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高行健
有些名字，直到成為禁忌，才逐漸為人所知。然而又因著這一層禁忌，它們最終都會湮滅在後人的記憶中。昨天我嘗試著在豆瓣發一句話，包含「靈山」二字，後面是這句話：把文學還給文學，讓政治滾回自己的地盤去。我甚至發了兩遍，不知道是沒有發送成功還是很快被刪了，總之後來我再去看的時候絲毫蹤跡也找不到。這虛擬世界的規則就是如此，可以無中生有，也擅長毀屍滅跡。我也終於瞭解，這表達，也是禁忌的一種。
《靈山》自然看的是電子版，而且不完整，只有一半的樣子。電腦裡收集了一些相關作品與評論，那個據說已經不是很敏感的名字的主人生於1940，現年已經古稀。距離他獲獎到現在，足足十年。昨天（2010年12月9日）除了是一個歷史運動紀念日之外還是一個頒獎日，十年的輪迴不知是歷史的弔詭之處，還是如某些喉舌所稱的是「別有用心」？
對於高的興趣，坦白地說就是因為他的「反動」。是在初中的時候聽語文老師說的，中國沒有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其實有一位，但是因為思想與政府不合，不被承認。那時候還很天真，以為反政府的就真的是豺狼虎豹，也沒多想為什麼諾貝爾文學獎要頒給這麼一個反動的人。（如果追求自由被認定為反動，那麼我們所處的社會，是多麼可怖的反自由集合體？）一星期前我是抱著看批判性抨擊性言論的心態去看《靈山》的。沒想到書裡寫的都是南方鄉土以及一個作家在其中的遊歷與尋覓。人稱的變化，心靈的追索。語言是美的，可惜電子版諸多紕漏，不得不在漏詞漏字和錯別字之間苦苦摸索其中的韻律和節奏。
意猶未盡，於是看了一些關於高的生平、採訪以及評論。大部分是圍繞著他獲獎而展開的。關於諾貝爾文學獎，大概有兩種看法：一是愛羨不已而不得，一心想出個獲獎者，最後有華人得了又如吞了蒼蠅般厭棄其「有政治目的」，可以說是酸葡萄心理；二是認為西方對於中國文學的瞭解不夠，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有其話語形態和傾向，水平好過高的中文作家大有人在，高的獲獎不過是因為與評委熟悉云云，這也可以用一個詞概括，雞肋心理。當然也有好友衷心祝賀，為其高興，剩下的是無知者：「他是誰？我都沒聽說過！」
高的戲劇在大陸上演的時候我尚未出生，後來其作品被查禁，我更是無從得知，要不是這一個國際性的諾貝爾獎，我大概也不會知道有這麼一個人存在。他是小說家、戲劇家、翻譯家、畫家，作品翻譯到許多國家，戲劇也在歐洲各國上演——惟獨到達不了的地方，是中國大陸，他的祖國。這不得不讓人聯想起易卜生和喬伊斯兩位大師在母國的遭遇：不被瞭解不被認同，作品只能在外國出版。他們是走得太遠太快的人，時人跟不上他們的腳步，所以誤解，斥責。後來他們重又成為祖國的驕傲。這樣的事會不會同樣降臨到高身上呢？我想這實在是很難的事情。他已經七十歲了，有生之年大概是回不來了。再後來會怎麼樣，誰也不敢說。所幸是法國包容了他，對於法國和中國，都是一件幸事。流亡與作品的價值並不成正比（在法國的安定，也抵消了流亡感了吧），重要的是他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並且這聲音冷靜有力，沒有對政治的指責。
我看《逃亡》的時候便發現，高本人並不熱衷政治。他探索的是人的內心和藝術的可能。真正「別有用心」的是動輒以此指責他人的人。很簡單的一個獎，竟然會引出如此多的風波，只能說是可笑了。喜歡說別人帶有政治目的，為什麼不先想想這政治目的到底何在？抹黑你這個國家的形象，與他一個評獎委員會何干？這樣的心態，是做賊心虛還是患有被害妄想症？由此想起的，是進入翡翠城的多蘿西一行人最後發現翡翠城並非由翡翠造成，而是由進城時戴上的綠色眼鏡折射的幻像。
還有一個流亡者，北島。上高中的時候很喜歡語文書上他那首《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我不相信」裡體現出來的懷疑態度，是我嚮往的思維傾向。那時候知道的不多，我喜歡的現代詩人裡，海子臥軌，顧城用刀砍死了自己，於是自然而然地把北島也歸入死者一類。後來在書店看到他的近作，才知道他是在國外。不管怎麼說，一個詩人還活著並且還在創作，對於讀者來說都是莫大的幸運。只是後來寫的詩少了，散文、評論和翻譯成了主要作品。他在《失敗之書》裡說他以前寫詩，被人看做不正經，後來改行寫散文，人家看他才好一點。
對於北島，我同樣不瞭解。是在去年的一個小規模講座裡才知道他流亡的原因，同樣的事件。現在他已經老了，香港大學聘他作教授，香港的報紙稱他為「離祖國最近的人」。這樣的可望而不可即，對於一個老人來說，是何等的哀傷。——這是我的揣度，我並不知道他老人家的思鄉之情有多強烈。這一種流亡，是要不時引起某些人物的陣痛的吧。還好，他們都老了，只剩下說話力氣了，而話語的擴音器並不掌握在他們手裡。流亡在外之後的危害小了，只要不讓他們回來就好。
那一代的流亡者都老了，或者正在老去。後來人不再知道他們，也就不再可能窺知那所謂的真相。（——而真相不過是更大的謊言，它的編織者是所有人。當事人被迫或者自願保持沉默後，真相便是我們的猜測。真相之下總有更多的真相，如同謊言總帶著一系列謊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