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顛覆中華傳統文明方面，毛澤東所起的作用超過中國歷史上任何人物。 (Getty Images）
近幾年來，隨著中國前景陰雲漸濃，毛澤東及其統治模式無論是作為未來中國一項備選的政治模式，還是作為一個無法繞開的歷史問題，都越來越頻繁地回到公眾視野中來。今年8月27日，近百位黨內開明派及知識份子在北京以紀念《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30週年的名義舉辦的座談會上，再次提到正確認識「文革」及毛澤東於當下政治的重要性。
認識毛澤東歷史作用的幾個視角
由於北京當局在毛澤東的問題上不肯直面歷史，還利用各種宣傳機器有意呈現放大毛澤東政治生涯中的「光明面」，不但造成了年青一代對毛的錯誤認識，還造成了國人政治思維的嚴重混亂。
對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革命與統治，至少應該從三個視角加以觀照。這三個視角依次是：一、中共黨內對毛的認識與反思；二、超越一黨利益、從中國歷史發展的視角考察毛對中國文明（含精神與物質兩方面）進步所起的實際作用；三、毛對國際社會尤其是所謂「亞非拉革命」所產生的重大影響。其中第一個視角，即中共黨內對毛的認識與反思是最關鍵的視角。第二個視角的觀照，恐怕得等到中共統治結束之後才能真正開始。至於第三個視角，國際社會已有的研究已經不少，只是中國人當中的絕大多數無法獲知這些信息。
其實，中共黨內對毛澤東及「文革」的反思，現階段北京的宣傳在方向上是完全錯誤的。就算是方向正確的反思，也無法達到1981年曾經達到的思想高度。
中共黨史上唯一的一次全面自省
1981 年，中共中央曾出臺一份歷史性文獻《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份文件在正式出臺之前曾經過黨內長期深入討論。從1980年3月開始，由鄧小平、胡耀邦主持，以胡喬木為首的20多位黨內「高級秀才」共同參與寫出「草案」後，於1980年10月在黨內4000名高級幹部中對《決議》草案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討論，再經過40多位黨內高層人士再審議並反覆修改後，終於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其時，郭道暉（著名法學家，「法治三老」之一）作為全國人大小組的秘書，負責整理相關討論簡報等工作，有機會得悉討論情況。他發表於《炎黃春秋》（2010年第4期）的文章《1981年四千老幹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透露了這次討論的一些詳情。
這次討論涉及如何評價「文革」前17年、「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個人功過等數方面。《決議》草案提出，在「文革」前 17年當中，多數情況下黨的路線是正確的，取得了偉大的成績。與會者對這個結論不完全同意，認為由於1949年以後中共不斷地搞政治運動，出了很大偏差，整了幾百萬甚至上千萬人。但這不是黨犯錯誤，主要是毛澤東犯錯誤。對毛澤東思想的評價，有許多發言很深刻，比如團中央胡克實認為馬列主義尚且沒有什麼「體系」，毛澤東既沒有「全面發展」馬列主義，為何反而形成了「體系」？如果有，也是不科學、甚至是反科學的體系，如「繼續革命論」、「黨內資產階級論」等等。李維漢從十個方面列舉了毛的「片面性錯誤」，涉及到毛知識方面的結構性缺陷，如只熟悉農業社會，不熟悉工業社會；只瞭解中國線裝書，不瞭解近現代西方科學知識及人文社會科學；把「自力更生」變成「閉關自守」，等等。
這次討論還涉及到毛個人的為人行事及思想作風。與會者認為1949年以來許多政治事件的發生與此有關。比如李頡伯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不是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開始，以整人告終，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胡克實認為毛善用權謀駕馭下屬，「文革」前他兩次親耳聽到毛講話，一次說要「釣魚」，即搞「陽謀」；一次說要搞「剝筍政策」，在黨內一層層剝掉（異己分子）。孫冶方說，毛主席熟讀的不是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線裝書看得太多，把封建社會帝王將相的權謀用到黨內鬥爭上來了。還有人指出毛澤東經常出爾反爾，常因政治需要否定自己所言並嫁禍他人。夏衍則用16個字概括毛的錯誤：「拒諫愛諂，多疑善變，言而無信，綿裡藏針。」他說1957年反右時，就有人指出，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羅聯盟，而是怕黨內出赫魯曉夫。還有人指出毛澤東善嫉，對功勞名聲曾蓋過他的朱德就因嫉妒而打擊。
