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人則只是個數字」，這是史達林的名言。雖然冷酷，但這句話的確道出了一種普遍的心理現象，那就是人類似乎無法掌握太過龐大因而變得太過抽象的災難。就拿戰爭片來說吧，為什麼一個炸彈炸死了幾十人，觀眾可以無動於衷；但有時候一發冷槍擊斃了一個士兵，我們就覺得有些傷感呢？理由很簡單，因為那幾一個被炸死的人我們不「認識」，而那一個被打死的士兵卻是個我們比較「熟悉」的人。
我們「熟悉」他，是因為之前劇本給過他幾段台詞，導演給過他幾個鏡頭，使我們得以聽過他說話的聲音，見過他與同袍談笑的表情。當他倒向地上的時候，我們清楚看到他傷口湧出的鮮血，甚至看到他臉上一抹驚愕的神色，以及逐漸放大然後終於失去光芒的眼球。換句話說，對於觀眾而言，這人是個有故事的人，他比較像是活人，和我們一樣，於是可以移情他的痛苦，哀憐他的殞落。相較之下，那幾十個在一瞬間被炸死的，就不太能夠喚起我們的同情了，他們只不過是一堆肢體與肉塊；如果說他們是人，那也只是群概念上的人，一種抽象的概念。
所有從事文藝創作的人都明白這個道理，哀鴻遍野還及不上一個孤雁廻旋那麽動人。想要誘發觀者的情緒，你就得掌握一套關於具體的修辭學，因為人類不因普遍與抽象的事物而動情。同樣地，政客演講與其大拋數字，還不如說點小故事；與其讓我們知道有幾十萬人活在貧窮線下，還不如細緻地描繪一個貧困家庭的日常生活。
然而近十年來，政壇上卻出現了一股違背這等具體原則的修辭術，那便是把一切負面事件都形容為「個別事件」。導彈打到民居，他們說是個別事件；偷工減料的橋樑倒塌，他們也說是個別事件；貪官私吞巨額公款，他們還說它是個別事件。大眾傳媒和網民愈見是挖掘這些事件的細節，愈是繪聲繪影地描述它們的來龍去脈，官方就愈說它們是「個別事件」。
其用心之良苦，人盡皆知。我們都曉得，這是因他們害怕大家以為這些事件不是偶發的個案，而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是結構和體制上的缺陷。如果這一切「個別事件」都不那麽個別，這就說明為政者的問題大了。
因此，官方必得傾盡全力挪移社會的視線，不欲大家深挖事件背後的深層原因和普遍規律，他們希望我們把這些壞事看成是很具體很個別的小錯誤，猶如白玉之微瑕；又如美人臉上的一顆青春痘，火氣一散，它就會自然消退。
本來愈是具體的東西就愈容易吸引大眾的目光，愈是個別的惡行就愈容易激起百姓的憤怒。為什麼官方一祭出「個別事件」這四個字，它就好像反而起到了模糊事實轉移民情的效果呢？其實答案並不複雜，因為他們雖然用上了「具體」這兩個字，但與之連繫的一切措辭卻全是抽象的。有沒有發現，每當官方強調一樁惡事是「個別事件」時，他們都不會在這件事的個別細節上著墨太多。
如果是食品出了問題，害得消費者生病，他們絕對不會長篇描述那些受害者所經歷過的苦痛與折磨。如果有人在抵抗強制拆遷時自焚而死，他們更不會反覆強調事發那一刻的慘烈和懼怖。相反地，在把這些事件定性為「個別事件」之後，他們往往就把目光轉向更普遍更宏大的話題，申述原有的食品安全政策是如何地有效，既定的拆遷程序又是如何地合乎人性。也就是說，「個別事件」在官方那裡恰恰是沒有個別性的，他們根本不想知大家糾纏在那些使人悚目驚心的事件上頭；「個別事件」在公關修辭學裡的唯一作用，就是抽空真實的個別事件。它和一般文藝創作的敍述邏輯是不一樣的；對於一部小說或者一套電影來說，「個別」意味著更具體更豐富，因此也變得更加動人的故事；對於政客而言，「個別」卻是抽象和貧血的同義詞。
所以，和一般人以為的相反，「個別事件」這個說法不只是為了防止大家把那些錯誤的個案想像成更大範圍的失敗，不只是為了阻擋輿論將負面的事例上升至更普遍的制度缺失；而且還是為了拆除這些事件的真正個別性。
因為官方或許下意識地明白個別故事的情感效果，他們曉得民眾的怒火往往來自故事的細節。
「個別事件」修辭學一方面是要打斷從個別發展到普遍的聯想，令大家相信一件壞事真的就只是一件壞事，一個壞官真的就只是一個壞官，不多不少。另一方面，它卻又不想大家停留在這件事和這個官員身上，它試圖引導我們發現大局其實是多麼地，整體形勢又是如何地美好。
因此，「個別事件」始終是套意在抽象的措辭策略。對於要看這套策略的官員而言，死了一百萬人固然只是個數字，死了一個人同樣也還是個數字。
有意思的是，我們人人都大概瞭解這套語言遊戲的真相，通常都不會輕易受到它的迷惑。那麽官方為什麼還是樂此不疲地「個別事件」來「個別事件」呢？答案一點也不複雜，每當有人說出「個別事件」這四個字時，他的意思其實就是要我們閉嘴，既不追溯深層結構，也不追究事件的細節。所以你看，官員們在說完「個別事件」之後，往往還帶上一句「不予置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