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紀念日，中國大陸悄無聲息。
中國人似乎不樂意和自己的歷史發生密切關係。由此出現一個尷尬的情形：抗戰將士後人找不到親人的遺骸，敬重抗戰英烈的年輕人找不到「一個給英雄下跪的地方」。
下跪的地方有。一個紀念為國捐軀英烈的忠烈祠就在南嶽衡陽風景區內，這個由國民政府在大陸建造的唯一一處紀念抗戰烈士的大型陵園，祠內設「抗日陣亡將士總神位」，卻乏人問津。因為人們不知道在八路軍華北敵後抗日和江南新四軍游擊之外，還有當時國民政府領導的22次正面大型作戰。
遺忘，改寫，甚至惡搞。
對抗日戰爭，中國大陸一直懷有複雜的態度。因為共產黨是通過抗日戰爭贏得了統治權，但八年抗戰又是在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指揮之下。由「寇」一變而為「王」，難言之隱使其無法照實敘說歷史。誰領導中國人趕走日本人，誰就具有統治的合法性。琢磨出爭取民心的高招後，就開始爭奪對抗日戰爭的領導權。在一個封閉的時空裡，中共對抗戰歷史的改寫相當成功，一代又一代受教育者被植入了那個偉大的神話：共產黨積極抗日，國民黨消極避戰，經過敵後根據地人民的浴血奮戰，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戰的勝利。蔣介石被醜化為一個從峨眉山下來摘桃子的陰險之徒，八路軍、新四軍和中共領導的抗日游擊隊，才是真正抗日的中流砥柱。一大批影片，從《地道戰》、《地雷戰》到《鐵道游擊隊》等，無一不在塑造抗日神話。敵人總是不堪一擊，人民的覺悟總是那麼高昂，一個計謀就能置敵人於死地。每個作品裡，都迴響著勝利的主旋律。
從不容置疑，到半信半疑，再到懷疑。國民政府領導抗戰的事實，才逐步浮出水面。
淞滬抗戰，臺兒莊大捷，花園口決堤，三次長沙會戰，常德保衛戰，衡陽保衛戰，駝峰航線，遠征軍，重慶大轟炸，芷江受降，一連串恢復了真實記憶的地名，促使人們思考一個問題：那八年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答案很簡單：只要說明白中共邊區政府跟中華民國政府的關係，說清楚八路軍、新四軍的來歷，由誰供養，受誰指揮，就一目瞭然。在中國軍隊之外，不存在一個什麼國民黨軍隊和共產黨軍隊，至於在戰爭後期，國共勢不兩立，始有共產黨軍隊的說法。但並未有相對應的國民黨軍隊的說法。國軍指的是國民政府之部隊，而非國民黨之部隊。因為倘若如此，就無法解釋中華民國政府管理國家的事實，以及中共和其他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歷史。即使共產黨撤出國民政府，那個政府依然是一個合法的聯合政府。所以，必須糾正這種以勝利者的口吻改寫歷史的傾向。從聯合抗戰那一天起便標榜「獨立性」，並不能夠為自己取得道德的優勢，而恰恰凸顯了不道德的面目。
現在的影視劇，恰恰在幾個方面顛倒歷史，為共產黨抹上不道德的黑灰。
戲說，破綻百出的故事，只因為政治正確，電視臺輕鬆過關，老百姓熱情追捧——「只要是打日本鬼子，我們就喜歡看。」（見《新民週刊》第二十六期）。時評家讚美說，看《我的兄弟叫順溜》「人們可以一邊大罵日本兵，一邊享受劇集帶來的充分喜感。」（見《精品閱讀》第三期）化慘痛為一笑，消費「抗日情緒」。
矮化日軍，一支佔領中國八年、讓中國人民付出巨大代價的軍隊，在中國大陸導演手裡，變成了不堪一擊的草包。而八路軍新四軍，宛如天兵，刀槍難入，國民政府的其他部隊則見死不救，各有盤算。這種戲說，使所有浴血奮戰的官兵不再有價值，而且，借用崔衛平女士的話，是第二次殺死了他們。
我們試圖在自己主宰的影像裡獲得自尊。一種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幾乎主導了所有抗日題材的製造。殘酷血腥的戰爭成了施展智謀的背景，集中發掘的一個個民間精豆式的人物，躍升為抗日主角，好像在暗示：正是他們戰勝了日本人。那更像一個弱者對苦難的歷史撒嬌。一個個無中生有的民間智慧符號，掩蓋得了民族整體沉淪的事實嗎？
