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審團」三個字，很早就聽說過，但沒什麼概念，只隱隱覺得，那是法庭的一部分，似乎跟法官差不多，反正是權力挺大的，能決定一個嫌犯的死活。
第一次對「陪審員」的真正含義有點瞭解，是在來了澳洲後。那是在2006年，原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袁紅冰等人創建了「審判中國共產黨反人類罪悉尼國際法庭」，受理了一起十九名法輪功學員控告江澤民、羅乾等人迫害法輪功，犯了反人類罪一案。法庭當時即找了七名普通公民做陪審團，大法官袁紅冰表示，這是按西方通行的海洋法系組建的，思想基礎是，相信普通公民憑自己的常識及良知就可對案件做出正確的判斷。當時聽著覺得挺新鮮的，又隱隱想起，似乎入籍澳洲時曾「學習」過，澳洲公民的義務之一，就是被徵召時必須充當陪審員。當時只是把它當作入籍時要考試的內容背下來的，並沒覺得它會跟自己的實際生活發生多大關係。
沒想到，四年之後，當陪審員的「厄運」，真的落到了我頭上。第一次接到通知時，因為已買好去外地的機票，就理直氣壯的推掉了。兩個月後，通知又來了，這次找不到什麼理由再推，只得去了。
那天被叫去的人很多，有幾十個吧。先是被告知諸多注意事項，然後被帶到法庭——已經開始審理的法庭，去進行現場抽籤挑選。
抽籤之前，我們即被告知，這是一個殺人案；而殺人犯正活生生的在我面前才一兩米遠的地方站著，我心裏一驚，覺的像在做夢，不敢相信這一切是真的。
抽籤開始了，不想耽誤時間的人都在心中祈禱不要抽到自己；我的心情則很矛盾，一方面，我也不想被抽到，誰都怕耽誤時間、打亂正常生活秩序；另一方面，我又有些好奇，想體驗一下做陪審員到底怎麼回事。
也許老天想成全一下我的體驗欲吧，還真選上了，選上的十二個人立刻被要求坐到陪審席那邊去，然後還有一個手續要進行——請檢控官和被告的辯護律師「挑戰」被選出來的陪審員，如果有任何他們看著不「順眼」的人，他們都可以要求把這個人換掉，且不需要給出任何理由。
「挑戰」的過程中，有兩三個人被換掉了，我注意到其中一個是拄枴杖的，一個是看起來很年輕的「嘴上無毛，辦事不牢」的女孩子。餘下的人，與新補充進來的，就組成了十二人的陪審團。我們十二人被帶到法庭邊的一個「密室」——陪審團房——交代一番注意事項後，很快又被帶上庭，宣誓上任了。
法官穿著紅衣，面帶仁慈長者的微笑，向我們十二個之前互不相識，卻突然這麼被組合在一起的陪審員交代了許多法庭規則，如不得與陪審團之外的人討論案件、不得自己回家後上網查詢與案件相關情況、不得自行到案發地點「考察」，最後必須就定罪與否達成一致意見，等等，同時也強調了，就用我們自己的良知與常識，只考慮在法庭上呈出的證據和證詞，來對案情做出判斷。
在冗長的法庭辯論開始之前——其實，早在抽籤挑選陪審員之前——我們就已被告知案件的基本情況，是個很典型的三角情殺案，兩個十幾歲的少年談戀愛，後來女孩跟另一個男孩好了，原來的男朋友知道了，撿了根木棍拎在手中，趕到情敵已經呆了一天的一個廢棄的空屋，一進門二話不說，一棍子照腦袋打去。
誰曾想，這根只有半米長、半公斤重、掂在手裡甚至覺得還輕飄飄的木棍，真就這麼把人打死了——雖然他不是當時死的，是送到醫院後大約兩天才斷氣的。
對這個過程，凶手供認不諱。需要陪審員做出定論的，以及檢控官和被告律師爭論的焦點只是：這是屬於故意殺人（murder），還是過失殺人（manslaughter） 。這兩者最關鍵的區別是：被告是否有要造成嚴重傷害的主觀動機，中國的法律似乎稱之為「故意」。
我沒想到，聽起來這麼簡單的、而且罪犯已經承認了事實，卻用了那麼長的時間來一條條說明、證實。檢控官為了向陪審團證明死者是被告殺的，先後叫了二十幾個證人出庭做證，包括案發當天的值班警察、救護車駕駛員、急救醫護人員、案發時在場的其他幾個少年，驗屍官、法醫，等等，甚至還包括案發當天，聽到過凶手與他前女朋友吵架的麥當勞的值班經理。所有這一切，只為讓陪審團認定：這個人的確是被殺死了，而且就是被天天坐在庭上聽審的那個少年殺死的。雖然他自己承認了，也得有不容質疑的證據和證詞。
這二十幾個證人一個個出庭、一個個被檢控官和被告律師質問（cross exam）的過程，居然整整用了一個星期。我時常向坐在被告席中的凶手望去，他是個只有十八歲的少年（案發時才十六歲），每天都穿著很整齊的西服安靜的坐在那裡。如果不是已經知道他是凶手，我絕對看不出他跟每天在公共汽車上看到的中學生有什麼兩樣。
唯一不同的是，他的臉上，帶著一種特別的蠟黃，和一種說不出的晦暗，讓人不自禁的想：負有人命血案的人，畢竟是不一樣的吧。
