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改報》是我曾服刑過的黑龍江省第一監獄辦的一張四開版的油印小報。這份油印小報每半個月出一期，一年出24期，逢是春節等重大節日或監獄召開記功減刑大會還要出特刊。這份報紙的採編人員全部是在監服刑的犯人，讀者也都是清一色的勞改犯。
在該監獄，《勞改報》的編輯雖然並不是一個值得榮耀的頭銜，但確叫許多犯人垂涎三尺。因為，在那種特殊的環境裡，這個位置可以獲得許多其他犯人所無法企及的特權。《勞改報》編輯可以得到像其他大雜役犯一樣的胸牌，可以自由地出入監獄的二門、三門，不用幹部帶領隨便到男監各大隊的廠房、監舍採集稿件；還有機會找藉口去一牆之隔的女監開開眼界，這可是監獄裡最難得的特權了，在兩性隔絕的世界裡，那怕只是飽一飽眼福，也心曠神怡。況且，當《勞改報》編輯，立功受獎減刑的機率居全監犯人之冠，每個當編輯的囚犯都可以得到減刑三年的表彰，這已經是有目共睹的慣例了。
不說這些，在每次《勞改報》編報刊印的兩天，幹部特許的那頓夜餐，也是大排犯人奢望不得的美食。每期出報，要加夜班，監獄管教科負責《勞改報》的王科長，都要犒勞一次採編組犯人。他寫一張批條，批到某個犯人伙房，那個伙房便遵旨為《勞改報》編輯室的犯人做一頓豐盛的夜餐。這頓夜餐的標準是四菜一湯，幾乎比犯人過年的菜餚都要強上幾倍，不但要有肉有魚，而且吃不了還可以拿回去，份量足夠我們幾個人享用三天。
這個慣例，一直被保存下來。其間的機巧，則正得於我們這些編報「文人」的聰明。起初是每次編報，都由王科長寫個便條，後來刻鋼版的犯人便按此刻了個表格，每次只須王科長在上面簽個字，便美餐告成。況且，我們的夜餐可以到監獄內幾個犯人伙房輪值，他們互相有了攀比，我們得到的實惠就更多了。
《勞改報》編輯室共有四名犯人。我和小邵年輕，是外出採稿、編稿的主力；老董和老鹿兩位老頭兒則主管刻版、印刷及校對等事務。老鹿是歷史反革命，曾服役於國民黨的嫡系部隊，自報是國民黨第一兵團某師的上尉軍需官，在淮海戰役中被俘。他寫得一手好字，雖然年過60，但眼不花，耳不聾，入監快30年了，他依然保持著軍人的作風，走起路來像一股強勁的風。每天清晨，他都獨自練習跑步。幾十年的禁窘生涯，使他對任何人都保持足夠的警惕。他從來不與任何人交流，閑暇時，他就用毛筆寫蠅頭小楷，抄寫毛選四卷，許多重要的文章他都能倒背如流，監獄年年評他為勞改積極份子。
老董原是東北某城市的勞動局長，是一位抗戰時期就參加了共產黨的老幹部，後來腐化墮落。他具體犯的是什麼罪，對任何人都諱莫如深。
小邵則是一個刑事犯，充其量也不過有初中文化，之所以能分到《勞改報》濫竽充數當編輯，大概因為是他有個在省勞改局當處長的舅舅的緣故。我之所以有幸能得到這份差事，也是有貴人相助的，是笑星黃宏的父親黃楓老人特向監獄領導建議，才把我調到《勞改報》做了編輯。
《勞改報》的編輯，並沒有責編和主編之分。反正稿件的終審權在管教科王科長，每期出版清樣都要送他審定。他在清樣上簽了字，回來才能刻版油印。而我們幾個人充其量不過是做些文字的潤色和校對工作，除了小邵之外，我們三個人編稿、刻版、油印輪著干。老董是編輯室的犯人組長，樣報出來後由他作最終校對，然後再向各大中隊分發。
