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國際社會對中國未來政治動向的評估，可以將2010年10月中旬十七屆五中全會視為分水嶺。此前許多大的國際媒體對中國前景充滿樂觀，認為五中全會政治體制改革將成重點，溫家寶倡言的政治體制改革在望。到了10月中旬，由於中共五中全會報告對政治體制改革只是淡淡帶過，加上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引發中共政府的過度反應，國際社會現才算認識到目前中國政治形勢嚴峻，政治體制改革暫時無望。但不少人心存僥倖，希望這種嚴格管控局面在12月10日奧斯陸和平獎頒獎儀式結束後會有所鬆動。
本文先介紹五中全會後中國政治形勢在哪些方面趨緊，再分析這一趨緊的深層原因，以及這種嚴厲管控是中國政府的臨時應急措施還是其長期政策考慮。
言論出版尺度繼續收緊
2010年10月11日，中共黨內老幹部李銳、胡績偉、李普、江平等23人發表《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要求中共執行憲法第35條，取消審批制，改行追懲制，兌現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信中痛陳香港的言論自由遠不如回歸前的殖民地時期，提出8項具體要求，包括取消媒體的主管單位、給記者以自由採訪的權利、取消對網際網路的控制、黨史無禁區、轉變宣傳部門職能等等。
這封信通過網際網路廣為傳播。對這類公開信，中國政府以前採取默殺的方式對待之，這一次卻不同，而是在最高黨報《人民日報》與最高黨刊《求是》雜誌上高調地不點名反駁——不點名的原因當然是不希望為23位老幹部做「廣告」。
《人民日報》10月21日發表署名「李平」的評論《如何認識言論出版自由？》。這篇文章認為，「事實上，任何一個法治國家都會對威脅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的言論進行依法處理，而決不會任其氾濫。我國依法對有關違法行為進行處理，恰恰是為了保護更多的人享有言論出版自由。」這篇文章的要害是完全迴避了中國立法權由黨高度壟斷，中國的法律已經淪為統治集團用於自利的工具，運用這種法律規範言論自由本身就是個謬誤。
《求是》雜誌在11月1日發表署名「趙強」的文章《輿論失控：蘇聯解體的催化劑》。該文痛陳前蘇聯亡黨亡國的教訓：「戈爾巴喬夫的新聞改革使蘇聯經過幾十年努力構築起來的社會主義思想防線，短短几年間就從內部土崩瓦解。」然後借學者之口把前蘇聯從新聞改革到政權喪失的過程概括為：「新聞改革－－媒體放開－－外力介入－－陰暗面曝光－－群眾不滿情緒積累－－反制無力－－輿論徹底失控－－政權喪失、國家解體。」最後表態：蘇聯「前車之鑒不遠，我們不會上當」。
上述兩文所言，代表中共政府對新聞自由的基本看法。懂得這一點，就不難理解這段時期內連續出現對輿論的一連串打壓：11月2日，在湖南省內頗有影響力的《瀟湘晨報》總編輯劉劍、執行總編輯龔曉躍被停職。為兩人引來麻煩的是10月30日該報刊發的《辛亥革命 100年特刊》。湖南省委宣傳部為他們安上的罪名是「影射」。其中一段話說到，中國近代史「實際上就是翻牆者對抗修牆者的歷史，修牆者的心魔之牆高到一尺，翻牆者的攀越之道必然暴漲一丈」，被當局視為對目前網際網路及思想管制的討伐。11月20日，又傳出《炎黃春秋》雜誌再次面臨整肅。
維穩政策發生方向性調整
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以後，中國維穩政策變得愈加嚴厲。這一點卻被外界看作是中國政府對2010年度諾貝爾和平獎的過度反應，但我認為這是五中全會後中國領導層接班大事確定後所發生的方向性的調整。
應該說，直到五中全會以前，中國對待異議人士各群體的態度是有區別的。一部分持溫和態度，表示願意與中國政府「尋求和解與共識」併合作的人士有一些活動空間，這部分人也承認自己獲得的各種活動空間比當年波蘭團結工會在共產黨統治期間的活動空間更大。
但中國政府對劉曉波獲獎一事做出了激烈反應。五中全會結束之後，劉曉波妻子劉霞與外界失去聯絡，其家人不能代替劉出席頒獎儀式，徐友漁、崔衛平受邀參加捷克使館活動，受到本單位保衛處人員阻止。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加強了對諾貝爾頒獎活動的騷擾。一方面通過外交途徑發出警告，希望各國不要出席本年度諾貝爾獎頒獎儀式。11月5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警告歐洲國家，如果在12月份出席奧斯陸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將要承擔「相應的後果」。「這些歐洲國家和其它一些國家面臨的選擇簡單明瞭：要麼它們參與挑戰中國司法體系的政治遊戲，要麼它們與中國政府和人民以一種負責任的方式發展真正友好的關係。」在中國政府的影響與干預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古巴、摩洛哥、伊拉克等5個國家拒絕參加12月10日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的邀請。另一方面，為了讓諾獎頒獎儀式變得「冷落」，中國當局的阻止名單幾乎無限擴張，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何光滬因被列在一張所謂「邀請名單」 上，2010年11月 19日晚赴新加坡參加學術會議，在北京國際機場未獲准出境。一位海關人員向何光滬宣讀一張紙條：「根據出入境管理條例第2條第8款，你出境可能會危害國家安全，所以禁止你出境。北京市公安局。」更為荒謬的是，上海某公司總經理丁丁被阻出境，只是因為其父親丁東被當局視為有異議色彩。
