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環球時報》與香港中資媒體《文匯報》擔綱發起的批艾風潮讓人感到不安。這種不安是由這些批判文章彰顯的「軟實力」水準引發。讀者不知自詡「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共究竟要將中國文化蹂躪作踐到什麼地步方才罷休？也不知這種政治文化的墮落底線在哪裡？畢竟，中國十幾億人還不得不接受這個政黨的統治，這種墮落實在沒讓中國人長臉。
我分明從這些批判語言中感受到了中共批判文化的墮落。
自90年代開始，中共監於知識份子被批判曾出現「越批越香」的現象，對於所有觸犯意識形態底線的知識份子一律不再公開批判，只是封殺冷凍，不許各報刊再發表這類知識份子的文章，理由是「防止獵名」（傳達的文件上原用語），本人在《現代化的陷阱》出版之後就曾遇此待遇。
也因這一宣傳政策，90年代由中央層級主導的批判只見過一場大規模的對法輪功的批判，火力集中在2000年7月後的幾個月，此後時斷時續。但對知識份子仍然採取封殺方式，即使焦國標發表了《討伐中宣部》的網文之後，惱怒之極的中宣部也未下令公開批判，這些當然是出於害怕「越批越香」的考慮。
這次批艾的規格之高，是批法輪功之後僅見的一次。只是這次《人民日報》與新華社沒有出面，是內由《環球時報》出面、外由香港黨媒《文匯報》擔綱的一場污名化批判。
兩篇由新華社旗下《環球時報》發表的社評「法律不會為特立獨行者彎腰（4月6日）」、「是誰在嚴重違背法律精神？（4月8日），在警方根本未公布艾未未為何被捕、由何機構逮捕的情況下，越俎代庖代替司法機構為艾未未入罪，先說艾「涉嫌經濟犯罪」，又說艾「很多時候離中國法律紅線不遠」，這種語無倫次、以入人以罪為快的社論，已經完全超越了媒體底線，踐踏了媒體的職業精神。如果說此前《環球時報》在張丹紅事件上的不實報導未引起更多注意的話，這幾篇社評卻讓《環球時報》刻意披在身上的「媒體」畫皮剝落殆盡。受聘於該報的外籍編輯理查德．伯格（Richard Burger）在失望之下寫的「《環球時報》中外編輯之間關於艾未未的對話」指出，「這樣做是對新聞職業道德的嚴重侵犯——簡直可以說是毫無羞恥」， 「《環球時報》本身實際上就是中國渴望展示軟實力、渴望得到全球聲譽和尊重的一個產物」，但最近這「臭名昭著的社論」一出來，恰好與該報的目標「背道而馳」。
香港《文匯報》接連發表的幾篇文章，如「艾未未的真面目：五玩藝術家——五毒俱全」（4月15日），「假藝術家的真面目」（4月 19日），卻真讓人大開了眼界。我本人不是被其用詞之惡毒所震驚，而是被其用詞之下流所震驚，文章作者浸淫於個別性詞彙那種樂此不疲讓人不知該鄙視還是該可憐。4月19日的文章還標上作者姓名及銜頭：黃熾華，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副理事長，這種標籤不僅不足以證明文章有檔次，反而證明香港文化在97回歸之後的墮落。可以說，這些文章想污衊艾未未，結果適得其反，暴露了作者與報紙之品格品味均低下，成了他們的自污。
出生於50年代的中國人是被大批判文化滋養大的一代， 這代人當中的覺悟者痛恨這種大批判文化，但更多的人卻殘留這種影響而不自覺。從《文匯報》這兩篇批艾文章的用詞不潔正好可以看到中共批判文化的墮落。
在中共統治的上升期，毛澤東曾膨脹到想當「世界革命領袖」，大批判文化甚至超越國界，並結出一朵批判文化之奇葩——《九評蘇聯共產黨》（1963年9月 6日至1964年7月14日先後發表於《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的9篇文章之合稱）。其時被徵調來寫作的人士全是一時之選，如胡喬木、喬冠華、熊復、胡繩等。小組組長是康生，副組長是吳冷西，實際總指揮是毛澤東，鄧小平具體負責組織協調，下面還有一個龐大的秀才班子專門負責查找資料。這些文章中充滿了大話空話。
從批判文化氣質的變遷可以看出一個政黨的興衰。當其處於上升態勢之時，批判文化也充滿發皇氣象，彰顯出統治者的自信，《九評蘇共》可為例證。當政黨滑上墮落之途並走上末路時，批判文化也變得猥瑣不堪，成了辱罵，而且是下流的辱罵。
當年參與《九評蘇共》寫作的人士及其後裔一直以此為傲。不知寫作批艾文章的署名作者以後有此勇氣將這份「光榮」當作家族的「文化資本」傳之後世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