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孫中山力排黨內非議，堅決主張「聯俄容共」，1923年，國共開始了第一次的所謂「合作」。此次「合作」，如14年後的第二次「合作」一樣，為中共提供了發展壯大的廣闊空間。1927年4月，揮師北伐而「伐」到南京的蔣介石決定「清黨」，意味著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從此，也就開始了國共兩黨長達十年的相互殺伐。
國民黨的「清黨」，原因當然是複雜的。在兩黨「合作」期間，中共按照自己的政治理念大力從事社會活動，尤其是北伐開始後，中共在國民革命軍經過和佔領的地區開展的工農運動，是導致國民黨下定「清黨」決心的重要原因。國民黨內部本有左右兩派，蔣介石本屬國民黨內的「左派」。中共熱衷工農運動，蔣本來並不反對。正如楊奎松指出的，蔣介石早年也受過激進思想影響，因而也長期贊成和擁護「扶助農工」的政策。所以，這時期，蔣介石與中共在此問題上的分歧，不是應否「扶助農工」，而是如何「扶助農工」。（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154頁）
顯然，這時期中共「扶助農工」的方式，以及所要達到的政治目的，令蔣介石無法認可。
中共視喚醒和發動工人階級為基本使命。在此期間，中共在那些能夠開展工人運動的大小城市，按照自身的政黨理念，積極地行動著：組織工會、領導罷工、要求縮短工作時間和提高工人工資等。暴力衝突也時有發生。楊奎松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中透露，其時，作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的鮑羅廷，甚至提出了必須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鋒」的觀點。
要發動那些老實本分、善良純樸、循規蹈矩的工人農民起來「造反」，並不容易。這些底層民眾，本有著他們心目中的「天經地義」、「天理人情」，對地主、資本家等相對富有者「造反」，首先意味著在自己心靈中完成對那些「天理人情」的摧毀，而這當然不可能沒有心理上的障礙。痞子、流氓則不同，他們本就不認同社會主流價值，他們在心理上沒有多少因此而形成的障礙，發動他們「造反」也就容易得多。用毛澤東和共產黨人的話來說，他們的「積極性」要比那些慣常的 「良民」、「順民」大得多，同時，他們「革命」起來，也膽子大、步子快，敢打敢殺、敢搶敢奪。有這樣一些人行動起來，就能夠讓那些「良民」、「順民」起而仿效。尤其是當本來的「良民」、「順民」看到這類痞子、流氓在「造反」中腰包鼓脹起來、臉上紅胖起來、腰板挺直起來了，難免生出羨慕之心。「學壞容易學好難」，是人性之常。「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這種場合特別適用。
楊奎松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一書中所說的贛州店員工會的情況，就頗能說明當時的工人運動到了何種程度。看這個店員工會的章程，今天的工人也會瞠目結舌。章程規定：「凡本會會員每日工作時間應自上午9時起至下午5時止，休息時間店主不得過問。」原來早就要求「朝九晚五」了！章程規定：店員 「休假當與各機關同，春節並應放假半月」。今天，春節的法定假期也只是三天，那時候就要求放半個月，是今天的五倍呢！章程規定：「每年還應准假3個月以探親，外省店員則應准假4個月，最長者可達5個月。」「店員不願回家者，此期間工資還應照原工資加倍發放。」「在店供職滿一年者還應分享該店全年利潤十分之二的分紅。」章程還規定：「凡本會會員月薪還應增加3至4倍，原有月薪不足20元者應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應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 元等等。」
這個章程若真的實現，今天全世界的「工人階級」都會嫉妒不已，都會夢想著在1920年代的中國江西贛州當一個店員——當然，結果將是再堅挺的店舖，也會很快垮掉。
在農村，中共發動的農民運動也毫不遜色
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正是從正面肯定那時期的湖南農民運動的。雖然收入《毛澤東選集》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經過多次修改，仍能看到為當時的農民運動作了種種辯護。這份「考察報告」是這樣評論湖南農民運動的：「的確的，農民在鄉里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民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裡，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里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就是一些人的所謂‘過分’，所謂‘矯枉過正’，所謂‘未免太不成話’。這派議論貌似有理，其實也是錯的。」那時，國民黨內對以湖南為中心的農民運動大不以為然者大有人在，中共上層也有對之憂心忡忡者，於是毛澤東便奉命回湖南「考察」。「考察」的結果，是寫了這樣一篇讚美農民運動的「報告」。
