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上午，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首次發表《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以官方書面形式界定了當前中國的「六項核心利益」，分別是「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看似這好像是中國國家、通過國務院新聞辦發布的一部「和平宣言」的「白皮書」，實則這卻是中國60多年一貫執政黨的一部最新宣言。
這部《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全文共13000字，分別就中國和平發展的道路開闢、總體目標、對外方針政策、歷史必然性和世界意義五個方面進行了闡述。值得特別一提的是，這部「白皮書」，極端少數、出人意料的提到了中國《憲法》為六項「核心利益」之一。其實，所有13 億中國人非常清楚，中國《憲法》至今60多年一直在「零運行」，沒有任何一個《憲法》的法律執行與裁判機構，也從來沒有審判或審議過任何一例《憲法》案件，將「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列為另外的「核心利益」五、六，實則為我所用。是執政黨「最高利益」結合的最高體現。
在這個「白皮書」的第三部分「中國和平發展的對外方針政策」中，白皮書以單獨一段的形式明確列舉了六項「核心利益」，包括「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與此同時，白皮書也宣稱，中國充分尊重各國維護本國利益的正當權利，在積極實現本國發展的同時，充分顧及他國正當關切和利益，絕不做損人利己、以鄰為壑的事情——這是中共利益的最新說法，未來的發展足可以印證這種說教的來源、以及中國對外利益怎樣來收場。
六項「核心利益」一詞，全球金融海嘯以來頻頻見諸於中國在國際廣泛的外交場合。它第一次在官方外交場合使用，是2003年時任外交部長的唐家璇同美國國務卿鮑威爾的會談中，將臺灣問題列入中國的「核心利益」（其實質是：當「中華民國」出現時，還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前者卻成了一個非法者）。隨後的2009年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將中國方面的「核心利益」歸結為三項：維護基本制度和國家安全、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因為戴秉國將「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列在「維護基本制度」之後，曾引起知識界的異議和批評。
2011年3月，中國發表2010年度「國防白皮書」，在「建立軍事互信」部分中明確提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但僅僅籠統提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在訪美期間，也以對等口氣再次提到中美必須互相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不管是在亞洲或是在全球各國，中共黨的「尊重彼此核心利益」與全球各國都一直相衝突，且在未來還一直衝突到底。眾說周知：中國軍隊，不是國家的軍隊，而是中國共產黨的軍隊，這樣又有什麼「國家利益」可言，全球各國哪一個黨的軍隊能維護「國家利益」？這是全球各國與中國、中國黨的根源不同。
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梁光烈6月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戰略對話會議時，全面闡述了中國的核心利益，將其歸納為三項：中國的國體政體和社會大局穩定；中國的主權、安全、領土完整和國家統一；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其中這三項中，有兩項都事關執政黨的。「大局穩定」，是執政黨的大忌，絕不允許有執政黨之外的任何絲微變動；其「基本保障」，也是圍繞執政黨的利益而全面展開——這些都與「法制國家」相根源阻抗。
面對近年來中國外交頻頻強調其「核心利益」，許多觀察家、評論家將其解讀為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具有強烈自信、自我的表現；但也有資深研究者認為，從另一方面體現了中國執政黨的一些方面「危機感」；更重要的是：這種「危機」其本質是執政黨而非對任何政府而言，因為任何國家都要有一個「合法」的政府來領導，而執政黨卻要通過「合法」的國家機制來達到「執政」，中國的這種機制60年以來一直殘缺，形成了「一黨獨霸」一黨「獨霸天下」，沒有任何「法制國家」的基礎和來源，這是對外。而對內更是沒有任何「和平發展」的基礎可言，眾所周知的中共「十數次路線鬥爭」以及「文化大革命」等，這是全球各國怎樣的「和平發展」環境？一個國家的「和平發展」有外部、內部的「整體環境」，中國長期這樣嚴重背離的社會、政治、獨木行舟的國家環境，怎能撐起「和平發展」國際、國內大傘？