更多的時候，我在想：犯罪的成本，有多麼高啊！法庭為這個案，連續開庭一週，叫了這麼多證人，還有那麼多工作人員，以及旁聽的親友，連帶十二個陪審員，得耽誤多少人的多少時間啊！而且，如果十二個陪審員最後對案件不能做出一致的裁決，達不成統一意見的話，這個陪審團就得被解散，法庭將不得不另找十二個人，然後把整個過程再來一遍。
最後一天的庭審，也許是此案的高潮，而最關鍵的，是檢控官直接向被告發問。
檢控官是個體態魁梧的中年人，相形之下，被告身形很瘦，又臉色臘黃，看起來根本不是挾著正義「俯瞰」他的檢控官的「對手」。
在經歷了一系列的「鋪墊」之後，檢控官開始發問了，問題連珠炮似的一個接一個：
「你拿著木棍走向那間廢棄的屋子時，心中充滿了怒火，想找他打架，對不對？」
「是的。」
「你想狠狠的打他，是不是？」
「是的。」
「你那時已經做了兩年的體力活，體格很強健、很有力氣，對不對？」
「是的。」
「你用了很大的力氣朝他頭上打去，是不是？」
「是的。」
「你想造成嚴重的傷害，是不是？」
「是的。」
「你想打死他，是不是？」
……
「不是。」
聽了一連串的「是的」之後，突然聽到這個「不是」，在「不適應」之餘，這才意識到：這名少年，差點就自認有殺人的「故意」了。
所有的證人都問完了，所有的證據都呈堂了，所有的過程都錄音並做了記錄了，接下來，就該由我們十二個來自不同社會領域和階層、被隨機抽中的陪審員，來為這名少年定罪了：是故意殺人、還是過失殺人？
經過了一週的時間，天天在法庭裡看著被告、被告的父母，以及死者的父母、親人，這個時候，才突然真切的意識到：我們的手中，真的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啊。是故意殺人，還是過失殺人，被告要承擔的後果，對死者家人的心理影響，那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們把故意殺人認定為過失殺人，那就沒有伸張正義；反之，如果我們將過失殺人認定為故意殺人，那被告的一生，是否就因此毀了呢？
陪審團中三名心軟的女士，被這份沈重的責任壓的哭了出來。我在中國因修煉法輪功而坐牢，在牢中被妓女踢打、被電棍電暈過去又醒過來時，都沒有哭過的，這時因受不了有別人哭，也哭了出來。
囿於法律的限制，我不能透露陪審團是怎樣做出最後的認定的，只能說最後的結果：我們用了將近一整天的時間，達成了一致意見：這應該是過失殺人。
與漫長的一週的審理時間相比，宣布此結果只用了一、兩分鐘。當聽到「過失殺人」這個裁定時，臉色一直臘黃的被告止不住猛烈又無聲的抽泣起來，他的父母也相擁抱頭痛哭，激動得難以自己。對於他們來說，這真是性命攸關的一刻啊！
看不得別人哭的我，又差一點要哭了，但只能拚命忍著。還好，法官要求立刻將我們帶離法庭。當我故意擺出一副「面無表情」的樣子經過死者家屬坐著的地方時，我不敢看他們，只聽到其中有一個人從牙縫裡向我們說道：「錯誤的裁決！」我加快腳步向「陪審員密室」衝過去，不想淚崩於「外人」面前。
漫長的「陪審生涯」終於結束了，但我們心中沒有一點輕鬆感。不管怎樣判，死去的人都活不回來了。工作人員交代我們說，可以問他們要一份我們已做過陪審員的證明信，有了這封信，我們可以在三年內不必再做陪審員了。
我跟其他五六個人一起，耐心的等著法庭給我們出具了這份證明。不知是誰提議說：一起去喝一杯吧。我們默默的走到法庭附近的一個小酒吧，各自要了自己想喝的。然而就算是美酒，也扭轉不了那凝重的氣氛。沒有誰多說話，坐了一會兒，也就散了。
就這樣，我終於「體驗」過陪審了。雖然這是一種我不想再次擁有的體驗，然而卻是一種非常有益的體驗。我體驗到了在真正的法治社會、公民社會，普通公民是怎樣被賦予權力、又是怎樣行使權力的。但這樣的體系下，很難想像，會發生在中國那種法官剛一接到某個案子，就被各方面「關係」「遞條子」的事情。我們十二個人，都是臨時抽籤抽出來的，跟本案涉及到的任何一方都沒有任何關係（有關係的必須報告並迴避）。檢控官和被告律師在法庭上擁有同等的、足夠的時間和機會，向陪審團呈現自己掌握的全部證據和證詞，並用最「天花亂墜」的語言去說服陪審團接受自己的說法和結論。
十二個並不擁有法律專業知識的普通公民，就這樣憑自己的良知和常識做出有罪或無罪的裁決；而所謂「法官」，所能做的，只是根據陪審團的裁決，和相關法律條款，來決定這個人的量刑而已。
人們常說，司法公正，是一個社會公正性的最後一道屏障。這次審理命案的過程雖然令人痛苦，但也讓我切身感受到，澳洲的美麗，不僅僅在於她的風光，而是貫穿在社會的方方面面。
回望中國，那些被無辜關在牢中、那些數十年走在茫茫上訪路上、那些被城管趕得雞飛狗跳的同胞們，何時才能享受到真正的司法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