雖然是在監獄，但我們的編輯室，卻幾乎是個國共搏殺的戰場。老董和老鹿雖然在一個編輯室裡共事多年，倆人卻是勢不兩立的對頭。他倆辦公桌對著辦公桌，但除了工作上的事，平素是一句話也沒有，而且都繃著臉，一絲笑容也不露，倆人彼此心裏有著不可化解的仇恨。
我和小邵來編輯室的時間短，正是他倆爭取的對象，但他們的手段卻不同。老董是時常乘著老鹿不在的時候，向我倆灌輸老鹿的奸詐和狠 毒，說「你們別看這個老鹿反不言不語的，他的心狠毒著呢。他殺過一百多名共產黨員，現在裝著靠近政府，都是他x的假的！他就是靠整人來騙得政府的信任，你們可得小心點。」
而老鹿卻從不背地說老董的閒話，但每逢月末過犯人生活會時，他都掏出筆記本，一條一條地道出我、小邵與老董吃喝不分的違紀事例，害得我們經常受幹部的訓斥。當然老鹿對自己的要求也是很嚴格的，他從不接受我和小邵送給他的任何東西，那怕是一支煙，他都用手擋回，而且異常嚴肅地說：「犯人之間，不許有任何饋贈，這是監規，不容違犯。」
其實監規是監視，人在一起，又怎麼能沒有一點往來呢？即便是在監獄，互相贈一支煙，也不為大過吧？但參加了一次冬訓，我才知道，隨便地送給別人一支煙，也會有說不清的時候。
每年冬季監獄裡都搞冬訓，那時犯人集中學習，人人過關，個個剝皮，自然檢討的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但這些小事，真的要給你上綱上線，還真的不得了。到了冬訓時候，像老鹿這樣的老犯人會拿出一個筆記本，按本宣科：「諸如一九七四年三月十日下午四點三十分，犯人某某，在教育室《勞改報》編輯室裡送給某某香菸一包，牌子是處處紅的。」跟著提問犯人：「你為什麼要將香菸送給某某？你有什麼目的？你們倆這樣籠絡感情有什麼企圖？是不是想串聯一氣來對抗政府？」天呀！這樣的上綱上線來認識誰能接受得了、解釋得清？
有了第一年的冬訓經驗，我和小邵也老道多了。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自己涉身的是一個沒有自由、沒有人情、沒有正常思想思維的特殊的空間。人在這裡生存，幾千年來約定俗成的道德標準是不適用的。像老鹿和老董這樣勢同水火的對頭，如果在社會上，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幾年間同在一個編輯室裡工作。人們寧可餓飯，不要這份薪水，也絕不能忍受自己辦公桌的對面，有一雙時時刻刻監視著自己的眼睛。然而在監獄這種特殊的環境裡，這樣的死對頭共處一室則是司空見慣的情況。
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敵人」是一種高超的藝術。如果監獄裡的犯人之間沒有了矛盾，同聲通氣地對抗政府，這怎麼能行呢？監獄是關押敵人的場所，一旦褚衣在身，即便你是受冤的，你得到的也絕對是對付敵人的「禮遇」。我正是在這種氛圍中，深刻地理解了「敵人」這兩個字的涵義。
