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間，李普先生離世已經一個月。這期間發生的事太多，思緒不寧，對老人去世，我一個字沒寫，但老人去世勾起的回憶，時常浮現眼前。
一
最初知道李普先生，是因為河南一個冤案。
1999年上半年，一份報刊文摘摘登了戴煌、李普、張思之、邵燕翔等十位老人的連署文章《一起天理難容的大冤案》。這篇文章披露河南地方黑惡勢力跟與其利益相關的地方司法部門聯手製造了一場驚人的冤案，蒙冤的青年農民、民選村組長曹海鑫被秘密槍殺。1997年，曹海鑫被捕第二年，十位身居北京的老人得知冤情，毅然投入到為這個素昧平生的農民申冤的鬥爭之中。他們先是為救人而奔走呼籲，曹海鑫被冤殺後，繼而為了伸張正義、撫慰冤魂繼續鬥爭。整個過程，持續了四年之久。我當時正寫《納稅人，說出你的權利》，冤獄駭人聽聞，於是在「納稅人購買到了什麼樣的服務和公共產品」這部分引用並簡要評論了這個事件。
十位連署人，多數是第一次聽說。後來邵燕翔先生來成都，問起，才知道除張思之先生外，全都是新聞界、文化界的老人。李普是新華總社前副社長，他在任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段時間，是49之後新聞環境最寬鬆的時期，很多重大問題的真相都是那個時段由人民日報首先披露的。那個階段的人民日報恐怕是其史上最接近正常、最有尊嚴的時期，這跟當時整個大環境分不開，也跟在這個系統主持工作的一批人的新聞理念和開放態度分不開。
二
2001年下半年，我的自選集《獨釣寒江雪》在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書的出版方和幾位朋友邀請我去北京一趟。正巧9月下旬要到銀川參加西部倫理學研討會，那裡離北京不遠，於是選擇在銀川會議結束後去了北京。在京一次學界聚會上，丁東提起曹海鑫案，大家都很欽佩十位老人的義舉，深感他們身上有一種非常寶貴的精神氣質，這種精神氣質在我們現在這個社會已經十分稀缺，而他們個個年時已高，最年輕的也過古稀之年了，有的還身患重病，時日有限。丁東倡議做點什麼，通過讓更多人知道他們，搶救一點歷史記憶。有人提議分工寫他們，有條件時，拍成記錄片。我應承寫戴煌。過後，趁在京的時間，跟丁東一起去了戴煌先生家，一起去的還有賀雄飛。戴煌先生熱情、爽朗，聲如洪鐘，一點不像身患疾病的七旬老人。他的居住條件很簡陋，房子很窄，一下子去幾個人，連坐的地方都沒有。他提出，李普剛搬了家，房子寬，乾脆一起去李普家。
新華社宿舍院裡到處在搞基建，路坑坑窪窪，很不好走，感覺上，從戴煌家到李普家有點遠。途中還經過一個幾米深的溝，人只能從臨時搭在上面的木板過去，溝那邊，一位工人邊走邊吃飯，一不小心，險些一個踉蹌摔一跤，幸虧得戴煌快步過去扶了他一把。
走了好一陣，終於到了。開門的是一位知性、和善的漂亮老太太，她是李普的夫人瀋容，也是老報人。進了客廳，看見一位慈眉善眼、精神矍鑠的小個子老人和三位中年人，不用說，滿面笑容的老者就是李普。幾位中年人也是去拜訪他的，其中有博覽群書的主編常大林，我之前在博覽群書發過好些文章，是他的作者，因稿件的事有通信聯繫。
大家初次見面，卻都不講究什麼客套，一坐定就七嘴八舌談起來。那時，正值「911」發生十來天，自然成了主要話題。911事件牽涉了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面爭議很大的問題，在李普家，也不可避免地爭論起來。時隔九年，爭論的具體內容大多不記得，但印象深刻的一是曾一度氣氛激烈；再就是，已83歲高齡的李普思維十分敏捷，他幾乎沒參與爭論，卻不時提些問題引起一陣陣激辯。只有兩次，他對爭論表達了看法。一位批評者恨屋及烏，從對美國霸權的抨擊推而廣之到幾乎否定這個國家的一切。此時，一直未介入辯論的李老插了一句：「不能因為有霸權主義表現就否定這個國家的民主制度。」批評者稍事停頓後又提：美國民主很虛偽，搞種族歧視，華人在美國就很受歧視。李普接過話頭，說：我多次去過美國，喜歡多看多觀察。每次都要到唐人街，那裡總是顯得髒、亂，不像美國其他地方。內鬥也厲害。華人是不是也該反省反省自己？
