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期，中國的宏觀經濟決策面臨許多困難。一方面，通貨膨脹壓力不斷上升；另一方面，中小企業流動性全面緊張，同時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財務困難日益加重。
深究起來，這些問題都與兩年前政府全力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緊密相關。當初政府實行財政擴張，銀行不計後果地發放貸款，成功保住了9％以上的GDP增長率。從2009年二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強勁增長，帶動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場的反彈甚至世界經濟的復甦。
但是，國際投資者的心態在一年半以前就已經開始發生變化。2010年年初，世界經濟剛剛踉蹌地走上復甦之路，一些投資者就已經開始擔憂中國經濟出現「硬著陸」。今天看來，這一擔憂可能過於悲觀，但投資者所關注的問題是真實存在的。房價飆升之後早晚要發生回調；天量信貸之後可能出現不良貸款暴增；地方政府的巨額融資，也可能使得財政體系難以為繼。
經濟增長的成功與經濟風險的惡化，根源在於中國的經濟模式一方面是GDP至上，另一方面是政府控制大量經濟資源。這個模式在過去創造了「中國奇蹟」，但也引發了一系列的風險，比如結構失衡、效率低下和收入分配不公等等。東亞金融危機以後，中國通過大約十年的穩定增長來消化過去政策的一些後遺症，很難想像以後還會有這樣的機會。要保障可持續增長，必須盡快告別「中國奇蹟」。
增長過於平穩並非好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很高的經濟增長速度，自有其內在邏輯。改革以前經濟增長緩慢，農村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其他資源的利用效率也非常低。因此，改革以後強勁的經濟增長，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視為報復性的反彈。
中國特定的經濟模式有許多特徵，但核心是兩條。
一是各級政府不遺餘力地追求GDP增長，而且直接控制了大量經濟資源，包括國有企業、國有金融機構以及貨幣和財政政策。這就是姚洋教授所稱的「生產型政府」，因為GDP增長事關官員的升遷機會，導致地方長官像企業CEO一樣招商引資，發展經濟。
二是在改革期間推進非對稱的市場化進程，在基本實現產品市場化的同時，保留了大量要素市場的政策扭曲，人為壓低生產成本，增加生產利潤，提高投資回報，增強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這樣的扭曲必定導致部分經濟活動異常活躍，但資源利用效率低下和收入分配不公也就難以避免。
這樣一來，經濟增長強勁的時候自然好說，一旦增長疲軟，政府就會竭盡所能地刺激經濟增長。單從這一點來判斷，中國政府在全球危機期間的宏觀政策是相當成功的，其非凡的政策執行能力可能還令其他國家的政府羨慕不已。
然而，宏觀經濟政策固然要追求穩定，但以這種方式把經濟波動都熨平了不見得就是一件好事。經濟下行就像感冒，身體不適但可以幫助殺毒。而中國政府就像中國的許多醫生一樣，動不動就用抗生素，雖然避免了短期的痛苦，但身體素質反而下降了。
比如，全球危機期間中國銀行拚命放貸，就十分值得擔憂。它至少說明，國有銀行多年來在外資銀行的幫助下辛苦建立起來的風險控制體系，基本上就是個擺設。現在的通脹壓力和地方投資項目的財務困難，其實都是當初大力「保增長」的後果。這次也許中國還有能力消化這些問題，但無法再經受幾次類似的折騰。
進入常規發展階段
儘管「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問題，但究竟能否實現，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十一五」規劃提出了改變經濟增長模式的政策目標，最後卻顆粒無收。究其原因，恐怕還是因為政府過於看重經濟增長這樣的短期目標。正因為此，有些學者認為中國自2003年以來並無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還有些學者認為，一些官員和國有企業合流成為國家資本主義，成為中國政治經濟生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我更加關心的是，能否真正告別「中國奇蹟」，步入「常規發展」階段？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在兩個方面有所突破。第一是要改變政府過度追求經濟增長的做法，尤其要減少政府對經濟資源的直接控制。第二是要實現生產要素市場化的過程，消除對生產、投資和出口激勵的扭曲，糾正經濟結構的失衡。如果這兩個方面的改變成功實現，那麼中國經濟就可能進入一個全新的常規發展階段，也許增長速度會放慢一些，但質量會更高、結構會更平衡、增長也會更加持續。
第二個方面的改變十分關鍵。實際上，如果把改革以前的中國經濟看成無市場經濟，過去30年的中國經濟至多也只是個半市場經濟（產品市場已經形成，但要素市場還沒有實現）。現在有必要實現完全的市場經濟，這一步做起來難，但已經看到了希望。比如政府不斷調整資源價格，並將利率市場化提上了議事日程。最近勞動工資大幅上升，也有利於中國經濟轉型，促進收入分配的改善、消費的加速增長和地區經濟的平衡。
第一個方面的改革可能更難。其實領導人早就意識到過度追求GDP的問題，過去也試圖採取一系列校正措施，比如計算綠色GDP、強調民生的重要性，以及在一些重要政策如社會穩定和計畫生育等方面採取一票否決制。但其效果不明顯，特別是如果指標體系過於複雜，不但執行難，監督也難。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之道還是要靠增強民眾在官員任命、升遷上的發言權。但這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改變過度追求GDP增長的一個重要途徑，是減少政府對經濟資源的直接控制。現在政府「保增長」，說是靠財政、貨幣政策，最後其實是有利於國有企業和國有金融機構。但一旦釀成問題，埋單的還是納稅人。換言之，官員的權利和義務並不對稱，這非常不合理。國有企業可以存在，但其壟斷地位必須打破。因此，即使單純從改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來看，推進政治改革也已經迫在眉睫。
防範「中等收入」和「福利國家」的雙重陷阱
如果不改變經濟發展方式，結果會怎樣？其實多年前溫家寶總理已經對此給出了答案。他認為，中國當前的經濟增長模式是不協調、不平衡、低效率和不可持續的。舉個例子，2003年，投資佔GDP的比例約為38％，2010年更高達48％以上。如此高的投資率，顯然會影響到投資回報率，最近一段時期各地高速公路和其他一些投資項目的現金流出現問題，其實並非偶然。經濟結構需要適當的比例。這樣的投資回報，自然難以支持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這樣，中國面臨的一個直接挑戰，就是如何避免一些拉美國家曾經經歷的「中等收入陷阱」。經濟起飛成功了，增長卻很快停滯不前。拉美國家的問題是收入分配極其不平等、經濟缺乏創新能力等，這些問題在中國同樣存在。中國另外還要多出一個問題，就是資源浪費現象非常嚴重。政府集中大量資源追求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增長是保住了，但效率非常低，而且在資源和環境等方面還消耗掉了不少未來的增長機會。如此延續下去，中國經濟的希望又在哪兒呢？
過去八年，中國在調整結構方面毫無進展。收入增長儘管重要，但如果老百姓沒有安全感，同樣不會感到幸福。這也是我一向推崇政府採取措施保障老百姓享有「免於經濟恐懼的自由」的原因。
因此，中國要放棄單純地追求GDP增長，也要防範過早地落入「中等收入」和「福利國家」的雙重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