「報告」既然一心為農民運動申辯，當然就不可能把農民運動的過分之處說得很充分，但我們仍能感到其時湖南的農民運動是如何「波瀾壯闊」、「如火如荼」。農民鬥爭、打擊、掠奪的對象是「土豪劣紳」，但當時湖南農民運動中又流行著「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有點田產的都是「土豪」，穿長袍馬褂者即為「劣紳」（《湖南農民運動資料選編》，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339頁），都在斗、打、掠之列。毛的「報告」中說到「殺豬出谷」，意思就是衝進「土豪劣紳」家中，將豬呀雞呀殺了吃掉，將糧食都搶走。「殺豬出谷」是運動起來的農民常用的方式。「考察報告」說到了農民「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但沒有說到的是「革命農民」在「捉人戴高帽子游鄉」時，還有些別的舉動——湖南農民運動領導人之一的程學敬，後來撰文說那時「革命農民」在捉人游鄉時，還會剪掉他的鬍鬚，滿臉抹上黑灰。至於「五花大綁」，更是理所當然了。既然「一切權力歸農會」，那從殺豬、出谷、游鄉發展到殺頭，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殺「土豪劣紳」的事就頻頻發生，還要把「土豪劣紳」的祖墳挖掉，目的是破壞風水、斬草除根。
農民不但殺豬，還要殺人。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並沒有諱言這一點：「寧鄉的劉昭，是農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陽的周天爵、曹雲，則正待‘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判罪處決……」
這些行為不可能不讓國民黨當局焦頭爛額，同時，國民黨認為這直接妨害著正在進行的北伐。楊奎松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中說得明白：「不僅蔣介石，這時不少國民黨地方軍政大員都對工人運動深感頭痛。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軍政當局既須要按照孫中山遺囑，堅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時又必須確保社會安定以及經濟生產的正常運行，因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夠的稅費收入，維持戰費和地方軍政的各項開支。而工人運動一旦興起，往往無法控制其要求，以致商人、廠主不僅利益受損失，就連人身及財產安全都難保證，社會安定和生產經營自然難以維繫。」北伐軍在那裡拚殺，後援卻成大問題，這應該是當時令蔣介石十分煩心的事。
農村的亂局，也會給稅收帶來衝擊。在那時，或許農村動亂對政府財政的影響更大。中共元老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中說到了這方面的情形：「土豪劣紳」 是農村重要的納稅人。農民的殺豬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殘殺，就使得他們失去了納稅的能力，也失去了納稅的「權利」。農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嚴重影響著農村正常的經濟運行。湖南農民禁止糧食輸出，就使得鄉村的糧食貿易無法進行，眾多操販糧之業者，本來也是要按章納稅的，現在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納稅。這樣，各級政府都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97—98頁）
影響北伐軍軍心的，不僅是後援問題。李宗仁北伐時任第七軍軍長，他後來在回憶錄中說，工農運動中的「過激的作風，早已引起軍中官兵的疑慮。到（民國）十六年夏季，兩湖軍隊憤懣的心情，已到無可壓抑的境地。因當時中、下級軍官多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親戚在故鄉都橫遭工會、農會的凌辱，積憤已久。而各級黨部竟視若無睹。縱使是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的父親，也被綁遊街示眾」。（《李宗仁回憶錄》，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 349頁）自己在前方與北洋軍閥浴血奮戰，父母親友卻在家中遭受凌辱、迫害，心中當然不可能沒有強烈的「憤懣」。這嚴重影響著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北伐大業。
導致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大舉捕殺共產黨人的原因是複雜的，任何簡單化的理解都會偏離真相。但是，北伐期間，中共在各地城鄉策動、主導的工農運動，無疑是促使蔣介石下定「清黨」決心的重要原因，至少，給了蔣一個「清黨」的堅實理由。
1927年4月12日，新任淞滬戒嚴司令部正副司令白崇禧、周鳳岐，藉助青洪幫的力量，解除了上海「工人糾察隊」的武裝。翌日，當工人遊行示威時，白崇禧下令軍隊向工人隊伍開槍。這標誌著國共「合作」破裂的公開化，也意味著國民黨「清黨」的實際開始。廣州其時也是中共的根據地。4月15日，在李濟深的主導下，廣州也開始了「清黨」。國共「合作」了數年之久，如今要「清」，殊非易事。當初，有人指責農民運動「過火」，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這樣為農民辯護：「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並且強調：「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現在，國民黨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