一次慘痛的教訓讓我至今回憶起來依然寒心徹骨。那是我剛當上《勞改報》編輯不到一年，一天，監獄刑偵科的段幹事帶著幾位干警，突然來到了編輯室。那天，老董不在，屋裡就有老鹿、小邵和我三個人。段幹事進屋來不由分說，便是一聲厲喝：「你們三個人都到東牆邊貼牆站好！」這陣式一下子就使我們戰戰兢兢。段幹事和幾位干警查抄了我們的辦公桌，不知是抄到了什麼東西，便把我們三個人一起押送到監獄的嚴管隊裡關押。
嚴管隊是監獄中的監獄，到這裡來的犯人將受到比普通犯人更加苛刻的待遇。監獄規定凡是進了嚴管隊的犯人，每日的糧食定量裁減一半，也就是由原來的每日一斤糧減為半斤糧，早晚兩餐每頓二兩半。雖然還是與普通犯人吃一樣的飯菜，但量不足，飢餓感便備感強烈。
我雖然在監獄裡熬過幾個年頭了，但進了嚴管隊，才使我真正地嘗到了監獄的嚴酷，其比任何勞改隊、看守所、教養院都嚴酷得多。因為在嚴管隊值班當看守的，不是政府干警，而是凶神惡煞的犯人。
黑龍江省第一監獄裡的雜工，都叫站道子的。什麼叫站道子呢？就是在夜裡值宿當看守，白日裡打飯、打水做雜役的犯人，其絕對是世界上最醜惡，最沒有人性的人。嚴管隊負責為犯人分飯的道長，是一位長著小瞇縫眼的小個子，每次開飯，他左手拿一量杓，右手拿一柄木鏟，他用木鏟在飯盆裡不停地攪動，把一盆高糧米飯攪得蓬鬆。犯人們好容易盼到了開飯的時間，都飢腸難耐地排著隊，眼巴巴地盯著飯盆，依次來領屬於自己的那一杓飯。而這個小個子犯人卻不慌不忙，過來一個犯人，他先抬頭瞇眼瞄一下，順眼的，他右手的木鏟便大撮一下，把飯往量杓裡猛力一按，份量便實在了；而遇到了不順眼的犯人，他的木鏟便將飯蓬鬆地托起，往量杓裡一放，木鏟又沿著杓邊一刮，飯就所剩無幾了。這種分飯法實在是太殘忍了，但被嚴管的犯人們卻沒有一個敢站出來說句不服氣的話。因為，監獄裡還有更嚴酷的地方，那就是禁閉室，也就是小號，那才是令人聞風喪膽的地方。那裡不但有地環、支棍，還有「獨居」——獨囚室，長、寬、高都只有一米，人關進之後，無論怎樣躺臥都無法舒展，簡直就是個水泥棺材！所以，再生死不怕的亡命徒，一經關進「獨居」，不出三天管叫他俯首貼耳，之後再提起，他的腿都直哆嗦。
我和老鹿、小邵，在嚴管隊裡呆了三天也始終不明白，我們是因為什麼被送到這裡來的。奇怪的是我們始終也不見著老董，心裏便猜測肯定是老董做了什麼手腳。倒是老鹿先道出了疑惑。嚴管隊紀律森嚴，我們不可以隨便說話。借一次去廁所的機會，老鹿說我們準是中了老董的暗箭。我倒挺坦然，認為老董即便是誣告，也會有水落石出之日。
到了第四天，段幹事來提審我們，我才意識到，我們編輯室的確是出了漏子。段幹事提審我時問：「你們這一期報紙是誰刻的版？」我答：「是老鹿哇！」 「說准了，真是老鹿嗎？」這時我未敢貿然回答。段幹事把一份《勞改報》遞給我說：「你看看，你們是怎麼刻的版。」其上用紅色鉛筆道劃出了一句話。天呀，我們真的捅了個天大的婁子！在一篇女監的來稿裡，「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被刻印成「敬祝毛主席無壽無疆！」這一字之差，在那個階級鬥爭弦繃得緊緊的時代，可是不得了的事！我和老鹿都是反革命，這種政治責任，是我倆萬萬承受不起的呀！段幹事又問我：「你說准了，確實是老鹿刻的版嗎？」我不敢確指了，因為我知道，這一字之差，足以致老鹿於死命。我只好說：「我……我也不敢斷定這期究竟是誰刻的版，反正不是我刻的。」