這些曾長期在毛手下做事的高官們的回憶，其可靠性自不待言。就其見識來說，當然也遠比那些在毛身邊從事廝役之職的衛士長、護士長、女服務員高得多。後者見其小不見其大，往往以毛興之所至的一些小仁小義來判言毛有大仁德，全然不知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更應該考較其大智慧與治國之才。只可惜這次討論的言論都被當作「國家絕密」束之高閣，一般研究者無緣問津。後來通過的正式《決議》主要遵循鄧小平與主持起草的胡喬木的意見，並未採納大多數與會者的看法。
人類文明史上的天問：為何獨裁者崇拜毛澤東？
中國官方學者現在津津樂道「偉大領袖毛澤東」對世界曾經有過的巨大影響。國內專研中國外宣歷史的何明星曾寫過一篇文章，標題就是《毛澤東著作在世界的傳播 ——「紅色世紀」留給當代中國的巨大文化遺產》。作者將受到毛思想影響的「革命領袖」歷歷細數，衣索比亞、貝南、馬達加斯加、迦納等國的「革命領袖」均列為「毛主席的好學生」。何明星有意避開了一個關鍵問題，即這些「毛主席的好學生」後來大都成為獨裁者，給他們的國家與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這些「毛主席的好學生」當中，少部分人是先通過民主選舉上臺成為國家領導人，待成立內閣後再伺機實行獨裁統治，但更多的人是通過革命之路直接走向獨裁統治。這些人由「革命領袖」變身為獨裁者，其間幾乎不需要思想與行為的轉換，區別只在於掌權還是未掌權。卡扎菲與毛澤東的相似性，我已在《從革命者到獨裁者：卡扎菲最像誰？》一文中介紹過。本文且以紅色高棉的領導人波爾布特為分析樣本，就知道毛主席的好學生具有何種特質。
如果說毛澤東的其他學生主要是受到毛的思想影響，那麼波爾布特則是受到毛的親炙及大力栽培。1952年及1957 年，波爾布特曾兩度秘密前往中國受訓，通讀了毛澤東的全部軍事著作，從武裝割據到農村包圍城市等等，並確定毛澤東思想為柬埔寨革命的指導思想。1962 年波爾布特當選柬共總書記，於1965年11月第三次親赴北京「探尋革命真理」。在北京的三個月受訓過程中，陳伯達、康生等人給他系統地講解「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等理論和經驗。1966年2 月，波爾布特返回柬埔寨開展他的革命事業，把柬埔寨勞動黨改名為柬埔寨共產黨，1975年，他發動「紅色高棉運動」，推翻親美的朗諾政權，建立一黨專制的獨裁政府。1976年至1979年間出任民主柬埔寨總理。
波爾布特學習毛澤東的「成績單」如下：在其執政的3年零8個月時間裏，柬埔寨人口驟減了三分之一(《國際統計年鑑》 1995年版）。在殺人的速度上，它超過斯大林的肅反；在施害的廣泛性上，超過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在殘暴和野蠻的程度上，超過希特勒納粹；在毀國毀民的後果上，超過非洲的盧安達。這場人類史上無先例的大屠殺，其性質使所有史學家至今難下定義。就連英文詞彙 Genocide（有計畫的滅種和屠殺）也不準確，因為它既不是種族間的，也不是地域間的，既不是利益間的，也不是宗教間的，甚至都算不上意識形態間的。因為除了波爾布特臨終前的譫妄——「我沒有屠殺，我只是在戰鬥」，至今也沒有什麼理論或者著作來說明或解釋這次屠殺的目的是什麼。在此期間，據說中國總共向紅色高棉提供了高達10億美元的援助。而紅色高棉與毛以及中共的關係，除了中國人之外，世界都知曉。
在顛覆中華傳統文明方面，毛澤東所起的作用超過中國歷史上任何人物。「毛主席的好學生」具有的反人類、反人道、反文明、反理性特性，以及毛親手發動的「文革」對中華民族造成的傷害，都離現在並不遙遠。但中國當局為了維護一黨專制的極權政治，不僅有意忽視這段歷史，還刻意矇蔽國民心智，給中國青年一代（包括少部分毛澤東「文革」政治的既得利益者）塑造了一個與歷史真相完全不符的毛形象。這種政治舉措，不僅貽害中國當代，還使中國未來的政治前景非常晦暗。如果不搬開毛澤東這塊遮蔽光明的巨石，中國還會在專制這條路上徘徊很久。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