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體對中美（以北京和紐約為例）物價進行了比較，認為國外品牌的普通消費品，在北京的確比紐約略貴，但市內公共交通以及涉及人工、知識產權的產品和服務，紐約明顯比北京貴很多。
但該比較並未列入恩格爾係數、房價與醫療價格，尤其是這些消費所佔收入的比例，北京顯然是一個高支出的城市。而且光看表面數字，北京的公共交通、服務業物價確實要比紐約低很多。就高檔的品牌服裝而言，兩地價格或許也相差無幾。但在兩地購物，顧客承受的風險依然是不同的，比如同一品牌或者服務，在中國的質量低於美國的概率無疑很大。
即使不比較，人們通過自身切實感官也能輕易得出結論，中國普通民眾的恩格爾係數相對較高，收入中用於購買食物的比重依然較高，食物價格的不斷上漲又是有目共睹的。據相關數據，中國農產品物流環節的損耗平均比例是 30%，而美日等國則為3%或更低。這其中，主要成本是高收費與罰金、過路費、高攤位租金、入場費等。與之相對的是，民眾的收入增加計畫一直未能有效實現。中國高物價的成本推動特徵也很明顯，不斷上漲的人力成本、資源價格重估等因素，都與高物價密切相關。
那麼，到底市場經濟的好處都去哪兒了呢？坦率地說，上游生產環節的市場化程度之高是不可否認的，比如各種農產品與菜肉類供應、電器服裝生產等，但是到了普通民眾手裡時，這些產品已經能夠被層層加價。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奇特的圖景，上游生產商賺不到錢甚至面臨虧損，而普通民眾卻承受高價格。不得不指出的是，近年來壟斷國企向社會分紅的計畫一直沒有實現。在很多產業方面，政府定價依然主導著市場，政企邊界模糊的代價最要普通消費者來承擔。
衡量不同社會物價帶給人們的影響標準，並不在於比較一條牛仔褲、理個頭髮、坐趟公交車誰便宜誰貴。問題的根本在於，這些數字並不能有效代表不同社會中人們面臨的交易成本分別是多大。須知，人們基於自身應有的一些權利在社會各項活動中進行交換與合作。人們的合法權利越多，互相合作的機會就越多，就越有機會得到更多好處。但是，一個社會如果有過高的交易成本，就會抑制這種活動並減少人們的好處。
因此，人們藉此希望政府能夠有效界定、保護人們的應有權利，並減少交易成本。人們需要減少的交易成本，既包括那些諸如不合理的物流費、入場費、攤位費等，也包括各種中間環節的政府定價，更包括權力腐敗帶來的交易成本。這些各式各樣的成本，徒增了普通民眾所要承受的各種商品價格，也損害了他們的福利。而且，如果相關部門未能及時有效界定和保護民眾權利的話，將會為整個市場增添很多不確定性因素。即使用相同價格購買的產品，人們付出的代價可能是不同的，比如食品安全、產品質量等。
