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忠縣城裡「春華秋實」的人。「春華秋實」是我家大門上石刻的四個大字，因此人們都這樣叫。我家是書香世家，民國時父親當過開縣等縣的縣長，主編過《忠縣誌》，在地方上很有聲譽。父母做主，很早就將我許配給了天塹鄉陶大老爺的兒子陶奎。陶大老爺叫陶華軒，是有名的鄉紳，他有三個弟弟：陶吉軒、陶馥軒、陶南軒，都是滿腹文章的人，陶吉軒還當過四川省參議員。當時陶奎剛從朝陽大學畢業不久，在磨子鄉完小當校長，人很不錯。
我的婚期定在1950年正月十二，這之前兩個月，國民黨政府垮臺，形勢急轉直下，地主的日子已經開始難過了。我在重慶讀書的懋新弟弟在外面知道了很多新東西，多次寫信回來說我的婚事不能辦，明明已經解放了，還去嫁給一個地主做啥子。但是我父親堅決要履行婚約，說君子不能悔言。我是個孝順女，就聽從父親的話，在正月十二出嫁，到了天塹鄉陶家，那年我23歲。
新婚之初，我父親到陶家來做客，天天和我公公陶華軒在亭子樓上把酒談詩論文，非常投機，晚上要在燈下暢談到深夜。兩親家都很高興。但是，這種日子很快就過去了，因為土改開始了。
唉，說起土改就傷心。幾十年來，我想都不敢想，那是過的什麼日子啊，造孽呀……
土改是1950年冬天開始的。忽然之間，情況就變了，我公公陶華軒兄弟四個,包括陶奎這一輩的兄弟好幾個都被劃為地主。我還忘了說，陶華軒有100石租的田產，分給三個兒，陶奎名下有30多石，當然就都是地主了。陶華軒是個省吃儉用的人，不吃煙，不喝酒，不打牌，家產都是他幾十年辛辛苦苦積累起來的。
我是怎麼成了地主呢？按照當時的政策，應該以解放前三年的經濟狀況來劃成份，我是解放後才結婚的人，本來無論如何都不該劃為地主的。但是由於我丈夫是地主，他身體不好，不能去參加每月一次的訓話會，我就幫他去開會，結果我就成了地主。他不到四十就因為餓飯得腫病死了，我就只有把地主當老了。我也申訴過好多次，說我不是地主，但是哪個聽你的，搞不好還要說你是想翻土改的案，那就更嚇人了，我只有怨自己命苦。
當時的政策是減租退押，分地主的財產。開始人們還不大相信，怎麼要把別人的財產拿來分呢？後來看到硬是真的，很多人就積極起來了。民兵們擁到我們家來，把所有值錢的東西都強行搬走了，我剛結婚，娘家陪嫁的箱子、彫花床、罩子（蚊帳）等全部搬走，泡咸菜的罈子也不放過，我們身上穿的稍好一點的衣服當場從身上剮下來，不准多說一句話，最後把我用的尿罐都拿去當果實了。
事先我知道要分果實了，就把一些貴重的東西悄悄帶進城去藏在懋貞大姐家裡，誰知民兵們追進城去，在大姐家找到那些東西，全拿去了。你們不知道，想分果實的那些人有多凶。我公公為自己準備的生塋，好大一座墳，修得很氣派，也作勝利果實分了，墳都要分，他的棺材也給抬走了，也是果實。
每天白天晚上都在開鬥爭會鬥爭地主。只要一說開會，我就害怕。還好，我才到陶家，和人們沒有什麼仇怨，積極份子們拿完了我的東西就了事，沒有鬥爭我，但是我公婆和另外一些人就遭得慘啊。
他們把我公公吊起來打。你知道怎麼吊嗎？你想都想不出來。他們先把老人的兩個大指拇並在一起，再用一把火鉗把兩個拇指夾住，再用繩子把火鉗捆緊，再往屋樑上吊。你想，那是好痛！
寒冬臘月，民兵們把我婆母的衣服脫光，只留一件菲薄的單衣，然後把她丟進一個盛滿了水的大水缸裡，再把她的頭壓到水裡，過一陣又提起來再按下去。那個日子怎麼過？那是好冷的天氣呀，天上下雪呢，水缸裡的水冷得像冰，我婆母60多歲了，怎麼受得了。造孽呀！我們全部被押在旁邊看著，不敢哭，只有背過身去悄悄流淚。
我陶家的二哥是國民黨時期天塹的鄉長，也挨了不少的鬥。我二嫂更慘，她的手被點天燈。什麼叫點天燈？就是在手窩裡裝上油，然後放上燈芯點燈，你說怎麼受得了。她還被大針穿進指甲縫，痛得昏死過去。造孽呀……
陶奎在學校裡聽說了父母被鬥爭的事，坐立不安，就給天塹鄉的鄉長寫了封信，請鄉長關照一下父母。他和鄉長很熟，都是老鄉嘛。誰知鄉長把這封信交了出去，說陶奎沒有和父母劃清界限，陶奎就這樣被撤了校長職務，開除回家。積極份子們好做得出來，他們硬要陶奎去鬥爭會上打自己的父母和哥哥、嫂嫂，說是這樣才是劃清界限。我那個知書識理的丈夫怎麼能做這種缺德的事呢，但是積極份子們用棍棒逼著他，非要他去打，不然就打他，他只有含著眼淚去打。晚上回家後，他和我偷偷地相對痛哭。
那時天天都在開鬥爭大會吊打人，而且只要吊打人，就要把大人娃兒都喊去看，越是打得凶就越是要大家都去看，說是發動群眾。嚇死人啊！