自從知道了我們被關押的事因，老鹿和我的心情異常沈重。在那個時代，一字獄並不是虛事。在同獄中就有一個犯人，是因為一個字被判刑10年。那是一個農民，他在寫「毛主席萬歲」標語時，把「歲」寫成了「碎」。這樣的事如果加在我和老鹿這樣的政治犯身上，罪責就無法解脫了。倒是小邵夠義氣，在一次去廁所途中，小邵悄悄地對我和老鹿說：你倆都往我身上推吧，我是刑事犯好辨白。當時，我和老鹿都沒吭聲，但我們都覺得這實在是最好的開脫方法了。
果然，在段幹事下次來提審時，我和老鹿都異口同聲地把責任推給了小邵，小邵也真敢於肩擔罪名，承認是自己刻的版，不經意刻錯了，他甘心接受懲罰。小邵被押進了禁閉室，我和老鹿雖然沒有解除嚴管，但也得到了較寬鬆的處理，我倆由《勞改報》的編輯臨時變成了嚴管隊站道的道長。
嚴管隊裡所關押的犯人都是各中隊裡的違紀犯人，也有搞申訴、經常喊冤的犯人被送到嚴管隊裡。在嚴管隊裡，也有幾種待遇，有些雜活，可以安排些犯人出去勞動，這些勞動的犯人便可以吃飽肚子。我和老鹿雖然還沒有解除嚴管，但我們倆被安排在嚴管隊裡值夜班，這樣也就可以解除了飢餓的威脅。
嚴管隊道長這個職務非常單調，就是在犯人睡覺以後，一夜要幾次清點光禿禿的腦袋，填寫一份值夜登記表。有犯人起夜，要先舉手報告，經道長允許，方可下床拉撒。如果有尿憋急了的，不經允許就貿然下床，輕則受到訓斥、罰站、挂馬桶、頂尿盆的懲罰，重則就得接受一頓暴打。我和老鹿值夜班當道長，當然也不敢廢止嚴管隊的規矩，但我們倆也絕不像那瞇縫眼的小個子道長動不動就抬手打人。一連幾天相安無事，嚴管隊裡的犯人們對我們倆簡直要感恩戴德了。
可是事件接踵而來，我發現有一個年輕犯人，每晚剛躺下不到半個小時，他就舉手申請去廁所。每次他走到臨近門旁的第四個鋪位前，不是彎腰繫鞋帶，就是假裝提鞋，乘機將一個紙包悄悄地塞進一隻鞋裡。我勤於職守，正想前去察看，老鹿卻一把拉住我說：「別管，他是個孝子，是把自己從嘴裡省下來的窩頭送給老父親的。」果然，時隔不久，睡在門邊第四鋪的犯人也起床入廁，這是一個年近60歲的老人。他顫顫巍巍地從廁所回來，便用被蒙上頭，把兒子塞在鞋裡的窩頭在被窩裡悄悄地咀嚼吞嚥。
我們中華民族是崇尚孝道的民族，當子女的孝敬父母，這本來是天經地義的事。無論任何朝代，任何地方，這都是美德。然而，在嚴管隊裡，當兒子的要儘自己對父親的一點孝心，還需要玩弄點兒鬼鬼祟祟的伎倆，我真的有些困惑不解了。我問老鹿：「為什麼會這樣呢？」
老鹿笑了，他用手指著嚴管隊的隊規說：「不這樣行嗎？」我抬頭一望貼在牆上的隊規，第三條便是：嚴禁外出勞動的犯人給反省的犯人捎帶食物，違者關禁閉三天。第四條：犯人之間，只許叫姓名，不許用其它稱呼，不許攀親結友……。我的心麻木了。老鹿又悄聲對我說：「那父子是嚴管隊的常客，為一個案子入監的，在中隊又老喊冤，幾年前，我進嚴管隊就認識他們。」「你幾年前就進過嚴管隊，為什麼？」「為了點小事，聽廣播的時候耳朵裡塞棉團兒。」
我和老鹿又在嚴管隊裡呆了半個月。也許是政策寬鬆了，也許是監獄的《勞改報》確實需要人才，我和老鹿又回到了編輯室，小邵也從禁閉室裡放回來了，我們的《勞改報》編輯室又恢復到了以前的狀況。果然不出我們的猜測，那次事件確實是老董舉報的，是他在終校時發現了這個錯字，他便如獲至寶似的向刑偵科報了告。
