段，並沒有堵死你以後還告其他之密；四來，戴的丈夫彭習梅已「虎落平陽」，只是湖南省參事室參事。參事是四九年後的低等閑職（主要由稍有影響的舊軍官和舊職員組成），無實際作用，其實際的政治待遇甚至連文史館所養之遺賢都不如。
而斯大林又如何呢？「樹林中一定要安置被富農殺害的少先隊員帕夫利克．莫羅佐夫和被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分子殺害的謝爾蓋．基洛夫的白色雕像。他們是斯大林的為信仰而蒙難的新聖徒」（P203）基洛夫是斯大林假借敵手，對自己「親密戰友」所做的無端殺戮，而帕夫利克．莫羅佐夫這位為斯大林蒙難的「新聖徒」則是蘇聯時期著名的少年告密者。1932年烏拉爾地區農業集體化，帕夫利克父母因家庭瑣事鬧翻，其父特羅菲姆離家出走。帕夫利克的母親為了讓丈夫回家，便鼓動年僅12歲的帕夫利克向蘇聯政治保安局告發父親特羅菲姆——其告發之罪名是：作為村蘇維埃主席的特羅菲姆偷偷給那些流放到他們烏拉爾地區格拉西莫夫卡村的烏克蘭富農開證件，幫他們離開這個苦寒的地區——三四天後特羅菲姆被捕，最後死於北極地區的勞改營中。帕夫利克因「大義滅親」表達了對布爾什維克的「忠誠」（但蘇聯官方害怕他翻供，將其殺害滅口），將其塑造成家喻戶曉的「英雄」。 整個蘇聯很多街道、學校、圖書館、集體農莊、輪船和飛機都以帕夫利克．莫羅佐夫的名字命名，有許多作家和詩人為他樹碑立傳、唱讚歌，眾多畫家爭相為他作畫，印數巨大的明信片、郵票和火柴盒上都印著他的肖像。當孩子們加入少先隊時，必須在帕夫利克．莫羅佐夫的塑像前宣誓，然後齊唱有「向帕夫利克•莫羅佐夫看齊」歌詞的少先隊隊歌，成為官方接納的小小被洗腦者。
像莎士比亞一樣，呼喊著「人是萬物的靈長」 之類的淺薄口號，以為人類真高一般動物一籌，在經歷了人類有史以來的許多重大災難，特別是二十世紀以來兩次世界大戰，再經歷像德國法西斯、蘇聯和中國等極權國家的災難後，人還有什麼臉面說自己是「萬物的靈長」呢？難道像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這樣的人，他們就不是我們人類恥辱的一部分嗎？換言之，人類在實行諸多大殺戮，特別是對自身種類的大屠殺面前，還有什麼驕傲的理由？讀著拉津斯基的《斯大林傳》，想著毛澤東一生的罪惡，目前根本沒有與之匹配的研究和傳記，就會感到作為一個中國人，你在追求自由民主、弄清真相、清理獨裁遺毒的道路上，還有極其漫長的道路要走。
2010年11月28日至30日於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