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出版的『世界報』在國際版發表阿蘭•弗拉商的關於北京共識與威權統治國家的關係的長篇分析。作者認為，在有關全球化的論壇上，從現在起將明確的區分兩個時代：埃及解放廣場革命之前和革命之後。作者認為這不僅僅是一個時間順序的參照，這裡涉及到一個意識形態的世紀大戰：那就是「北京共識」引發出的有關發展模式的爭論。
作者寫到，幾年以來，到處似乎都在如飢似渴地慶祝被稱之為「北京共識」的模式。這一風雅的表述描述的是那種主張把資本主義和一黨專制結合的政體，它對南方國家似乎成了雙贏的手段：經濟與社會發展起飛，並且融入到全球一體化經濟當中。而這個榜樣來自本週正式當上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儘管中國人自己盡量避免鼓吹這一模式，「北京共識」的追隨者不斷。
作者指出，普京就是一個不作聲但從這一共識中吸取靈感的人，這一模式也在誘惑著眾多的非洲國家。它吸引了伊朗內賈德政權、亞洲及其它一些國家也在模仿。這一怎麼都會贏的方程源自出了名的中國組合：經濟自由與威權統治。人們原以為這一組合在埃及也會行得通，至少在尼羅河畔，在解放廣場的偉大革命突然爆發之前，人們是相信的。
作者接著寫道：「北京共識」並未首先在南方國家推銷，奇怪的是這一模式卻在美國、在歐洲找到了知音。他們想像這將會主宰本世紀。這一概念是美國人喬舒亞•庫珀•雷默在2004年提出的一個與八十年代被稱之為「華盛頓共識」對立的說法。「華盛頓共識」主張政府統治更加民主，實施貿易自由，全球資本與物品自由流通等政策等等。
在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後，「北京共識」漸漸贏得了合法性。中國顯示出自己是美國的經濟上的並且很快還將是軍事上的對手，而且還是意識形態的對手：它有它的政治軟實力—它的吸引力。
在發展中國家，中國模式似乎擊敗了「華盛頓共識」，它好像比西方的民主體制更能適應生存，它擋住了其對手招惹的2008至2009的經濟危機。如果把「北京共識」轉放到埃及身上，就可以這樣陳述：資本主義外加秘密警察。
威權主義服務於資本主義，在這裡，國家繼續是一個對抗民主和西方式自由經濟的決定性的角色。在這一意識形態的競賽中，總能找到一個與自己國家對抗的美國人出來宣布美國的衰落。我們這裡指的是斯蒂凡•哈珀。這位後來變成牛津大學教授的前外交官在2010年出版了一本名為『北京共識——中國的威權模式將引導21世紀』的書，書裡提出的中心論據是，中國證實了把一黨專制體制與沒有公眾自由的自由經營結合起來，能夠成為一種有效的替換美國式的公民選舉政府的體制。
一年以後，埃及解放廣場的青年人打亂了哈珀教授和其他人作出的這一保證。埃及青年大聲的提出了自己的主張：一點都不能肯定「北京模式」就是一種靈丹妙藥，一點都不能肯定採取「北京共識」就能永遠保證政治穩定，更不能肯定的是政治威權主義有利於經濟發展，能使得人民生活得幸福。本阿里和穆巴拉克的獨裁的侷限就在這裡。
作者寫到：公正和坦誠要求我們指出，中國人自己並沒有到處宣傳他們的模式。他們出口產品和服務，但並未出口思想。同樣公正的是，我們應該警惕把兩個很不同的國家—中國和埃及放到一起做比較。但仍然有點不正常的是，中國的媒體對埃及解放廣場的民眾的造反給予了極少的報導：當局禁止媒體刊登除了新華社通稿以外的其他的消息來源；當局還嚴厲封鎖網路。好像埃及的青年人在北京眼中都是具有顛覆性的信使。
『世界報』的文章最後寫到：在另外一個我們這個時代的專制政體—普京治下的俄羅斯，媒體卻要自由得多。俄羅斯媒體對埃及解放廣場投注的目光也是非常熱烈的。比如『莫斯科時報』在社論中指出：「儘管政治分析家們去年有關西方民主模式影響式微而類似中國的專制模式正在贏得地盤的爭吵很熱鬧，歷史並未站在專制一邊。因為專制從本質上而言缺乏合法性，因此是不穩定的」。
『莫斯科時報』進而寫道：「2005年退休人員的示威和一年前在加里寧格勒發生的示威遊行是向普京統治集團敲響的第一個警鐘。但願克里姆林宮集團在完全來不及之前，能夠從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以及埃及革命中吸取正確的教訓」。『莫斯科時報』感嘆道，可惜「克里姆林宮還相信，俄羅人能夠永遠容忍肌餓、貪腐以及政府的野蠻鎮壓」。難道就像穆巴拉克心目中想像的埃及人民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