「中國想要保證其軍事雄心」，這是法新社7日發自北京的一篇分析報導的題目。文章表示，為了消除外界對中國軍費增長以及中國軍隊現代化可能產生的擔憂，中國在9月6日再次發表了繼2005年之後的第二份《和平發展》白皮書。這一白皮書重點強調了中國防衛政策的「和平」與「防禦」性質。在此之後，中國外交部又在9月7日週三就《中國和平發展》白皮書，安排中共中央外事辦政策研究局局長王亞軍等人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對外做說明。王亞軍週三在會上又宣布說，中國不會走「侵略、擴張和戰爭」的老路，中國不攻擊別的國家，除非中國受到了攻擊。
據介紹，中國《和平發展》白皮書，首次明確表述中國的核心利益。其內容包括，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以及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外界注意到，這是中國高官在國際外交場合多次提到中國核心利益後，首次做出歸納性的闡述。與先前的內容相比，有輿論注意到，中國最新發表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對中國核心利益做了延伸，擴大到了以《中國憲法》維持社會大局穩定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範疇，但《中國憲法》在中國沒有任何行使、實踐，豈不自欺欺人？
臺灣方面注意到，王亞軍週三在新聞發布會上重申了，中共在臺灣問題上奉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絕不容許分裂。王亞軍還說，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對此，臺灣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週三夜間回應說，大陸應放棄對臺動武，否則兩岸無法和平發展。中央社報導說，陸委會在週三深夜表示，當局已經掌握大陸日前發布「和平發展白皮書」的內容，呼籲對岸珍惜三年多來協商互動的重要成果，大陸更必須徹底放棄對臺軍事威脅、恐嚇，如果大陸仍一再堅持對臺武力威脅，將徒增兩岸關係的困擾和變數。一邊「喊打喊殺」戰火瞄準，一邊又「和平發展」來蠱惑人心？
路透社在馬尼拉注意到，就在中國發表中國《和平發展》白皮書的同時，與中國存在海域紛爭的菲律賓表示，將把從有爭議區域收到的氣田開採許可費用於防禦所需的軍費開支。菲律賓預算管理部長阿瓦德（Florencio Abad）說，馬尼拉將購買直升機，並修建雷達站，以加強防禦南中國海與中國存在爭議區域附近的油氣資源。阿瓦德表示，從位於巴拉望島以東南中國海海域馬蘭帕亞氣田（Malampaya）收取到近五十億比索（即大約一億一千七百萬美元）的開採許可費將為菲律賓武裝部隊必要的領土防禦需求提供資金，包括為馬蘭帕亞氣田自身的發電項目提供強有力的安全保障。另外，這筆資金還將為菲律賓空軍和海軍購買多架新的搜救巡航直升機，保衛相關地區的其它油氣資源。綜上所述，中國最新發表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並未能立即消除周邊國家和地區、用航空母艦開道的疑慮。
世界各國迄今還沒有「一黨專政」能長期「和平發展」的任何一個先例。
9 月7日中共黨報——人民日報旗下的先鋒媒體《環球時報》發表評述、提供了另一種「中國式」解讀方式。該報社論指出「政治制度進入中國核心利益圈」；並認為：「中國發白皮書明確國家核心利益駁斥國強必霸」；「中國政府對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最新表述，給社會增加共識至少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支點。這種來自國家層面的明確態度，有助於消除社會上的一些困惑，打擊那些不切實際的企圖。中國社會共識的凝聚，離不開政府的堅決推動」。但中共強勢、霸道的崛起，已經是全球各國經濟發展的「自由經濟」力量、「市場經濟地位」力量、「WTO締約國」的力量等等的全面圍剿……9月5日，世貿組織對中美「輪胎特保」案上訴在敗訴就是一例，全球有30多個國家實施對中國輪胎出口關稅，中國卻一意孤行的認為自己對，連WTO的裁判也不服。其實，「輪胎特保」案是30多個國家與中國的貿易抗爭，不依WTO法則，還能用什麼遊戲規則來審判國與國之間的貿易糾紛？