幾個小時過去，聊得興奮、意猶未盡。戴煌、李普、瀋容三老一定要請我們吃四川餃子，說還可以邊吃邊聊。常大林吃素，告辭了，另兩位先到的也告辭了。就丁東、賀雄飛和我跟他們一起去了新華社宿舍外一家餐館。餐桌上，又是好一陣交談。感覺得到，老人對於他們畢生追求的理想遭受嘲弄，內心是很痛苦的。但他們不放棄希望，總想能做點什麼。
餐桌上，李普、瀋容二老
三
回成都後，著手寫作準備，決定圍繞十位老人為挽救曹海鑫的生命和平反冤獄進行的持續鬥爭來展開，題目就定為《中國左拉和中國德雷福斯的命運》。
寫這個題目，需要核實許多無法通過媒體查知的事實和情節。從戴煌先生那裡，我得到了最初刊登真相的雜誌以及大量原始材料的複印件。在研究資料和查證事實的過程中，進一步認識了這個群體，也瞭解了他們在那場平反冤獄鬥爭中的艱難處境。
這十位老人，大多早年懷抱民主、自由的理想上了「革命船」。在他們身上，理想是跟對人的信念、跟關切人的境況的人道主義融為一體的，無論民主還是人道主義，就在他們的血液中。這注定要在跟理想南轅北轍的現實中吃苦頭，也使他們跟某些把民主、人權當成標籤、隨時掛在嘴上卻漠視底層民眾苦難的人判然有別。後一類人可以把圈內人被喝茶渲染成世界性大事，卻對落在民眾頭上的巨大苦難漠然置之。而這些老人自己吃了幾十年苦頭，始終敏於民間疾苦，在冷漠已成社會痼疾的現狀下，他們古道熱腸，出來匡扶正義、扶弱濟困。
在曹海鑫這個案子上，他們像與風車作戰的堂吉訶德，可堂吉訶德作戰的對象是虛幻的假想敵，他們面對的卻是權力與金錢的鐵的聯盟，這個聯盟盤根錯節，能量巨大，觸角無所不至，而老人唯一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筆。他們更像百年前為德雷福斯平反冤獄的左拉，卻既沒有當年左拉的條件能在一場全社會的大辯論中喚醒人們良知，獲得民眾和知識份子廣泛呼應，也沒有現在藉助網路迅速傳播和集合網民圍觀的力量，十位老人的鬥爭完全孤立無援，在橫行不法的權力面前無可避免連連遭受挫敗。1998年9月25日，曹海鑫在極其詭秘狀態下被處決（報導處決9人，卻只公布了8個名字），救人的努力失敗了。憤怒的老人立即行動起來，要將這場司法謀殺昭告全社會。但昭告社會的努力極為艱辛。在反複查證、深入調查的基礎上，歷時兩個月，由戴煌起草的《鄭州冤殺好公民曹海鑫真相》（即《一起天理難容的大冤案》），於1998年11月28日最終定稿。公布真相遠比寫出真相艱難。儘管老人們德高望重，又跟全國報刊有廣泛聯繫，可是在輿論遭受嚴厲管控的大環境下，全國縱有數千家報刊，卻很難找到一家敢於刊登這篇揭露真相、挑戰司法黑暗的連署文章。歷經許多挫折，四個月後，《真相》終於在名刊《今日名流》全文刊登。
為了讓更多人知道真相，他們分頭多方聯繫轉載，以期用這種類似手工操作的笨辦法擴大《真相》一文傳播面。事實上，一旦有一家刊物先吃了螃蟹，其他一些報刊也開始紛紛轉載。然而在事發地河南，蓋子捂得異常嚴實，無一家報刊敢轉載。河南方面甚至出動公安、工商到市場上沒收所有披露真相的外地刊物，罪名是「攻擊領導」。在河南之外，刊登真相的報刊也很快遭到整肅、查封。
他們根據曹海鑫事件寫出的電視劇，更沒有可能獲准開拍。
平反冤獄的努力和救人的努力一樣，也失敗了。最後能做的，是以綿薄之力幫助冤死者的遺孀和幼女。除了精神支持，也在經濟上施以援手。他們一開始就決定，將刊登或轉載《真相》一文的稿酬全部捐給曹海鑫的女兒將來上大學之用。當時，存入郵局一筆筆稿費連同兩年利息，總共15250.37元。
四
懷抱理想卻發現自己的熱情誤置了方向。對於理想主義者來說，人生痛苦，莫過於此。李普、何家棟、李慎之、謝韜等等，都是這樣。但他們不用「青春無悔」來安頓自己的良心，而是用新的思考和努力來給自己和未來一個交代。
