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拍攝的位於上海環球金融中心和金茂大廈旁的上海中心大廈主樓核心筒建設工地
據美國《世界週刊》報導，經營紐約市景點門票的袁鵬不久前回到北京給父母掃墓，剛剛歸來的他表示，他對北京的巨大變化只有兩個字描述：震撼！他說，他在北京已經「找不到北了(普通話摸不清東西南北的意思)，心裏很失落，感到回不去了，因為童年的記憶全沒有了」。上海籍移民呂玉新博士幾年前回上海探親時發現，上海的變化實在太大。在美國生活多年的他表示，由於中美之間文化差異，他感到自己「兩頭不是人」。
不僅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變化巨大，一些中國的中小城市及鄉鎮也同樣如此。紐約華策會小區拓展專員鄭楊超十年前從福州馬尾移民美國，「最近幾年回國幾次」。她說，出國時，家鄉是舊房子，現在到處在拆遷，「都不認得了」。溫州籍移民方銀生是溫州市七都鎮人，1995年赴美謀生，2010年回到七都鎮探親時「找不到家，因為小路沒有了」。
華人失落 心理受衝擊
家鄉巨變帶來的不僅是興奮，而且更有失落。有華人發表文章稱，一名加拿大華裔青年回到中國「並未找到自己的根」。青年說，在這段帶著祖輩記憶的特殊旅程中，爺爺姥姥嘮嗑述說的家鄉，早就在過去某個時間點上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現在這個他們根本不熟悉的老家，不只是建築，不只是老家的宅子，整個環境和人們也因為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下有了不同的發展。「那個魂牽夢繫的家鄉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沙斯曼(Nan Sussman)博士是紐約市立大學史泰登學院心理學教授，多年來一直研究世界各地移民的回歸現象以及這一過程對移民心理及文化衝擊。她接受採訪時指出，導致失根有兩個原因。一、中國變化太快，人的流動也太大。當移民回到他們家鄉時，家鄉變了，人也變了，許多東西移走了。二、移民本身也發生變化。他們已經適應在美國生活，其思想和行為已與過去不同。「他們突然感到對家鄉不能適應」。紐約華裔心理醫師金曉春博士指出，有些人有失根感，而有人則沒有。產生「失根之感」是因為這些華人仍保留中國文化，而沒有「失根之感」表示他們已經認同美國文化。
呂玉新博士在1970年就從上海下放到北大荒，1978年考入哈爾濱師範大學日語系。他在日本從事過學術研究，後在紐約聖若望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獲得世界史博士學位，現在幾所大學擔任教授。2009年，他回到上海，並到北大荒訪問。出國多年後，他回到中國感到很不適應，「對中國不習慣了」。他說，這種不適應是由人際關係和體制不同帶來的。他覺得自己既有中國文化，也有美國文化，「把中美文化混在一起了」。他舉例說，曼哈頓的高級廚師做的菜餚不同在調料的不同，廚師用不同的原料配製調料，關鍵就在這調料上。「我就像這個調料」。
同時，有些海外華人在設法保持中國的傳統文化。有位作者在文中描述加拿大一華裔青年回到中國的觀感。「在中國，我好像到了外國；回到加拿大，我似乎回到中國」。「炎黃子孫在海外努力守住祖先留下的文化傳統和生活習俗，但是中國卻大踏步地走向西化」。
四種情況 認同美文化
金曉春說，華人移民在認同美國文化上大致分為四種情況：認同中國文化、認同美國文化、既認同中國文化也認同美國文化以及既不認同中國文化也不認同美國文化。他指出：「最後一類人被邊緣化，生存比較困難」。
前兩類華人屬於單項認同。他們接受一種文化，或者堅持中國文化而抗拒美國文化，或接受美國文化而放棄中國文化。許多華人來到美國就住在唐人街，一句英文不會，完全是中國思維，拒絕美國文化。「這些移民比大陸的中國人還中國，但他們回到中國大陸也看不慣」。他說，一部分高學歷的華人很快融入主流，子女不講中文，有的家長驕傲地稱「我的孩子只講英語，將來要找美國對象」。他們的代價是犧牲中國文化。他認為，如果他們「能夠從中獲得滿足，也可以」。