村裡有個好吃懶做的人叫陶文鬥，十多歲了，不做農活，專門在外面要飯過日子。土改工作組說他是叫花子,苦大仇深，給他分勝利果實。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一分錢不花就會忽然得到這麼多財產，一下就來了精神，成了最積極的民兵，天天就提著一根棍子在村裡走來走去打人，想打就打，那個樣子好凶哦。這個人後來培養成幹部，送到部隊去當兵，轉業後在天塹公社當武裝部長，現在退休回來了，就在對面那個院子裡。
地主們起先在各自村子裡挨鬥爭，後來集中關到我們附近龍洞村的一個大崖洞裡不准回家。那個大崖洞是一個大岩腔，現在還是老樣子，後來我從那裡過都怕，當時那裡發生的那些事情太嚇人了。
我被強迫上山砍柴，每天做飯給洞子裡送，那些民兵冷，還要我送柴去給他們烤火，所以我看到了許多悲慘的場面。
縣商會的主席朱耀庭是大地主，他的老婆被關在大崖洞，這個女人長得高高長長，她挨的打就多喲，說不完。民兵們要她把金銀財寶交出來，她早就交完再也沒有了。民兵就把一條蛇放進她的褲襠裡，再把褲腰和褲腳繫緊，讓蛇在她的下身亂鑽。天，哪個不怕。積極份子還發明瞭一種叫 「舞轉轉」的刑罰，就是由一個身強力壯的大漢把朱耀庭老婆的手抓住一隻，使勁舞圈子，讓她在原地不停地旋轉。這個女人是個小腳，就是那種只有三寸長的尖尖腳，本來就不容易站穩，加上她已經上了年紀，哪裡經得住這樣「舞轉轉」，一會兒就昏倒了。民兵們不會就此放過她，過了一會兒又把她提起來舞。
朱耀庭的小女兒不到20歲，還是個閨女沒有過門，你猜民兵們怎麼整她？他們把她脫光衣服，捏住她的兩個乳房，把又粗又硬的豬脊毛往她乳頭裡刺，刺一下那個女兒就慘叫一聲。唉，人家還是個黃花閨女啊。這個女兒活不出來，後來跑到外面去了。朱耀庭是自殺了的，他一家真的是家破人亡了。
我公公陶華軒、叔公陶馥軒，還有我那個當過天塹鄉長的二哥據說是罪大惡極的人，鬥爭他們時給他們亂栽了好多罪狀，都是亂說的，哪有那些事情嘛，反正由他們想怎麼說就怎麼說，無法辯解。後來他們被押到烏楊鎮關起，天天吊打。這時已經快要過年了，不管日子怎麼艱難，年總還是要過的，我和陶奎就天天等著他們回來過年。到了臘月三十，家家都在團年了，他們卻沒有回來。唉，傷心啊——最後終於得到他們的消息，在臘月三十那天，正是萬家團圓的時候，他們父子叔侄三人被綁到神溪口，就是縣城對面的河壩，和另外幾十個地主一起槍斃了。我是幾天後才去收屍的，他們的屍體在河邊暴露了幾天，已經變顏色了。我們不敢哭，眼淚往肚子裡流，心裏比刀絞還痛。一家三個同時被槍斃，暴屍河灘，這是個什麼年頭？
家裡沒有一顆米一滴油，過年什麼吃的也沒有，我夫妻二人就沿著村子去要飯。好傷心喲，我家陶奎是朝陽大學學生、小學校長，一輩子為人善良，沒有做過虧心事，怎麼落到這個田地呢？而且陶奎是很顧面子的人，過年過節的時候去走村要飯，是多麼難受的事！但是沒有辦法了，只有橫著心去要飯。在鄰村趙大發家門口，我好一陣都不敢進去，因為趙大發以前是我懋智五哥的炊事員，我怕他劃清界限不認我了。哪曉得他才是個善良人，見到我們親熱得很，說以前我懋智五哥待他很好。趙大發煮臘肉招待我，我一輩子也不能忘記。
我婆母和二嫂都成了寡婦，還要經常挨鬥，不久就死去了。1961年，陶奎餓死，我和惟一的兒子相依為命，直到今天。土改時我23歲，現在我已經80了，將近60年來，我從來沒和任何人說過土改的事情，我怕提那些事情，說起傷心。
採訪後記
陳懋蘅老人家住在忠縣城對岸的一座山上,乘車跨過長江後在山間蜿蜒數里便到了。走進老人十分簡樸的家，有一種明顯不同於其他農家的感覺，那就是特別地整潔乾淨，房間裡沒有一點灰塵，完全不像農村隨處可見的零亂邋遢。顯然，老人確實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即使在農村勞動了幾十年，依然保持著很好的生活習慣。
當把話題轉到土改上時，老人像突然觸電一樣向我投來驚愕的目光，那目光裡包含著驚訝、恐怖、猶豫，更多的則是痛苦。她說，五十多年來，從來沒有人向她問起過土改，她也從來沒有向人說起過土改。「造孽呀，造孽呀——」，她反覆地說著這句話，眼中噙滿了淚水。一種銘心刻骨的傷痛，在五十多年後提起，依然不堪言說。
補記：陳懋蘅老人於2007年2月11日去世，享年81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