這以後，老鹿、老董和我有了明確的分工，各管一版稿件。刻鋼版成了小邵的專職，在老鹿的精心教化下，小邵也能刻出一手漂亮的鋼版字了。但校對樣報卻有了更嚴格的分工，我們四人每人負責一版，誰出問題誰負責。每期出報，我們都如履薄冰，每人至少要校三遍。最苦的要數老董了，他本來就是高度近視，又生恐有閃失，無奈之中，他只好託人買來了一個放大鏡，每次校報，他都用放大鏡仔細地考究幾遍。
隨著文革的結束，監獄裡的政策也越來越寬鬆，我們的編輯工作也越來越好干了，但老董和老鹿的階級仇恨卻永遠不可能化解。老鹿隨著國家政策的變化，變得格外地關心時事。他經常看報紙，他似乎看到了希望和光明。這個國家也怪，對歷反的大赦，並不是由罪惡的大小來界定，而是由官職的卑微來劃線。先是 1975年最後的一批戰犯全部特赦，後來又逐級釋放，到1978年是縣團級以上職銜的一律釋放，再後來是營連級，以至於最後是偽保長、土匪、一貫道等等。
老鹿是在1978年底見國民黨縣團級以上的在押犯全部釋放了，才忍不住了。他主動找管教科的王科長申明，他在國民黨軍隊中的職銜並不是上尉軍需官，而是國民黨第一兵團的少將軍需處長。監獄叫他寫一份詳細簡歷材料，並指出證明人。這回他沒有隱諱，他在證明人一欄裡填寫：第一名是黃維，國民黨第一兵團中將司令；第二名是國民黨二星上將杜聿明。監獄將材料迅即上報，不到兩個月，中央便有了批示。一個國民黨的少將處長，竟然在共產黨的監獄裡隱藏身份近30 年。真是不可思議。
老鹿臨出監的那一天，把我叫到一旁，悄聲對我說：「小莊，你心宅存仁，天性質樸，但我要告訴你一句話：要想在狼群裡生存，你就先要學會撕咬，你不長著尖牙，露著利齒，你遲早要被狼吃掉的！記住我的話，不要心不設防！」「被狼吃掉？」我望著老鹿那張冷峻的臉，真真地感受到他確實像一頭凶狠的狼啊！他這種人永遠是共產黨的敵人，幾十年的改造，並沒有改掉他對共產黨一毫一分的牴觸。
老鹿出監了，老董卻沒有這種福分。老鹿走後不到半年，老董就住進了犯人衛生院，患的是胃癌，而且已經到了晚期。在他彌留之際，我曾去犯人衛生院看過他一次。老董拉住我的手，用微弱顫抖的聲音對我說：「小莊，你應理解，那次你受牽連被嚴管，這……這不是我的本意。」
人世間，有許多事情是無須尋詳探細的。對與錯、是與非、功與罪、仇恨和怨憤、冤屈與枉委，都是過眼雲煙，隨著肉體的消遁，靈魂也都升華了。苦難是一筆財富。即或所經歷的辛酸和苦痛不堪回首，但過去的畢竟是過去了。人沉湎在怨憤中，只能是徒然加重了自己的苦痛。
我當了五年《勞改報》的編輯，除了給我留下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之外，倒是增長了我的學識和文字功底。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層階梯，沒有這一層階梯，也許我就攀不上文學的山峰。我出監以後，小邵還在《勞改報》當編輯。但現在社會發達了，我想現在的監獄裡該是有電腦和印表機了，不論是小邵還是別的犯人再編《勞改報》，他們再也不會用鋼版和油印機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