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未未
2011年4月3日上午，藝術家艾未未在北京首都機場被帶走。官方對此的說法是艾未未「涉嫌經濟犯罪」，但新華社該英文消息很快被刪除，外交部發言人答記者問有關艾未未的部分也在官方網站中不見蹤跡。看起來，這似乎仍然是一個未有定性的問題。
但網路輿論已經沸騰，網民們以各種方式表達了他們與這位藝術家站在一起面對這場厄運的決心：像蝗蟲一樣讓網路管理員刪不完的帖子，像克隆一樣衍生的艾未未頭像遍佈微博，這在過去極為罕見。
那麼，艾未未究竟是誰？誰會喜歡艾未未，誰在害怕艾未未？
從告別革命說起
1989年，艾未未已經旅美8年，天安門的消息傳到紐約後，他曾經絕食抗議數天。天安門事件後，他得到了美國綠卡。但在1993年4月，獲知父親艾青患病，艾未未返回了北京。從此，這個不在場的「抗議者」來到了經歷八九陰霾、水深火熱的複雜的中國。
此刻，國內思想界開始沉潛，旅美學者李澤厚、劉再復1995年發表了對話體論著《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該書出版後立即引起了中國學術界廣泛關注，知識份子談起了「為學術而學術」，整個社會的思潮開始轉向謀求個體發展和經濟效益。
艾未未對這種死氣沉沉的狀況表示不滿，在他看來，藝術家同行們「喪失了獨立批評的能力」，並且「在庸俗的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中」尋找避難所。如果沒有這種不滿，他完全可以像其它藝術家那樣風光：賺錢，成名，利用體制內最主流的盛大活動作為舞臺——他一度參與2008年北京奧運會場館的設計工作，但最終他以此類宏大敘事的盛況遮蔽了當下真實的中國面貌為由，斷絕了與這場盛事的聯繫。
艾未未寫博客，參與對公共事務的評論，由於犀利的批評和對公共事件高度的介入姿態，他的幾個國內博客後來被關閉了。他開始上Twitter，截至被帶走時，艾未未的粉絲有七萬多，這個數目比不上牆內意見領袖動輒上百萬的規模，卻是實打實的鐵桿粉絲，都是翻山越嶺來「愛未」。
艾未未每天在Twitter上花不少時間，回應粉絲的討論，公布艾未未工作室的工作進展情況，紐約客記者EvanOsnos問他這是否影響他進行藝術創作的時間時，艾未未告訴他：「我認為我的立場和生活方式是我最重要的藝術。其它藝術品或許是可收集的——你可以把它們掛在牆上——但那只是一種傳統觀點。我們不該就以這種方式做事僅僅因為倫勃朗（Rembrandt）曾經這麼做。如果莎士比亞（Shakespeare）活在今天，他可能是在Twitter上寫作。」
艾未未在推特上最著名的寫作，就是日復一日地在每一個汶川地震遇難兒童的生日那天，公布他們的姓名、年齡，有一度一些推友甚至覺得這些信息很干擾他們，有的人宣稱要取消follow「話嘮」艾未未。但這些信息對於艾未未來說，意義非同尋常，這是他通過艱難的獨立調查獲得的——他為此付出了代價，腦部遇襲受傷，日常行蹤遭遇嚴密監控等等麻煩。
艾未未越來越成為一位公共知識份子，他呈現了藝術家如何介入社會的一種可能性。而他幽默、耿直、玩世不恭並且拒絕與體制配合的特質，則讓他少了中國傳統的知識份子那種明哲保身的小聰明和迂腐氣，他流利的英語，詼諧的形象，成為了媒體寵兒，只要有機會，中外媒體總是願意讓他成為封面人物，成為年度精英。
邊界與新鮮的抗爭劇碼
在艾未未吸引更多眼球和展示他富有號召力的社會能量的同時，一些體制內藝術家或學者並不讚同他，他們攻擊他譁眾取寵，認為他沒有看到中國經濟發展得如此迅速。在物慾橫流的社會氛圍之下，加之對動亂的恐懼，人們越來越有理由相信，穩定的社會秩序和一個具備國家強制力的全能政府能夠帶來一種民主國家難以企及的高速發展。
實際上，很多人不習慣的是艾未未那種在國人看來桀驁不羈的高調，卻少有人注意到艾未未縝密而富有分寸感的行動能力。艾未未不是書獃子型知識份子，即便他不通曉社會運動理論中關於政治機會結構的闡釋，卻憑藉豐富的人生閱歷和敏銳的政治直覺很好地把握了體制對公民集體行動的開放性程度和容忍度，正如他的藝術家朋友陳丹青所言，「他想看看一個個體的力量能走多遠。」
如果深入追究，艾未未從未有一套系統的政治異見論述，而他的公開行動所涉範圍，不過是諸如信息公開、記錄真相之類的公民權利，可以說，艾未未一直踐行的，只是單議題社會運動的內容，並無進行對政權直接挑釁的政治抗爭。艾未未和他的工作室其所追求的，當是公民行動範疇，距離成為一股政治力量還很遠，甚至可以說，藝術家的遊戲姿態和插科打諢也昭示著艾未未無意發展成為一名職業政治活動家或革命者，否則，他今天的每一個嬉笑怒罵的小動作，都會成為所謂職業政治活動家的瑕疵而遭人挑剔——而目前，他的粉絲們並不介意他爆點粗口，他們自稱「草泥馬」，這代表了一個想要表達公民之不服從意願的群體。