李普先生早在四十年代就在寫像《一切光榮歸於民主》這樣傳播民主思想的文章，是一位民主老戰士。49之後歷經幾十年的風雨和挫敗卻初衷不改，始終放不下民主啟蒙這個任務。2001年秋，我從北京回來後，時不時會在書屋、東方文化等思想性刊物上看到李老文章，文章題材各異，而傳佈民主，這個主題不變。
但李老想做的事更多。
2003年夏，我住院治療，很多時間都不在家。一天中午溜回家，剛進屋就接一長途電話，原來是李老打來的。他說打我電話差不多一個月了，總說是錯號。後來找丁東核對了號碼才打通，通了也沒人接。我解釋這段時間在醫院治療，不常在家。他說，他考慮要有人來寫一本比較系統介紹民主的書，不超出20萬字，要深入淺出，儘可能把道理講透徹，但又要通俗易懂。讀者對象不限於學者，而是要讓高中學生也能看懂、能有興趣。我說，近年出版的這類書不少。但李老認為不適合他設想的讀者面，他說看過我發在東方文化上寫告密的文章，認為我適合來寫這本書。
我明白了，他看重青少年讀者，跟李慎之一樣，心裏始終惦記著進行公民教育的事，認為這是為國家民主轉型夯實基礎的一步。其實他們這批人早在大半個世紀之前做的就是這項工作，繞了一大圈，不得不重回六十多年前的起點，而且言論環境還不如當年。想起來很悲涼。
我表示願意盡力而為。李老說他出版過一本這個主題的書，還有一些文章，找到後都寄給我。可不知道為什麼，沒有收到。我想，多半又是郵路不暢丟了郵件吧。這種事，遇多了。
一年多以後，剛翻過2004年進入2005年，終於收到來自李老的印刷品。我以為是那次電話提到的資料，拆開郵件，原來是瀋容的《紅色記憶》。翻開書，一眼從貼在首頁的列印紙看到一行小字：「瀋容於2004年12月15日逝世，夏五月滿了82歲。」這是李普用「敬啟者」的方式通告所有贈書對象：瀋老去世了。我很意外很難過，2001年見到瀋容老人時，她還那麼健康，而且是那麼好那麼風趣的一個人。
《紅色記憶》封面
2005年1月出版的《紅色記憶》，竟成瀋老遺作。這本書是她的回憶文章彙集，寫她早年的選擇，之後的風風雨雨，從中也看得出李普先生的經歷。讀到這本書，才知道李普曾經長期處在比我認識的其他老人更險惡的境地：多少年揹負著「特嫌」帽子，被「控制使用」。而瀋容出自一個大家族，算「出身不好」，這對紅色夫妻幾十年遭受的磨難可想而知。但在敘述他們經歷的風雨時，瀋老筆調異常平靜，甚至略帶自我解嘲。不知怎麼的，我讀出一種哀莫大於心死的意味，當然，令其心死的，是那 「船」而絕不是他們的追求。
收到書沒多久就得到消息，書被禁了。「革命吞噬兒女」的邏輯在這裡演繹得可真徹底，瀋容屍骨未寒，遺作就成禁書。哪怕寫得平靜如水、毫無怨尤，也免不了被禁。書中只有很少幾處委婉表達批評的文字。寫「文革」時期一個隨工宣隊進電臺的女孩的翻雲覆雨做派，就是其中一處：「這個小姑娘，說起來也真可憐。本來應該是求知識的年齡，但是，她卻什麼知識也沒有，只學會了拍馬，打小報告。」而她寫這類事，如她說「更多的是對一些年輕人的惋惜」，但也不動聲色的指向了那幾十年被制度力量「弘揚」起來的告密文化，指向它對人際關係的毒化、對人性的扭曲。
但據我看，這也不是被禁原因。真正令某些人惱火的應該是她文革時期的一些回憶文似乎不經意間記下了曾當過他們鄰居的某些特殊人物，這些人物出自宮闈深處，或者到裡面走過一遭。這些年輕女性絕不會見諸於官方的任何敘述，卻享有神秘特權。大概就這些記敘招致書被禁，而它們不過是「熱鬧月壇北街」小標題下幾則軼事之一二，在書中比例小得不足道
「風雲親歷」目錄
「熱鬧月壇北街」片段
而我，李老的書沒有收到，準備工作還是斷斷續續在做，收集了不少資料、集中看了一些相關著作。但不斷被別的事打斷，一直沒有動筆，只在這個問題上寫了一批論辯文章和評論。答應李老的書，至今只有一個不成其為開頭的開頭。一次次向後推延時，心裏總想，會寫的，早晚會把書稿寄給李老的。現在，李老已去，他的托付我沒能完成，成了永久的遺憾。
2010年12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