該報解讀說：中國政府6日發表《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重新界定了中國核心利益的範圍。其中「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以及「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這兩項，首次被正式宣布為中國的核心利益。這種界定是對中國核心利益實事求是的總結。白皮書列出的其他四項核心利益涉及主權、領土、國家安全、統一等，和過去的相同。總體看，外界對另四項核心利益的挑戰，中國已比較熟悉，應對的手段和資源比較充裕，但對於政治制度、社會穩定以及可持續發展這些核心利益，如何在中國改革的動態中維護它們，我們的經驗要少得多。
1949至今的60多年，中國《憲法》尚無法維護，連國家主席、國防部長、元帥都死活不保，中國憲法能「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憲法》能「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用《憲法》也無法改變中國非「法治國家」根源。
該報說：對改革將在什麼程度上觸動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國內外一直都有議論，對改革是否應當犧牲一些社會穩定，同樣存在爭論。白皮書將它們明確列入中國的核心利益，是一次重要的澄清和宣示。改革不易，除了改革的過程難，還在於把握改革的方向難。我們需要同時知道應當做什麼，和決不能做什麼。設定一個改革的方向，和設定一個改革的禁區，都同樣風險重重。對於社會穩定必要性的認識，需要大量不穩定的教訓做積累。中國政府6日的表述，看似僅僅幾句話，它的背後卻是最近幾十年全世界各種「改革」和「革命」的層層鋪墊，是中國必須往前走的路。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不斷推進，但政改的目標不是要顛覆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而是要使這個政治制度更加有效，豐富它真正為人民服務的工具，把「人民共和國」的理想不斷展開，變成現實。由於政治制度的最初建立是粗糙的，並帶著大量舊時代的影響，改革的內容浩大而複雜，它事實上在一刻不停地發生著。但中國的「公民社會」，依然相當薄弱，將「人民共和國」變成了執政黨的「中國」。
該報評論說：鼓動輕率改變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對中國國家命運和人民福祉的不負責任。在中國這樣的大國，一種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或廢棄，決不可能和平發生，社會大動盪是它無可避免的代價。在新中國用60多年時間改變了中華民族命運走向的時候，對是否存在一個與中國更契合的政治制度沒有把握，用一代人甚至幾代人失去和平來換取那個虛無縹緲的「政治天堂」，這對中國人民來說太冒險了。有尖銳的評論就此評論道，就是根源「暴力革命」起家、至今依然暴力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怎樣變革？要不要對自己「革命」？
該文稱：中國目前改革的外部環境不如上世紀80年代初期好，由於中國與西方逐漸形成競爭，希望或促使中國通過「改革」垮掉，已是西方的一項公開政策。這對中國改革形成越來越多的干擾，中國面臨根據自我需要加快改革，和防止被西方拉偏中國改革方向的雙重權衡。在每個關鍵點上都作出準確甄別，嫻熟調控改革的節奏和方向，不是容易的事。
此外，這部「白皮書」還重申了胡錦濤2011年早些時候提出的「亞洲精神」，將其歸納為「自強不息、開拓進取、開放包容、同舟共濟」。2011年4月，胡錦濤在博鰲論壇 2011年會上首次提出「亞洲精神」，主要包括：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開拓進取的創新精神、開放包容的學習精神、同舟共濟的團結精神。但這個「亞洲精神」，不包括亞洲人口大國印度、印度西亞、日本、巴基斯坦等等國家「承認」這種精神，這是什麼樣的「亞洲精神」？還有人質疑其最後兩句，「包容」與「同舟共濟」，執政了一如62年年以來、在中國完全「獨霸」的中國共產黨能包容誰？與誰能「同舟共濟」的同等「存在」？這種「亞洲精神」是完全虛無縹緲的，是自欺欺自、又自欺欺人一個花招而已。二次世界大戰之後60多年，整個亞洲至今沒有自己的金融、貨幣體系，沒有對亞洲致富至關重要的「自由貿易區」，作為亞洲最大國家的中國也沒有民主法治的國家機制，難道這就是胡氏所說的「亞洲精神」體系？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来源:《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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