在那些宣稱告別革命、投身體制的國人看起來，艾未未是那麼地難以理解，他的一系列有限抗爭簡直就是「革命」，這一回，不排除在決策者眼裡，艾未未就是妨礙「維穩」的潛在革命者。儘管艾未未一直嘲笑「茉莉花革命」，儘管艾未未從來不屑於匿名行動，他甚至還記錄並公開與警察週旋的實況，在他看來，「公開化是公民面對專制的利器，僅有的利器。」
在革命與犬儒之間，太多國人已經失去了想像力，包括官方的決策者在內，他們在「要麼沉默，要麼叛亂」的二元對立之間，只看見那個「特立獨行」的艾未未，這實在是對全球範圍內已經高度制度化、常態化的社會運動所獲得的正面評價的無知。
痛感於「八九風波」的悲劇收場，現為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終身教授的趙鼎新從昆蟲學博士轉而研究「八九北京學運」、社會運動與革命，他在社會運動理論基礎上，增進中國歷史的問題意識，辨析了社會運動、革命、叛亂、遊說、改革等等概念，探討在已經「脫魅」了的現代國家中，競爭性的、程序的選舉就成為國家核心合法性最為穩定的基礎，而靠績效（經濟發展）、道德表率、打江山等等合法性維持政權，總有內在的不穩定，在此基礎上，趙鼎新認為，一個社會真正的穩定，在於能夠多大程度將健康的社會運動制度化。在公民社會發育不良的階段，社會運動更容易受情感主導，從而發生類似騷亂、狂歡的集體行動，而在公民社會發育良好的社會中，社會運動發展主要由運動組織的策略來主導。
按照查爾斯•蒂利的說法，在民主國家中，處於政治生活之外的人們藉助於有效的社會運動手段來宣告自己的存在和提出集體訴求，它藉助群體的價值、團結、規模以及承諾等持續的、公開的展示，向有權者持續地提出抗爭要求，這一定義排斥了政變、內戰、叛亂（起義）、夙仇以及抗爭政治的其它形式。
嚴格來說，艾未未一直以來所從事的，只是介乎於一般的公民行動和社會運動之間，他藉助藝術的表現形式，表達了公民追求知情權和社會公正的權利，譬如這樣的作品，呈現了作為一種公民行動可能的抗爭劇碼：在慕尼黑的德國藝術之家（HausderKunst）展覽館的一面巨大的外牆上，用馬賽克的方式鋪開了九千個定制的彩色學生書包，組成了一幅巨大的拼圖，不同顏色的書包組成幾個巨大的中文字——「她曾在這個世界上快樂地生活過七年」，這是一位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親留給艾未未的一句話。
艾未未是擅於把藝術家的想像力運用到公民抗爭領域的，他也深諳傳播、資源、動員及政治機會等一系列行動要素，他進行有限度的集體活動的嘗試，諸如作品《童話》、《念》、《河蟹大會》等等，但這些行為和刺激官方神經的群體性事件有著本質區別，它們更多是一種行為藝術，作為一種公民認同的建構而存在，是任何現代社會都沒有理由排斥的公民表達及社交自由。
但召集這一類集體行動的機會對艾未未來說並不多，多數時候，艾未未只是和他的助手們進行一些獨立的調查。最近的一項調查，是關於那個引發了輿論震盪的村長之死的案子——浙江樂清錢雲會事件，而在此之前，則是艾未未工作室介入幫助上海大火的家屬組織會議，向政府提出了「先問責任再要賠償」的要求。這一系列舉動，只不過是公民的有限聯動互助，連穩定組織都談不上，更遑論結社了，但遺憾的是，這些動作在已經高度陷入體制性拘謹和維穩恐慌的當局看來，也是極其挑釁的行為，他們寧願花錢買穩定，也不願意看見公民互動起來，謀求程序正義。否則，難以解釋艾未未何以成為官方報紙《環球時報》社評所論的「經常有驚人之語和驚人之舉，遊走法律邊緣，一再測試法律底線」了。
窒息公民社會的危險
假如時間允許倒退，在去年8月深圳特區成立30週年之際，深圳市委書記王榮接受國內官方媒體採訪時，大力宣揚「建設公民社會」，曾稱：「中國特色公民社會的建設，深圳一定會走在全國前列。」深圳「公民社會建設」的主要內容，包括改革行業協會管理體制、將社會組織民間化、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支持扶植社會團體組織等。這本來是政府向民間社會讓渡一部分權力的極好嘗試，然而政治空氣很快徹底轉向，不僅深圳的公民社會建設扼殺於萌芽階段，而且全國媒體也被要求不得再有「公民社會」提法。這顯然是一個非理性的決策，一個有憲法的國家，當然就有公民，而不是臣民，一個由公民組成的社群，怎麼會沒有「公民社會」呢？
