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陽樓記》通篇四百四十六字，卻無一字用在樓姿樓貌上，何也？
其實，文無定法，就跟「蘿蔔白菜，各有所愛」一樣，怎麼寫，完全悉聽尊便。只是有一條得注意，即不管你怎麼寫，必定自有一宗。那麼，範大人之不「記」樓，端的是哪「一宗」呢？這就要從作者的人生軌跡中去尋找答案了。
公元989年，范仲淹出生在蘇州吳縣，兩歲喪父，爾後隨母下堂，到平江府推官朱文翰膝下當繼子，改名易姓。說來辛酸，封建時代這是很受歧視的，民間即有「背簍子」的辱罵之名，加之家境貧寒，攻讀之路分外艱辛，也讓他自幼形成自強不息的性格。
1009年，范仲淹到長白山醴泉寺借讀，刻苦自律，飽受磨難，即使每日「畫粥斷齏」，也篤學不輟。
1011年，范仲淹得知身世後，前往應天府拜戚同文為師，繼續苦學。
1015年，時年26歲的范仲淹終於金榜題名，迎來了他人生的大轉折，從此，開始了他三十七年的宦海生涯。「初授廣德軍司理參軍，迎母歸養。29歲恢復范姓，改名仲淹。」
儘管他文韜武略樣樣超群，擔任過大理寺丞、秘閣校理、太常博士、右司諫、樞密副使、宣撫史、安撫史、參知政事(副宰相)等高官，甚至還立有赫赫戰功，但每個崗位都呆不長。這種官場上的頻繁「輪崗」，並非他見異思遷，實乃不容於權貴利益集團。
范仲淹宦途十分曲折，四起四落，數度遭貶，大部分時間都「處江湖之遠」，被弄去搞基本建設去了。說來簡直難以置信，他一生中竟到泰州、楚州、陳州、睦州、饒州、潤州、越州、延州、耀州、彬州、鄧州、青州等十數個基層「鍛練」過。他的這些跌跌撞撞、載沉載浮，當然與真宗、仁宗父子對他的政治信任度有關。因為「忠」是封建官吏的第一要務，是他們博取皇帝政治信任的本錢，也是加官之本，晉爵之基，富貴之源。范仲淹在官場歷練了幾十年，從一個書生氣十足的愣頭青，成長為一名老練的政治家，這點他還是清楚的。可惜的是，忠君與恤民的范仲淹屢遭挫折和打擊，這說明在真宗、仁宗父子心中，他的忠誠度不怎麼高。所以，他還得不停地努力，還得拚命地加油，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抓住任何一個可能的機會，表忠心、獻忠心。這其實也是大多數封建官吏的心態。正是在這樣的心態下，范仲淹迎來了撰寫《岳陽樓記》的非常時刻。
那是慶歷六年的事，當時他正被貶在鄧州任職。那是他的第四次被貶。已經是五十七歲的老漢了，還經得住幾次折騰？天曉得還有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這次「作文」能不能算是一個機會？能不能爭取成為一個機會呢？
誰都清楚，《岳陽樓記》不僅是寫給天下人看的，更是寫給宋仁宗看的。我們完全可以想見，飽經滄桑、心底淒涼的他，沒準已是老淚縱橫了！一個落難的「問題官員」，下筆之前，不能不在這「一宗」的問題上慎之又慎，費些躊躇：滕子京不遠千里派人送來畫圖，希望他「記」些什麼呢？他又能「記」些什麼呢？哪些該說，哪些不該說？范仲淹自己希望通過「作文」達到一個什麼樣的目的，或者說他打算給世人，尤其給趙禎留下一個什麼樣的印象呢？
我們也許需要從頭說起。
