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朗在白宮宴彈摻雜《英雄讚歌》的《我的祖國》，憤青們讚為民族英雄的一次成功奇襲，這當然是黨文化的邪惡思維和情緒的表露。理智地看，郎朗確實對美國搞了一次奇異的偷襲，而他在這次偷襲中扮演的只是胡錦濤的政治獵槍。
據魏京生說，郎朗在白宮的國宴上裝傻冒將美國比喻為豺狼公開羞辱，結果他在美國即刻變成了臭狗屎。這是朗郎萬萬沒有想到的。郎朗實際上是美國的養子，他這種侮辱善待他的養父養母的態度太醜陋，違犯了做人的起碼道德，招來美國人以牙還牙，也是他咎由自取。報應來得快，還禍不單行：原訂於1月29日郎朗在美國紐約州水牛城的演奏會被「因病」緊急取消，「將延期至7月」。
叫我看啊，郎朗可能要無限延期了。當然，喜歡求異思維的爭辯者會另有說法，尤其是不考慮道德因素的時候，人腦就像中了病毒的電腦，總是離奇的異動。但思維如果藉助道德跳板跳過三維空間，進入四維時空以上，郎朗這件事的本質就呈現給慧眼看了：郎朗這支音樂牌的政治獵槍，成了胡錦濤在白宮晚宴上的一次性筷子。佐證是：當郎朗做時遷被抓獲之後，胡錦濤根本就沒有宋江的義氣。
魏京生問「中國」政府豢養的外交問題專家：為什麼不事先警告胡錦濤和戴秉國不要玩火，這樣一出外交醜聞顯然是在激怒一個強大的對手，為什麼犯這個傻？其實啊，「中國」專家和主席（總書記）如果是真傻，也成不了專家和總書記。是吧？可顯然專家和總書記是干了傻得冒煙的事，這就只好說是天意了。
天意這個說法，唯物論者和無神論者是非常不以為然的：「說不清（不能以科學知識或經驗常識清晰解釋）的事就說是天意，這是弱智。」唉，其實恰恰相反，說不清的事以天意來解釋，是人的明智：明知自己說不清，就不瞎說八道，不強詞奪理。牽強附會地找解釋，必定漏洞百出而顯醜。不露捉襟見肘的窘相，就是明智。說天意，表明自己所知有限，不知道更為微觀的道理是什麼，不以力所不及的謬論誤導人步入歧途做壞事，雖糊塗卻不妄為。這種明智是守德。
共產黨的官僚是不守德的，因此他們就不可能明智，而習慣於胡作非為的強權和強詞奪理的霸道。所以，「中國」外交專家事先不會想到讓郎朗在白宮當「獵槍」是玩火，而會覺得是機智：打你一個冷不防，反正我沒唱出歌詞來，讓你（美國）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至於後果，去想也能想到，問題在於：霸道者認為世界就是強盜霸主的世界，根本懶得去想。另外，即使這些強盜專家考慮到了後果（有考慮就有顧慮，也就做不了強盜專家，這個考慮僅僅是假設），戴秉國和胡錦濤也會不顧後果地先實踐了再說。這是共產亂黨邪教的本質決定的。
共產黨首先是個亂黨。一群歷史安排的小人痞子唯恐天下不亂，使命就是結黨營亂，把「天下大亂」當作事業來經營。瞧毛澤東：由去安源鼓動罷工到秋收暴動、井岡山落草為寇、江西反AB團窩裡斗、陝北放冷槍搞掉劉志丹、甘肅借敵手除掉張國燾的主力部隊、抗戰時期借日軍力量削弱國軍、借國軍力量除掉項英，延安整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以確立毛的思想政治的絕對權威，國共內戰借全國生靈塗炭之際民眾厭戰欺軟怕硬、欺善怕惡的心理來「贏」得民心。1949年戰亂基本結束以後，又以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反右躍進、四清文革等不斷的紅色恐怖給人製造一種感覺：總有人要反對它，它只得亂搞；如果不想它亂搞，就最好乖乖聽話。毛澤東做制亂賣亂的老闆很成功。戴秉國和胡錦濤所以會效仿。
共產黨還是個邪教。《九評共產黨》就此論證得非常細緻和系統。共產黨在人世間由有七情六慾的人性弱點的人組成，在宇宙時空中卻有舊的勢力安排的、以暴力為陽和謊言為陰的邪魔本性：專與人間正道對著幹，以「邪、騙、煽、痞、間、搶、斗、滅、控」九大基因合成的黨性奴役人性，思想行為反自然、反人性，在全國畫地為牢，進行罐頭似的馬列邪說洗腦，以附體政府的社會機制呈現其無所不在的奇異狀態和無所不能的魔術力量，藉助軍警的槍桿子力量搞強制，挑動群眾鬥群眾，讓全民活在恐懼、畸愛、邪斗、人妖的精神異態中，活得像鬼怪。
在全民皆是邪教徒的大井岡山山寨或共工部落大酋邦裡，戴秉國和胡錦濤最初也只是個普通的以黨為圖騰的邪教徒，因歷史安排和特殊根基而逐漸坐到現在這個位置，人的道德意識和善性良知已蕩然無存。所以策劃郎朗這件事時，他們都不會考慮是不是會丟臉，是不是無恥？根本沒丟臉和無恥這兩個概念。他們會認為這是敵對鬥爭中的機智，是對「收買」歐巴馬而簽的買波音飛機的經濟合同所滋生的不爽心情的合理補償。這就好像一個強盜，迫於警察的強大被迫釋放人質之際，卻在人質的隱私處掐些青紫傷痕一樣，覺得這樣做了才能解氣、順氣。
這樣的國家主席是共產黨極權專制下、紅小鬼•紅衛兵掌權時代的特產和極品。郎朗成為偷襲白宮的獵槍，顯露一個極其重要的信息：老潘冬子和老紅衛兵的最高才智也就是當獵人搞偷襲。如此愚蠢是天意撥弄，「中國」列車已奔向懸崖。而這種危險信息又讓你知道，看你是否分辨正邪？是不是「三退」跳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