他認為，比較理想的是第三類人，即雙向認同。他們既接受美國文化，鼓勵子女交美國朋友，也不放棄中國文化中的好東西。他們對兩種文化都認同，在學習和工作中容易如魚得水，既有美國朋友，也有中國朋友。「他們參加中國人的新年慶祝活動，也去美國人的教會禱告」。
香港學者蔡昌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移民。他在《新移民論：社會學的見解》一文中說，學者們提出六大類海外華人移民。一、落葉歸根，即旅居者心態；二、斬草除根，即完全受移居地同化；三、落地生根，即適應移居地社會，定居過日子；四、尋根問祖，即追尋及保持中華民族的文化意識；五、失根離祖，即處於流放狀態，如漂泊的知識份子與祖國的根斷了聯繫；六、再生重根，指跨越國家疆界，不願安居和生根在任何一個國家。
邊緣化者 處境最糟糕
金曉春說，有的華人在美國被邊緣化，其特徵是既不認同美國主流文化，也不認同中國文化，產生強烈的失落感。他指出，這些華人離開中國是因為對中國某些地方不滿，如有人與工作單位領導關係緊張，負氣離開。但是，他們到了美國以後，發現美國也不盡如人意，成為邊緣人。
邊緣化的人「最糟糕」。他們沒有中國朋友，也沒有美國朋友，喜歡抱怨，也不參加華人社團。他們不投入小區活動，也不做義工。因為天天不開心，結果患上憂鬱症。「我有的病人是這類邊緣人，抱怨中國不好，美國也不好」。一些人回到中國後又回美國，有人甚至來回好幾趟，感情最痛苦。他說，完全美國化的人回到中國也不習慣，但不會太難受。而認同中國文化的人能否回國發展得很好，也很難說。目前，在美國華人移民中，這幾部分人的比例各佔多少尚不知曉，因為沒有這方面的研究資料。
生根尋根 觀念大不同
近年來，美國華人掀起回中國尋根熱潮。每到夏季，華裔青少年尋根團陸續飛往中國大陸，讓在美國土生土長的華裔孩子回到父母的祖國尋根。與此同時，一些移民美國多年的華人也開始回鄉探親，滿足多年來的思鄉之情。
邱辛曄表示，他的感覺與尋根的人恰恰相反。他說，許多華人感到「失根」，是他們太講究「落葉歸根」，對家鄉的感情太強烈。華人的根究竟在哪裡？人的根實際上「是文化，是傳統」。他的想法是「落地生根」。他還寫下詩句，表達自己的心境。該詩的最後兩句是：「故國長辭去，美洲開我宗」。他說，別人是祖宗在哪，根就在哪。他的觀點是，子孫在哪，根就在哪。他說：「根不要跟著祖宗走，而是要跟著兒孫走。我們的兒子、孫子將來都是美國人」。
許多華人存有過客心態，對當地小區不關心。他說，這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結果顯示，華人小區的人數明顯減少，與實際情況差別較大。他認為，很多華人實際上已有身份，但是不想登記。他們「人在這裡，心在中國」，就像關羽一樣，「身在曹營心在漢」。
子女婚姻 成文化指標
對子女婚姻的態度是檢測華人父母接受美國文化程度的一個指標。黃瓊華說，過去華人在美國受到種族歧視，地位低下。由於排華方案的限制，華人不能購置房產，不能做聯邦僱員，也不能與白人通婚。許多華人只好回到中國結婚，也有的華人與非洲裔通婚。
美國白人實行一滴血政策。「如果白人祖先與黑人通婚，那麼後代就是黑人」。華人也是一樣。這些華人與黑人混血的子女也很難找到華人配偶，只有和黑人通婚。最後，他們就融入黑人小區中。她曾經見過帶有中文姓氏的黑人，感到很奇怪。這名黑人表示，他在華埠出生長大，但是父母讓他在雜貨店後面工作，「不讓外邊人看到」。黃瓊華說，許多華人父母希望子女和華人結婚。但是，住在美國中西部的華人就很困難，同學和鄰居都是白人，子女交的朋友也都是白人，於是家長很緊張。有的父母甚至把子女送回中國大陸，希望交個中國朋友。
福州籍移民鄭楊超說，她的鄉下同學基本上都來美國了，福州城裡的青年人都留在當地。她現在很少與同學聯繫，因為沒有共同語言。她透露，在美國讀大學時，也有白人同學喜歡她，但是遭到父母的反對。她說，比較理想的男友應該和她的情況差不多。