決策的非理性是一個社會法治不夠完善、規則未能在官民之間普遍確立的必然代價。而決策的非理性程度則直接成為測試國家社會治理當中是否把持政治倫理底線的指標。假如一個曾經呈現開放姿態的社會突然開始逆轉為去民主化走向，那麼，這個社會肯定出了一些結構性的問題。
在鼓吹「中國模式」的人看起來，中國依然生機勃勃，經濟仍然有望走高，但在更多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看起來，中國模式的提法並不成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商學院終身教授黃亞生認為，如果有什麼「中國模式」，唯一的元素就是，那是中國人做的事情，就叫中國模式。而美國華盛頓「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駐會學者裴敏欣，則堅稱中國的制度不再是發展型的了，相反的，中國將成為「分權化的掠奪型國家」（decentralizedpredatorystate），而在這樣的國家中，「政府官員的私利」──在經濟持續繁榮時大撈一筆，用盡各種手段快速致富——將緩慢瓦解政治穩定。結果是經濟無法持續成長，「造成社會不平等擴大，在人力資源上的投資不足，環境遭到破壞，官員普遍貪腐。」
的確，中國社會的階層分裂已經越來越顯著，近期發生的藥家鑫殺人案件隱含的議題便是：社會各個階層不再有互信。這將進一步惡化當前中國社會的社會衝突，加上遏制公民理性力量，驅逐呼應溫家寶政改主張的媒體評論員，對知識份子冉雲飛、藝術家艾未未的這一輪動作，則更是極大地加劇了這種膠著狀態，潛在的危險在於，歷史的鐘擺將再一次失去平衡，激進與暴力因素更容易浮出水面。
在《紐約客》那篇艾未未報導中，維權律師浦志強曾經這樣評價艾未未：「他完全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他和我正在努力拓寬限制合法權益的絕對邊界。我不願意成為政府的敵人，我相信艾也同樣不願意。」
艾未未被帶走後，浦志強對我說：「艾未未是當代中國的佐拉，直言不諱地表達反對的聲音，他的勇氣遠遠超越了魯迅，因為當今中國沒有了租借地沒有治外法權，可以供假冒偽劣的魯迅們躲進小樓成一統。我們沒有了佐拉，沒人膽敢去說出他的反對，用章詒和先生的話說，他是一個英雄，在他的人格和勇氣面前，我們應該汗顏，我們深感羞愧。」
在近年來中國公民社會發育的過程中，如果說從廈門PX事件的散步到廣州番禺反垃圾焚燒廠運動、廣東南海工人罷工等一系列公民行動還是鮮明的利益驅動型，那麼，在艾未未身上，則開創了利他型的公民行動模式，恰如他的姐姐在艾「失蹤」後接受媒體採訪時所說的，他做的事情，都不是為了自己的權益。
無疑，艾未未是這個時代罕見的理想主義者。
關於理想主義者與威權統治，臺灣社會運動研究專家何明修有過這樣一段發人深省的論述：「威權統治者寧願他們面對的是一群自私自利的子民，而不是有公德心的公民。儘管威權主義會訴諸於某種響亮的道德宣稱，但是很少統治者會認真地將道德與政治接合，因為這樣容易封閉了被統治者追求他們瑣碎私人利益的機會，也拆解了威權政權維繫的社會安全瓣。在過去臺灣的威權體制下，特權、走後門、送紅包、拉關係、包娼包賭、官官相護是被默許的現象，也成為普遍的社會運作法則，但是要批評這些現象卻會受到極大的制裁。換言之，威權統治者喜好犬儒主義，畏懼理想主義。」
是的，誰在畏懼理想主義？誰在培養因為「怕農村人難纏」就要行凶的臣民？
官官相護的體制雖然在替統治者創造各種好處和便利，但同時也在製造巨大的麻煩甚至災難，因為一個缺乏公民意識和契約精神的社會，公民既是受害者，也可以反過來成為威脅政權合法性的要挾者，一個普通的交通肇事案或拆遷事件，只要當事人把事件擴大化、政治化，即可成為要挾政府進行議價的籌碼，這也是當前中國社會面臨的一個巨大難題：維穩成了一把雙刃劍，既可損害公民的權益，也可以成為公民乃至地方政府要挾更高一級政府的法寶，花錢買穩定將成為一個無底洞，總有超出政府承受極限的一天。
而像艾未未這樣的社會精英致力的，不過是夯實民間社會的基礎，為長遠的社會穩定和民主轉型奠定中堅力量，艾未未所呈現的公民精神和自覺擔當，恰恰是遏制社會撕裂的有力中和元素。悲哀的是，在當前的非理性決策機制中，他們看不見真正的敵人——法治缺失而潛規則橫行即將損害包括當權者在內的社會全體，以及那些埋藏在社會地基裡的怨恨和暴戾在蔓延，他們幾乎延續了未經徹底反思的文革治理模式，只看見那些激昂文字的書生和浪漫主義的藝術家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