原來在中國就已被完全剝奪了活動空間的異議人士的處境自然更形惡劣。身患重病的陳光誠出獄後回家仍然遭受極不人道的全天候監控；曾金燕所辦的北京愛源信息諮詢中心因「稅務問題」在11月11日被迫關閉；原來群集在北京的一些維權活動人士相繼被強行送回原籍所在地（中國稱為「老家」）；近20天來被警方嚴密軟禁、監控和跟蹤的，還包括北京律師許志永、江天勇、李方平以及上海維權人士馮正虎等；艾未未2007年受邀在上海市嘉定區馬陸鎮興建一座耗資近700萬人民幣的工作室，被上海有關部門宣稱為「違章建築」被拆除，艾未未為這座建築在11月7日舉辦「河蟹宴」，卻因受到軟禁未能參與；「結石寶寶」父親趙連海於11月10日被北京市大興法院判以2年半刑期。趙連海案件牽涉到30萬結石寶寶的生命健康與政府食品生產監管責任，完全應該與政府之間形成制度性反饋，最後卻獲得「控訴罪犯者成了罪犯」的荒唐結局，表明中國人在法律框架內維權之路目前已走到盡頭。在這輪打擊中，範亞峰屬於被當局持續打擊的目標，12月9 日被國保帶走至今沒有任何音訊。家屢次被抄，研究所亦被查抄，銀行卡和存摺都被沒收。其妻子吳玲玲被傳喚並以抓捕相脅，母親被嚴格監控。種種跡象表明範亞峰處境相當危險。
最值得關注的是，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於11月30日印發了《關於加強和改進城市社區居民委員會建設工作的意見》，明確規定將社區居委會的工作經費、人員報酬以及服務設施和社區信息化建設等項經費納入財政預算，這說明中國政府將師毛澤東故智，借重居委會的「人民戰爭」方式來強化社會控制，從最基層開始「維穩」。習近平最近去重慶視察時，不僅高度肯定了薄熙來的「唱紅打黑」，還考察了江北區建北社區居委會的黨建與各項工作。
五中全會為什麼會發生如此轉變
儘管中國溫和派異議人士或准異議人士希望奧斯陸頒獎儀式之後這種控制會有稍許鬆動，但根據我對中國政治經濟局勢與即將上位的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的分析，這種控制不可能放鬆。
習近平接掌的中國並非中共宣稱的「和諧盛世」，這從2009年維穩費用高達5千多億元可證。儘管GDP總量號稱世界第二，但人均收入卻排在世界第103 位；宏觀稅負（即政府財政收入佔GDP比例）高達32％點多，稅負痛苦指數排在世界第二。近5年來，每年的群體性事件高達10萬起以上，2008年中國發生了124,000起「群體性事件」，中國政府在國內安全上的花費已經超過了軍費。近兩年中國更是為高房價與嚴重的通脹所苦，按照中共的政治統治邏輯，經濟形勢越糟糕，政治信心越低落，就越表現出對暴力的迷戀。
習近平之所以能夠接掌中共領導人，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政治可靠」，不僅從未倡言過削弱中共權力的政治體制改革，而且他所展現的超強維穩能力讓中共放心。目前胡溫抱持平安下車心態，不少政務方面的事情已經交由習近平打理，最近一系列舉措很有習近平的強硬特色。
外部觀察者只關注到2007年之後習近平先後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國家副主席這些顯職，很少注意到這一時期習近平的另一職務：北京奧委會領導小組組長。他領導下創建的「奧運安保模式」雖然投入了巨大人力物力，但也算是織就了一張以「六張網」為核心的、可以將一切反對力量消滅於萌芽狀態的天羅地網。何謂「六張網」？據中國公安部部長孟建柱介紹，就是由街面防控網、社區防控網、單位內部防控網、視頻監控網、區域警務協作網和「虛擬社會」防控網共同構成的龐大監視網路。中國當局希望通過這「六張網」，織成一張防止一切反抗的天羅地網，「實現對動態社會的全方位、全天候、無縫隙、立體化覆蓋。」這「六張網」只是常規監控，每逢有慶典或者需要防範的一些特殊日子，比如「六四」、「兩會」期間等等，當局還讓警察扮裝成便衣，與巡防隊員、保安員等職業隊伍全部上街，並動員「志願者」如治保積極份子、單位門前三包人員等「社會力量」，用「人民戰爭」的方式消滅一切可能的反對力量。「六張網」加上無處不在的便衣與特務，構成了「奧運安保模式」。「奧運安保模式」在奧運期間成功地防止了可能發生的社會反抗，在中國被推廣，2010年上海世博、廣州亞運都採用這一模式。
習近平不好在公眾場合講話，但每發言卻直言不諱。習近平過去接受採訪時曾說：「有時候拍桌子是必要的，拍桌子比不拍桌子好。不拍不足以震懾，不拍不足以引起重視。」2008年北京奧運會籌備工作時，面對國外對中國踐踏人權的指責，習近平回應說：「別人喜歡不喜歡和我們沒有關係。世界之大，無奇不有。如果把籠子裡面吵得厲害的鳥拿走的話，那籠子就不熱鬧了。」2009年2月訪問墨西哥時的一番講話，讓人看到他對國際社會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態與專制極為不滿： 「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劃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今年11月習近平訪問新加坡時承諾的「中國永遠不稱霸」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在國際社會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共的統治權，盡量少批評或者不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態。
中國是個人治國家。雖然高層實施「集體領導」，但作為最高領導人，其個性必然會對政治生活產生影響。從其言行來看，現已實際上位的習近平在內政外交上奉行強硬路線，對內繼續高壓維穩，實行「治亂邦用重典」；外交方面，習近平既不會像江澤民那樣注重自己在西方世界的「文明形象」，更不會像胡錦濤那樣謹慎自持，以藏拙為優先考量。各國很快會感到習近平的統治風格有點像開「鋼鐵公司」，有走硬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