金曉春說，有的華人父母只接受中國文化。如果女兒找個白人，會受到家長排斥。「如果女兒找個西語裔或者非洲裔的對象，那就要父母命了」。他曾經遇到這樣的事情。一個十幾歲的華人女孩找了一個西語裔的男友，父母知道後，把女孩押送回中國。「有的父母甚至因子女找外族裔的朋友而與子女斷絕關係」。他說，一些西化的家庭在家只講英語，交的朋友也都是美國人。因此，他們的子女將來會和白人結婚，不會找中國男友。有份調查報告顯示，2006年，美國出生的華裔女性和外族裔結婚的比率佔到59.5%。
中國崛起 華人漸自信
黃瓊華認為，在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華人子女為了融入白人社會，不講中文，只講英語。有的華人家長給孩子帶米飯便當，但是孩子不要，因為吃米飯會被同學恥笑。但是，60年代中期美國黑人掀起民權運動。受其影響，亞裔開始覺醒。他們開始相信，「黃皮膚就是美，吃米飯是正常的」。
華人的意識隨著民權運動逐漸覺醒，也認識到，「語言也是人權」。紐約華埠曾經出現「義和拳」組織，反抗英語的強權。中國崛起後，美國華人開始恢復自信，擁抱中國文化。過去20、30年，中國大陸新移民湧入紐約華埠，主流社會出現一波又一波的中文熱，加上中國經濟起飛的大背景，中文成為主流語言。「但是，大多數研究華人的學者不會中文」。
她說，華人子女都有個自我認識的過程。她的女兒在美國中西部長大，同學都是白人，女兒也認為自己是白人。「她的學校請我去演講，女兒裝作不認識我」。後來，女兒參加學校演出，扮演一個角色，被同學認為「有外國口音」。實際上，她女兒的英文很地道，但因為膚色的原因，被認為具有戲中角色的口音。這件事讓她的女兒出現華人意識，承認自己是華裔，要求參加華裔俱樂部。「女兒後來想通了，世界不是白人的世界，世界的規則也不是白人訂的」。她認為，華人子女的族裔覺醒很重要，人人都要過這一關。
梁志英(Russell Leong)是美國出生的第三代華裔，家族來自廣東新會。他目前是洛杉磯加大(UCLA)英語系副教授，教授小說和詩歌寫作，出版過多部小說和詩歌，並擔任該校的亞美學報季刊編輯長達33年。他認為，「人的根實際上是心理上的想法，不一定要有一個物質載體」。
在舊金山華埠長大的他在1984年第一次回到中國，參加中山大學召開的海外華人文學會議。「看到那麼多人講中文，覺得講中文並非低人一等」。他認為，美國華人小區與中國密不可分。中國強盛後，美國華人在經濟、政治上的地位逐步提高。「回到中國後，我覺得自己是個華人，也是個美國人」。
抗拒同化 「我的唐人街」
梁志英在15歲時出版《我的唐人街》畫冊，描寫舊金山唐人街的情況。他說自己具有「小村意識」，把唐人街視為自己的故鄉。「每次到外地出差，我都要打聽當地有無唐人街」。然後，他就去當地唐人街買醬油、醋、麵條和茶葉等。「吃過一碗麵條，感到很滿足」。
香港學者蔡昌認為，世界各地的唐人街是華人對抗同化的一種方式。他把移民融入新社會粗略分為同化(assimilation)和順應 (accommodation)兩種模式。前者指少數團體採取多數團體或主流社會的價值和行為標準，最後被多數團體所吸納；後者則是各族群彼此適應，共同生存。
在日常生活中如購物、娛樂和語言溝通等，「華人移民主要在自身族群圈子裡，造成華人一直獨立於主流社會」。不過，近代社會逐漸舍去上述兩種融入模式，改而提倡多元文化。「多元文化贊成社會應具文化多樣性，少數民族的語言和生活方式應予保護」。他指出，多元文化社會加上文化融入和身份認同因素，都會衍生華人的「失根、尋根和重根」的身份追尋過程。不管是經過同化、順應或多元文化移民，還是變成落地生根的居民和落葉歸根的旅人，大多會經歷過被主流社會排斥的痛苦。他認為，「未來的地球村將更會是一個移民的世代」。事實上，推動多元文化和共融文化會是走向文明世界的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