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毛澤東一聲號令，「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導致大約1600多萬初中和高中畢業生被派往中國農村地區。這場上山下鄉運動，歷時十多年，影響到的知青佔當時中國城鎮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波及當時中國城鎮大約一半的家庭。
知青們在艱苦落後的農村地區耽誤了學業和事業，浪費了青春，失去了最佳年華。在雲南和北大荒等地區，知青被迫害甚至強姦的事件不斷發生。與此同時，中國在二十世紀後期曾經出現科技和學術人員斷代，也是知青上山下鄉的惡果之一。最後，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知青都返回了城市，用行動否定了這場運動。
就是這樣一場影響無數人命運的運動，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中，卻只佔了一頁的篇幅。該書指出：「上千萬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和邊疆，經受了鍛練，接觸了生產實踐，增長了才幹，為開發、振興祖國的不發達地區做出了貢獻。」不過該書也承認：「在青春年華失去接受學校教育的機會，造成人材生成的斷層，給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帶來長遠的危害。」
上山下鄉運動目的何在？
毛澤東為何發動上山下鄉運動？有人說，毛澤東在1968年要穩定局勢，所以要把造反的紅衛兵趕出城市。也有人說，毛澤東是帶有烏托邦理想的詩人，想培養新型的無產階級接班人。而當時的宣傳則是說，這是為了「反修防修」和「縮小城鄉差別」。
在這一點上，「中國共產黨黨史」第二卷倒是說了實話，那就是嚴重的就業問題。該書指出：「''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由於大學不招生，工廠基本上不招工，商業和服務行業處於停滯狀態，城市初、高中生既不能升學，也無法分配工作。僅1968年，積壓在校的1966、1967、1968屆初中和高中畢業生達400多萬人。」
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想出了把這些初、高中畢業生送到農村「接受鍛練」的「高招」。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沒有讓知識青年在工廠裡接受最先進的工人階級的再教育，而一定要讓「次先進」的貧下中農承擔教育知青的重任。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毛澤東在號召知識青年下鄉之後，基本上就再也沒有對知青問題發表過具體指示，也沒有說知青的「再教育」需要多久才算完成。這些「革命接班人」在他心中的份量可想而知。
上山下鄉從自願到強制
就業問題早在建政初期就形成了，而上山下鄉也並不是文革的產物，只是在文革期間才達到了高潮。
1955年8月11日的《人民日報》社論說：「新中國成立的時間很短，還不可能馬上就完全解決城市中的就業問題。......家在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業是有一定的困難的。」
同年12月，毛澤東表示：「一切可能到農村中去工作的知識份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裡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隨後，在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決定：「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下鄉上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同時成立了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鄉青年領導小組，由副總理譚震林擔任組長。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譚震林在1965年提出一個15年計畫，準備在1965到1980年之間下放1100萬到1200萬知青。
從上面可以看出，建國初就逐步推動上山下鄉政策來減輕就業壓力。從1955年到1966年，中國大約有150萬青年到農村落戶。在初始階段，知青下鄉還有一點自願的成分。但是從1962年以後，在毛澤東「與工農相結合，加強思想改造」等左傾思想的推動下，上山下鄉越來越帶有政治色彩，開始帶有強制性。在1962年到1966年間下鄉的129萬知青中，多數人是由於家庭出身不好而無法升學和就業的中學畢業生，上山下鄉成為他們唯一的選擇。
文革開始以後，由於1966、1967和1968三屆的高中和初中畢業生積壓嚴重，中共將上山下鄉政策推向了高潮。1967年7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題為《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至此上山下鄉成為各級政府強制性的任務。到家裡動員，在工作單位施加壓力，註銷城市戶口，停發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的工資，手段不一而足。一些地方的口號是：「下鄉光榮，不下不行。」
文革中對毛澤東狂熱的個人崇拜更是被用來推行上山下鄉政策。1968年12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公布了毛澤東在12月11日發出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最新指示，把解決經濟問題的政策政治化，變成一場政治運動。
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使上山下鄉運動進入高潮。這裡有兩個數據：僅在1969年一年就有267萬城鎮知青上山下鄉；在1974年到1977年之間，又有750多萬人上山下鄉。
1976年，文革結束了。但是1977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大仍然強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工作，必須堅決貫徹執行。」1977年和1978年又有大約220萬知青下鄉。
知青用返城行動否定上山下鄉
滿懷熱血的知青們來到廣大農村之後，許多人經歷了生活困難，政治迫害、文化生活貧乏、理想幻滅等問題。
於是，在1973年6月到8月期間，中國國務院召開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討論解決知青問題。會議期間，一份新華社《情況反映》揭露了雲南、黑龍江和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數百名現役軍官強姦數百名女知青的情況。
1976年5月，中國國務院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在給國務院的報告中承認，一些地方迫害下鄉青年，特別是姦污女青年的案件又有增加；部分地區對下鄉青年的生活安置和培養教育工作仍然做得很差。
與此同時，知青都在想方設法通過各種途徑回城。
當時，許多幹部的子女，即使是下鄉了，也都先後以當兵、招工、提幹或者成為工農兵大學生的方式離開了農村，連鄧小平的幾個子女在他還沒有復出的時候就被送進大學。毛澤東本人也曾經推薦一些與自己關係密切的女青年進入大學。中國國務院當時也承認，幹部「走後門」安排子女的不正之風相當嚴重。
文革結束之後，鄧公意識到上山下鄉政策無法再持續下去。1978年3月，他在內部談話時表示：「現在搞上山下鄉，這種辦法不是長期辦法，農民不歡迎......城市人下去實際上形成同農民搶飯吃的局面。我們的第一步應做到城市青年不下鄉。」
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和國務院知青辦負責人談話時說：上山下鄉這條路走不通了。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終於提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人數將逐步減少」，對城市中學畢業生的安排原則加上了「城市安排」這一條。
此舉讓成千上萬在農村的知青聞風而動。從1978年底開始，中國一些地方出現知青遊行、請願等活動，要求回城。1978年10月，雲南幾個農場的5萬知青發動請願遊行和罷工，近百人在昆明火車站集體臥軌抗議。中共上層震驚，隨即派出調查組。
1979年1月，孟崗農場上萬名知青罷工，發出「不回城，毋寧死」的口號，上千名知青展開絕食抗爭。中央調查組趕到那裡，北京知青吳向東當眾割腕自殺，三萬多名知青跪在地上，齊聲高喊：「我們要回家！」其場面震撼人心，連調查組組長和一些成員都不禁為之動容。
1979年2月，官方終於承認在雲南的知青有資格回城。不到三個月，十幾萬知青離開雲南。全國各地紛紛跟進。到1981年，已經有600多萬知青回城。在雲南的知青的抗爭促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停擺。
浪費的青春無法補償
政府從來沒有向當年的知青或者他們的家庭道歉或者提供任何賠償。只有中國國務院知識青年領導小組辦公室1981年10月起草的《25年來知青工作的回顧與總結》承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本來是解決就業問題的一次大試驗，但在文革中被當成政治運動去搞，指導思想偏了，工作上有嚴重失誤，造成勞民傷財，人民不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