滕子京是他的「同年」，他的官場好友，可滕子京畢竟是個有過經濟前科的人。正因為如此，才「謫守」的。重修工程是否負案，范仲淹顯然心中無底，萬一滕大人舊病復發，又鬧出一個「挪用公款案」的問題呢？事實上，時人已有非議了，說他故伎重演，利用重修之機搜刮民間，「所得近萬緡，置庫於廳側自掌之，不設主典案籍。樓成極雄麗，所費甚廣，自入者亦不鮮焉。」這種情況下，冒冒失失去「記」一個明顯是政績工程的樓宇，那該是何等幼稚啊！他不是三歲的毛孩子，不可能感情用事，更不會輕易被人利用。友情是該講，義氣也該重，但一碼歸一碼，他不能拿政治生命去冒險。因此，滕子京的「畫外音」肯定是不能沾的，岳陽樓即使「重修」得再高大再雄偉再完美，他也別無選擇，恕不著墨了。
這就是說，范仲淹寫《岳陽樓記》的「一宗」，頭一條便是規避政治風險。
其次，僅有規避政治風險顯然遠遠不夠，容易給人造成一個敬而遠之的消極印象。他必須「上台階」，抓住這機會，竭力向朝廷表明忠心。這才是最重要的，是他煞費苦心的核心與要害。當然，作為才高八斗的文學巨匠，如何歸置，如何附麗，技巧上難不倒他。可以說，范仲淹甚至比誰都清楚，摒棄對樓姿樓貌的正面描繪，另闢蹊徑，選取以樓說事的角度，寫景抒情，借題發揮，比單純「記」樓不知要事半功倍多少。事實上也正是如此，「樓記」洋洋灑灑，一氣呵成，「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他這種一憂再憂的心聲，樸實而深沉，似乎還夾帶著些許蒼老與悲涼，嗅不出唱高調的氣味，也看不見作秀的成分，沒有一丁點的阿諛之嫌，使人感覺完全是發自肺腑，如行雲流水般娓娓道來，不曾露出刻意所為的任何痕跡。而且，字裡行間看似感嘆唏噓，實則是不動聲色，思想和藝術二者高度統一，完美結合。千百年來洞穿時空，不知傾倒過多少仁人志士！如此，非但辭章出新出彩，展示了非凡才華，更是極其巧妙地表達了忠於朝廷的心曲，即使重修工程出了天案，也牽涉不到他頭上。這是不是一石而三鳥？此其「一宗」之二也。
第三，范仲淹也要就此好好規勸一下滕子京。此乃「一宗」之三。
滕子京此前在涇州的經濟問題被監察御史揭露出來後，宋仁宗派人前往查勘，滕子京卻以銷毀支付憑證的手段加以抵制；岳陽樓重修落成之日，他又「痛飲一場，憑欄大慟十數聲。」很顯然，滕子京既沒有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更沒有達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那樣的一種境界。這讓作為老朋友的范仲淹很沒有面子，不免失望和痛心。
「微斯人，吾誰與歸？」不需要複雜的鋪陳，更不需要喋喋不休的說教，乾淨利落。如果加以解讀，那就是除了表明他矢志不渝、忠於朝廷的政治立場，起到世人所稱道的「政治宣言書」作用外，同時也在用自己交友的原則和做人的信條，委婉地對滕子京進行批評，當然也包含有給滕子京打氣，要他夾起尾巴做官、為人的意思在內。
說到這裡有必要順便提一句，有人說《岳陽樓記》是為滕子京歌功頌德的，這就費解了，試問，開篇用一個「謫守」，就毫不留情面地將滕子京那點見不得人的老底抖落出來了，這叫歌的什麼功，頌的什麼德？天下有用翻老底、提醜聞來歌功頌德的嗎？至於「政通人和，百廢俱興」，就跟時下之「盛世」不絕於耳一樣，明擺著是場面上的恭維話。
凡此種種，當人們讀罷《岳陽樓記》，掩卷而思的時候，除了讚嘆作者的憂樂境界外，難道就沒有窺見一副忠臣、才子、廉吏、諍友的自畫像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