我們沒有從戰爭中得到一絲長進。
《亮劍》《江南集中營》《八路軍》《新四軍》《我的團長我的團》《我的兄弟叫順溜》，諸如此類電視劇，一切努力都極力想把自己與國民政府割裂開來，對立起來，凸顯自身的正當性及正義性，暗示彼可取而代之的必然性。在真實的歷史面前，這種行徑是可恥的。
能否把自己還原於當時的情境中呢？一個是願意與否，一個是有無能力。
影片《南京！南京！》走向另一個極端。美化並不存在的人性的覺醒，一個是中國民眾的赴死犧牲，另一個是侵略者的良心大發現。一場慘烈的大屠殺，成為導演塗抹自己偉大發現的符號。批評家崔衛平發表在第十八期《鳳凰週刊》的文章說，影片「赤裸裸」的主題就是不再追究戰爭的責任，在一場大屠殺中，人性覺醒的收穫，勝過血腥和強姦。「沒有人需要為戰爭、屠殺及其帶來的創傷負責，沒有一方是在承擔、承受戰爭的重負。」從這樣的戰爭讚美詩裡，中國觀眾能獲得怎樣的記憶呢？
恢復戰爭記憶的，是《這是湖南。1937—1945》。這篇刊登於張立憲主編的連續出版物《讀庫》第三期上的長文，為作者鄒容在2005年5月至10月實地考察的碩果。深入抗日戰爭期間湖南幾次重大戰役遺址現場，通過當事人和知情人的講述與追憶，為我們提供了一幅立體可感的戰爭圖景。1942年新年的第三次長沙會戰，薛岳將軍統帥的第九戰區，以傷亡兩萬八千人的代價，使日軍遭受毀滅性打擊，傷亡總數超過五萬。這場被世界公認的戰役，是一場名副其實的勝利，提振了整個太平洋反法西斯戰場的士氣。常德血戰，彭士量、許國璋和孫明瑾三位師長壯烈殉國。衡陽保衛戰，方先覺將軍率領陸軍第十軍堅持四十七天，造成敵人重大傷亡，讓日寇心寒膽顫。日本戰史稱：「第十軍官兵，皆以必死之心負隅頑抗，寸土必爭，其孤城奮戰的精神，實在令人敬仰。」
遺憾的是，即使在這樣的文章裡，仍處處可見「國民黨部隊」「國民黨第八十二師」的字樣。我們已經偏離事實太多。這些部隊番號前面唯一能加的只有「中國陸軍」，不可能出現《我的兄弟叫順溜》裡「國民黨陸軍五十五師」的荒唐招牌。
1949年後，新政權採取諸多手段，消滅歷史的印痕。依照鄒容的這篇報導，最早自1953年3月，湖南省就責令南嶽管理局「迅速清除各處所有的‘反動遺蹟’」。到當年六月，忠烈祠內一百餘處國民政府軍政要員讚頌陣亡將士的題刻，就悉數被毀。緊接著，1958年的大躍進，碑斷墓毀，毀屍揚灰，到1966年文革時期，國民政府存在的遺蹟基本上被消滅殆盡。蔣介石題的「忠烈祠」僥倖保存下來，據說是由於老百姓取下當剁豬菜的案板而倖免於難。大陸只剩下干乾淨淨的紅色標語。割斷與歷史的所有聯繫，才能把自己置於救世主的神壇。遺留在大陸的抗戰老兵及其眷屬，屢受磨難。許多人死於非命。
至今尚未有一份抗戰英烈名錄。原有的譜牒遺失之後，後人難以接手，隨著時間的推移，無名的真的無名了，有名的也有意無意被遺忘了。
以紀實作品《雪白血紅》著稱的作家張正隆，給出了另一種無名者的秘密。他在採寫東北抗聯事跡時得知，抗聯有規定，戰士都沒有名字，只有號碼，所有場合只叫號數，幹部只稱呼職務，頂多加上個姓。他在第二十六期《南方人物週刊》的專欄文章說，這樣做為的是防備姦細和叛徒。平時聊天時也不准談個人及家庭情況。他們犧牲後，也就只有一個數字在人間，供後人揣摩數字背後那一條條鮮活的生命。好漢姚振山率領的吉東義勇軍六百餘人全部戰死，留下姓名的僅有他和兩位營長。「這是一場需要把姓名都犧牲了的戰爭」。作家感嘆道。
毀滅記憶最終是徒勞的。
我們能否嘗試，在楊靖宇、趙一曼、王二小、小兵張嘎之外，記住史恩華、王超奎等先烈的名字？在日本軍人敬重的對手靈前，獻上我們遲到的敬意與感激。
衡山上的忠烈祠，在每年七月七日抗戰爆發那一天，都會有一場莊重的公祭。自1949年3月29日，民國政府最後一次春祭之後，烈士們已經靜悄悄等待了很久，「而萬千國人像已忘掉，你死是為了誰？」（林徽因《悼三弟》一詩中的句子）
作者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