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近期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等國接連發生人民革命，1989年天安門事件一再被提及，又由於2月20日以來所出現的中國茉莉花行動，促使關心中國民主化前途者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如果中國再次出現類似1989年的民主運動，中國當局是否再次下令軍隊出動？中國軍隊是否再次奉命鎮壓？筆者是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經歷者，為了寫作《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兩本書，又曾蒐集研究了大量有關資料，謹結合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歷史與當今中國的現實，解答這個問題。
一、專制獨裁國家都有一個政治強人，或稱之為獨裁者，最後的決策出自於這個政治強人。
1989年在中國發生的民主運動聲勢浩大，波及全國各地，持續了50多天。政治強人鄧小平拍板決策，調動逾20萬軍隊組成戒嚴部隊進入北京，使用包括坦克、裝甲車在內的武器，血腥鎮壓和平請願的民眾，製造了震驚世界的天安門事件。
支持和協助鄧小平鎮壓民主運動的，主要是一些政治元老，包括楊尚昆、陳雲、薄一波、王震、鄧穎超等人，具體部署指揮戒嚴部隊行動的是楊尚昆。如果當時不是有鄧小平這個政治強人以及陳雲等政治元老的存在，不會發生軍隊血腥鎮壓和平請願民眾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對此，鄧小平曾經直言不諱，1989年6月9日，他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戒嚴部隊軍級以上軍官時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早來比晚來要好，好在有我們這些老人在。」
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來，有過兩位政治強人，即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和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可以一意孤行，一言九鼎，包括隨意動用軍隊。鄧小平之後，中共已經不存在政治強人，沒有人可以隨意動用軍隊。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和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都不具備毛澤東、鄧小平的權威性，尤其是就軍隊而言，不可能單憑個人意志就可動用軍隊鎮壓民主運動。
二、中共歷來強調黨指揮槍的原則，但是1989年鄧小平拍板決定動用軍隊鎮壓和平請願的民主運動，卻違背了黨指揮槍的原則。當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並沒有通過動用軍隊實施鎮壓的決議，五個常委中的趙紫陽、胡啟立反對，喬石棄權，李鵬、姚依林贊同。動用軍隊鎮壓的決策最終是由鄧小平在自己的家中召集會議做出的。
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始終堅持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反對動用軍隊實施鎮壓，反對者還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啟立、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芮杏文、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等人，他們都因此被撤職，趙紫陽並被軟禁至死。鄧小平動用四個大軍區的逾20萬軍隊進京執行戒嚴任務，其中一個目的就是為了防止黨內的「政變」和軍內的「兵變」。
三、專制獨裁國家都對軍隊實行嚴密的控制，軍隊不是國防軍，而是維護統治的工具，出動軍隊鎮壓民主運動是常態。中國是對軍隊控制最嚴密的國家，但是即使在中國這樣的專制國家，出動軍隊鎮壓和平請願的民主運動，在統治集團內部也會發生分歧。如上所述，六四天安門事件就在中共最高層引發分歧。
六四天安門事件震驚世界，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彈也震驚了中共當局，留下陰影，至今仍是一個沈重的政治包袱。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不久，當局的說法就一再變化，從「反革命暴亂」到「動亂」，再到「政治風波」，淡化處理的意圖十分明顯。時至今日，沒有人願意為六四天安門事件承擔責任，就連鄧小平的子女也都百般為其父開脫責任，重要責任者楊尚昆、李鵬同樣極力推卸責任。很難想像當今的中共領導層敢於或能夠調動軍隊血腥鎮壓和平請願運動，再製造一個天安門事件。
四、軍隊的職責是保家衛國，對外的，而不是鎮壓本國民眾，對內的，軍隊鎮壓本國民眾並不具有正當性，因此在當年的蘇聯東歐劇變以及日前的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的人民革命中，都出現軍人拒絕執行鎮壓命令，甚至反戈一擊的情況。1989年，中國軍隊內部也曾出現反對鎮壓的情況。
1989年5月19日，當局宣布北京戒嚴，戒嚴部隊進軍北京。5月21日，張愛萍、肖克、葉飛、李聚奎、楊得志、陳再道、宋時輪等七名老上將聯名上書戒嚴部隊指揮部及中央軍委，明確表態反對動用軍隊鎮壓民眾。
鄧小平、楊尚昆等人對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的逾20萬部隊實施嚴密控制，向陸軍第38集團軍、空降兵第15軍等主力部隊派遣指揮組（古代所謂的「監軍」），即便如此，還是出現許多抗命事件，例如第38集團軍軍長徐勤先、第28集團軍軍長何燕然、第28集團軍政委張明春、第39集團軍步兵第116師師長許峰。大量的官兵在得知民眾和平請願的真相後，或是藉故停滯不前，或是棄槍、棄車而跑。
六四天安門事件給中國軍隊留下陰影，普遍認為鎮壓和平請願的民眾不是軍隊的光榮，而是恥辱。中國軍隊是否願意再次扮演恥辱的角色，大有疑問。
六四天安門事件至今已經22年，中國軍隊的情況變化很大。包括中央軍委領導成員在內，沒有人經歷過戰爭年代，各級指揮官都出自軍校，受過教育，較有思想。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就有許多軍校出身的基層軍官不讚同鎮壓行動。如果當今或未來的中共領導層下令軍隊鎮壓民眾，在軍隊內部必定遭遇比1989年更大的阻力。
五、動用軍隊鎮壓民主運動，是統治者最終的選擇，但這恰似一柄雙刃劍，很可能會傷到統治者自身，當年的蘇聯東歐以及日前的突尼西亞、埃及，都是如此結局。
主導六四血腥鎮壓行動的鄧小平、楊尚昆事先也沒有絕對成功的信心，直到1989年6月4日清晨軍隊佔領天安門廣場之際，楊尚昆還憂心忡忡地說：「如果天安門廣場上有一個班的部隊發生嘩變，將導致連鎖反應。」於是，當天清晨緊急將南京軍區的陸軍第12集團軍（國共內戰時期隸屬於鄧小平任政委的第二野戰軍）空運進京，作為進京戒嚴部隊的總督戰隊，以防不測。
當今或未來，如果中共領導層動用軍隊鎮壓民主運動，結局不可能與1989年一樣，很可能導致中共政權的垮臺。
六、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失敗的原因，並不完全是因為鄧小平下令軍隊鎮壓，當年的蘇聯東歐各國、以及日前的突尼西亞、埃及，統治者也曾下令軍隊鎮壓，但民主運動還是成功了。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失敗的一個根本原因是缺乏真正有影響力的組織和領袖，進退失據。
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始終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沒有事先衝擊、佔領黨政軍機關和中央電視臺等機構，也沒有以暴易暴的準備。雖然北京各界廣泛反對軍隊進京鎮壓，拚死阻攔軍隊的鎮壓行動，出現全民「截」兵的現象，但是，組織者和民眾只是被動地阻攔軍隊實施鎮壓，並沒有主動地號召軍隊起義。
有了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經驗教訓，當今或未來民主運動的組織者和參與者不可能被動地等待當局的鎮壓，有可能主動出擊，也可能會做好以暴易暴的準備。
回顧歷史，結合現實，筆者的結論是，如果中國再次發生大規模的民主運動，不排除作為利益集團的中共當局還會下令軍隊出動鎮壓，但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結局不會重演，當局不僅難以達到鎮壓的目的，反而有可能因此快速垮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